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它服务于从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1988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学接管，熊景明自此开始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熊景明谈起她主持“中心”的20年岁月，以及她足以“一窥20世纪40到70年代初云南省城生活”的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她仍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让我重新挑，我还是挑这一份。”
文/熊景明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助理主任、中国问题专家
1979年秋某一天，按报上两寸见方的小广告指示，我找到九龙亚街老街155号时，已近黄昏。这是一座别致的两层楼住宅，园中草地足够打羽毛球。典型英式建筑，八边形主房窗外，一丛棕榈郁郁葱葱。沿墙一排树木，紫荆、木棉、白兰花…… 门口没有招牌，大铁门关，小门不锁，推门可入。院中停放着一张小面包车，车身上写着：“大学服务中心”，便是这个机构的名称。
“大学服务中心”时代的一对年轻夫妇Anita Chan与Jonathen Unger，现都为中国问题专家
我就这样走进命运为我安排的归宿，至今未曾完全离开。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机构几度易主、搬迁，而将自己视为中心一员的海内外学子，不知几多。中心以举世无双的当代中国研究资料收藏著称，而众多学者对中心的归属感，中心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气氛，才是它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无形资产。2004年参加中心40周年庆典及研讨会的学者，可称为中国研究领域点将集会。研讨会论文集《中外著名学者论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可谓研究方法及论文写作的范本。
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邀请到中国研究领域的四位学术泰斗: 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Ezra Vogel(傅高义)教授, Lucien Bianco(毕仰高)教授， Jerome Cohen(孔杰荣)教授及 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教授。非常之巧, 他们同时出生于1930年，依然思维敏捷，活跃在学术界。已是杰出学者的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连同来参加中心第十五届国际研讨班的在校博士生，汇集成四代同堂的中国研究盛会。
中心第一任主任Jerome Cohen(孔杰荣)教授的全家福
会上宣读论文者，都曾到中心做过研究。我与他们每个人相知相识，都在中心。70年代末我来到时，中心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而且正面对生存危机。中国大门渐自打开，香港已经不是无可选择下的选择，学者越来越少，我成了最后留下的一名研究助理。到1981年，只有半份研究助理的事可做，才到图书馆工作。中心成立以来，分别向多个美国私人基金会筹款，包括卡耐基、福特、米兰、鲁斯、全国人文基金。而今向基金会申请经费的理由不在，不知道明年的经费是否有着落，员工随主任一道发愁。
此时，命运来敲门了。一家国营的图书进出口公司，从全国各地收集到一套始于50年代初的中央及地方报纸，征求买家。1963年成立以来，中国研究者依靠的中文资料主要是附近友联研究所的制作的剪报汇编，英文资料有英美出版的大陆传媒资讯翻译，以及驻港美国领事馆负责翻译的大陆报刊摘编。说起来很难相信，除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所有大陆报纸在1966 – 1977年间都禁止流传到海外 （有点像北朝鲜）。因此可以想象，得到这套报纸简直令人不敢相信。80年代，内地报刊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前，中心订阅了所有能够订到的内地杂志，共400多份，报纸50多份，超过当时香港各大学同类订购的总和。时任中心主任John Dolfen的先见之明，加上机遇，奠定了中心作为一流的中国研究图书馆的基础。
与中心结缘的人非常幸运，这不是一般的图书馆，也不是一般的研究中心。多年后，高华写了一篇文章，将中心称为“学术家园”。家园的风格在这个小院子养成。主任以中心为家，几乎都第一个来到，最后一个离开。从筹款，到接机送机，研究咨询，清洁及花园草木，事事操心。他优雅的台湾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儿女经常在中心出入， 和大家都熟络。近60岁的管家兼厨师余先生来自上海。每天中午，所有人围坐在长条餐桌边吃饭，聊天。学者离开之前，通常做一次演讲，这便是中心持续至今的午餐研讨会由来。四菜一汤，职工餐费港币四元，学者六元。可口的饭菜，Dolfen每天脱口秀一般的席间谈，令人难忘。余先生的助手姚妈妈年近70，总是笑眯眯的，喜欢和人“聊天”。鬼佬，鬼妹听不懂她的吴侬口音，对她点头微笑。
