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来是比较喜欢秋天的颜色的，那颜色才真可以叫golden brown。说到这个词，我立刻想到了经济学家张五常那本香港版的《佃农理论》的封面（后来制作了纪念邮票）。拿自己得意的摄影作品《丰收》做封面，不仅仅因为对题，可能也因为这个“金黄色”是浪漫的色彩。秋日里，脚踏着落叶，坐在藤椅上幽静地读书曾经只是奢望的浪漫，今天倒也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真要感谢几年前种下的那些棵有色树种啊）。刚刚过去的浪漫秋日里，自己又读了不少“域外”的“浪漫的”书。而且，这几天的几件事，居然把这些书还给串联了起来。
先说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从英文版1954年出版到大陆中文版出版，间隔了半个世纪（听说香港和台湾很早就出版了中文版）。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大陆，中学生都知道，因为毛泽东在1949年写了一篇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浪漫的题目，不是吗？），而且收入了中学课本。他出生在杭州，参与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学生们对燕大（相对于西南联大）知之甚少。在我的老师里面，燕大毕业的也仅有一二。其实，燕大培养了不少著名的学者。说来也巧，《书城》杂志最近两期连载了关于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一篇长文。这些资料让我对燕大有了更多的了解。
前一阵子学生帮助购来法学家江平教授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我两个下午读毕。难得读到燕大校友回忆自己求学燕大的片段。正好，在书里江老也专门讲到了司徒雷登。不过他给出的关于司徒雷登身后事的一个细节，让我哗然。
根据江老的记述，司徒雷登曾立下遗嘱，请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的一半安葬在他妻子在北京中关园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1973-1974年间，由周总理秘密安排，傅泾波先生两次回国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燕园的请求，均无果而终。后来燕大校友向北京大学提出同样的请求，但教育部的回复予以拒绝，原因很简单，因为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怎能再让“他”回来？1986年初，傅泾波亲笔上书邓小平再次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中国安葬的问题。6月底，中央书记处做出批复，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他在燕大时的故居临湖轩。后傅泾波先生因健康原因始终未能再次回国，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之事也就此搁置下来。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也曾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临湖轩之事，但谁知几天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此事又不了了之。2006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遇到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少将，傅履仁再次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的个人请求，于是有了一个绝妙的折衷方案。在司徒雷登去世47年之后的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的半山安贤园。
但是，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今在何处，仍是一个谜团。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的郝平教授写过《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他说他那时候负责北大外事工作，为落实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一事，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还多方打听司徒雷登夫人骨灰的下落。他说“据司徒雷登回忆录记载，他的夫人1926年病故后，被安葬在中关园的墓地。为此，我专程前去实地查找。文革前，北大在中关园建宿舍，把原先的墓地迁出去了。由于当时没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墓葬到底被迁往何处。当时，我分析也可能会就近迁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也曾两次前去查过万安公墓的档案，可依然一无所获。听万安公墓管理处主任介绍，北京还有一处专门的外国人墓地，他会帮我留意，继续查找下去。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这里要说一下，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是胡适作的序。在我看来，这再合适不过。说起胡适，大陆今天有很多关于他的书了。我这些天在读的是《胡适口述自传》，是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本。该书是典型的“夫子自道”。外有顾廷龙先生亲笔题写的书名和唐德刚先生倾力译注，足见其收藏价值。上世纪50年代，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请求下进行了16次口述回忆，讲述了他的出身、家世、求学和治学的经历以及晚年的思想。20年后的1979年，在哥大的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根据录音和记录残稿，将其翻译并整理成书，而且还亲自撰写了内容丰富翔实的注释。尽管今天看来大陆版的这本书的纸张和印刷非常低劣和简陋，但它依然十足珍贵。
与胡适同样活跃在上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中研院”同仁当中，我特别要提及傅斯年和顾颉刚。这是因为最近有两则新闻与他们有关。一则新闻说，2010年12月25日是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为此，中华书局出齐了《顾颉刚全集》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册，2500万字。尽管顾颉刚只小胡适两岁，但却与胡适有师生友情，两位也留下不少学林佳话。我读台湾学者潘光哲写的《何妨是书生》时特别留意了胡适与顾颉刚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政治含义在大陆解放前夜似乎看得更清楚：
潘光哲的书提到，1949年1月17日，胡适夫人将与傅斯年夫妇同去台湾，胡适赴沪送行，顾颉刚得与胡适晚宴同席，他劝胡从此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在顾颉刚看来，“当国民党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从胡适对于自己的进退出处，完全不与顾颉刚坦诚以言，即可以想见，顾颉刚这一番话，胡适大概听不进去。两天之后，报纸刊出胡适已与傅斯年“同机飞台湾矣”的消息时，顾颉刚一度信以为真，后始知其误。当顾颉刚得悉胡适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则感慨说胡适“平日为国民党排挤，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最后，胡适自上海前往美国之际，顾颉刚送行，却是感伤不已：“适之先生来沪两月，对我曾无一亲切之语，知见外矣。北大同学在彼面前破坏我者必多，宜有此结果也。此次赴美，莫卜归期，不知此后尚能相见，使彼改变其印象否。”
上周的另一则新闻说，12月24日，台湾大学举办“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傅斯年校长逝世六十周年纪念特展”。邀请来1938年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第一年入学的多位校友，追忆往事。老校友在翻印放大的校刊里，阅读《傅斯年校长致诸同学第一封信》时，感慨良多。
我还记得那张“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学生游行的照片。据说走在最前面的旗手就是傅斯年。岳南写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让我对傅斯年有了好感。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自己虽说自己“非官非学”，但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刃有余，令人钦佩。
谁都不能忘记的是，《陈寅恪与傅斯年》里提到他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窑洞见面的场景，精彩而浪漫。毛泽东曾伤感地说起自己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经历，说自己的地位地低，大多数人都不把他当人看。那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等根本不会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对于毛泽东与傅斯年的会见，岳南在书里这样写道：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指傅斯年）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2010-12-29复旦九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