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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大纲》

  内容简介

  本书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蒋氏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蒋氏以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方案……本书对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的审视、省思和梳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堪称“小书大历史”。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字清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知名专家。湖南邵东人,早年就读长沙明德学堂。1912年赴美,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1935年后,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57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退休,病逝于纽约。著有《中国近代史》(后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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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推荐人语

  蒋廷黻自己接受过西方史学的训练和进化史观的影响,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内在联系,强调史学的训戒功能,并把导师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念。他在本书的《总论》中,一开始就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进化史观着眼,通过中西文明的对比,得出了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滞留于"中古"的结论。由此出发,他抓住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把先进的近代化和落后的中古状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十九世纪相逢,进而构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度过空前难关、摆脱中古状态的历史主题,把中国人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能否接受民族观念以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主要指标。

  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一个"初步报告"竟成了传世之作,这恐怕是蒋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总是偶然中寄寓着必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没有对近代史近10年的整体思考,怎么能在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写出如此大气、如此耐读的作品呢?可见成功总是与艰辛同步的。厚积薄发,大家之道,信然!

  节选自沈渭滨先生《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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