来中心常待的学者，大部分是做博士论文研究。访问从大陆来港的人，一待便半年一载，有的一住几年。对他们而言，这里是离家者的家，“中国”是聊不完的共同的话题。从1963年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发生多少震惊世界的事。文革中涌到香港的难民带来的故事，其悲惨、荒谬，自由世界长大的西方人，闻所未闻。当年的博士生得到的研究经费，可以让他们聘请研究助理。其中有些冒险游泳到来的偷渡客。这些故国情怀颇重的年轻人，利用地点的方便，办了一份杂志《黄河》。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中国变了。80年代，铁幕变竹幕，天天有重大新闻透过来。西方记者也来凑热闹，带来各种小道消息。今天的大学建制下，社会科学内部不同的学系相隔，学者去到异地开会，才会见到国外同行。到中心来的学者大部分来自美国，也有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及本港学者，还有人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聚在一道，以中心为“家”，夸学科之间交流，在此结成友谊，不仅是中心的特色，也影响到一代人的中国研究。
因为年轻，因为他乡遇之音，友谊和爱情容易滋生。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傅高义教授曾在中心遇到他的夫人，一位人类学家。小楼里，丘比特的箭乱射，偶尔中的。一天晚上，有个德国女学者试图推脱恋上她的男助手。她冲进我的房间来： “How to say ‘Leave me alone’？”“别烦我”。我整晚的工作被她不停打断，一点不烦。曾有一位美籍华裔女博士，穿着布料少得不能再少的衣服，在中心晃荡了一个夏天，不知有无收获。
这里，无论职位高低，年长年轻，彼此都直呼其名。后来我到中文大学，在中心早就熟知的Tony，Peter须称呼做X教授，X博士。彼此如何称呼，界定相互的关系，就是文化。 “没老没小”显然是美国文化。来到中心不同背景的人，都在这里播下某种与文化相关的种子，我自己也不例外。中午休息，我在天台上，教两位来自法国及香港的女学者跳云南民族舞，觉得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春天，木棉盛开，二楼阳台上铺满落英。我拾起花朵，看到有人进来，便大喝一声：“接住”，将花抛下。并非人人理解这个玩笑，以致后来必须去纠正“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
当时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学者的勤奋和专注。从清晨到深夜，都听得到老式打字机叭叭作响。余先生早上7：30开门，晚上不知何时锁门。我到中心替Jean Oi做研究助理时，下午去，十点离开，一定不是最后一个走的。1981年夏天我回昆明，被有关部门请去，客客气气地问我中心的事：什么样的人在中心做研究，都做些什么。我一一如实告知。末了，我说：国内大约没有人这么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教育问题…… 中国人应当感谢他们。那绝对是我真实的想法。后来在不少场合下，我被问及中、西方学者的不同。我认识的学者，有一类对研究有真诚而浓厚的兴趣，付出是自愿，探究真相是乐趣。这不算是西方与内地学者的区别，而显然在西方更为普遍。
香港中文大学田家炳楼八楼
1988年春末夏初，中心的主管部门，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达成协议，中心移交大学，大学承诺保持其馆藏及收藏方向，并永久对国际学者开放。余先生为中心的惜别会准备了美味食物，孩子们在花园里追逐玩耍，我十岁的女儿在内。她从一岁多就常跟随妈妈来上班，在这里度过许多快乐时光。拍合照时，我忽然十分伤感。照片的背景是成堆的纸箱。我完全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我将负责将这些纸箱打开，为中心另外布置一个“家”。
没有过硬的资历，我在旁人鼓励下去申请中心执行主任的位置。最后得到，非常意外，只想努力不辜负信任我的人。图书馆搬迁的麻烦，不足为外人道。当时第一批内地到中大来的访问学者，成了助我的天兵天将。每小时20港币对他们是高薪。我和20多位年轻人一起动手，周末将女儿也带来。虽然没有规定的开门日期，我们则像被人鞭赶一般工作。春节，大学食堂不开，从超市买来食物和这些“搬运工”一道在中心聚餐。我像一个严厉的监工，甚至开除了两位上夜班打扑克的人。回想起来，实在过份。
中心开张前夕，是个星期天，和女儿去花市买来八盆荷兰葵。绒绒的枝条散开，给这个半地下室带来生气。女儿帮我替平面指示图涂上颜色，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打理，我们留到晚上将近十点，心满意足地回家。谁也没有料到，中心迎来的第一批海外学者是改道而来。因为天安门的枪声，内地又成为去不了或者不愿去的地方。其中有耶鲁大学教授Deborah Davis, 密西根大学两名博士生, 韩国人Jae ho Chung, 法国人Pierre Landry。 Debbie 和 Jae Ho 后来加入了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25年来，她和Pierre对中心的关怀与贡献有增无减。
当时大学秘书长、负责中心交接谈判的陈方正教授任中心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通知6月1号发出，开会的日子在16号。其间中国发生巨变，香港民众的心态也变了。一向政治冷漠的港人，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感动，继之震惊且极度失望。想不到此时调查的结果显示，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这个春天是个转折点：更多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作为向世界中国研究者开放的研究图书馆及研究基地，中心的性质没有改变。
大学图书馆地库，只是中心临时安身之所。田家炳楼1990年动工，1993年落成。内部装修完毕，得到很大的满足，也从此不羡慕拥有大宅的富人。中心得到大楼最高两层，几乎是大学最好的位置。第二次搬迁，我已经是有经验的搬家公司工头。因为老远来到的学者必须每天来中心，我们不能间断开放。第二次的人海战术中，结识了另外一批内地来的学者，想不到他们和中心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我没有图书馆员的正规训练，也不清楚通常图书馆购书的操作程序，只一心想完善中心的馆藏。于是请所有到中心来帮忙替我们找寻资料，同时，找亲友、找内地图书馆负责采购的人协助。最多的时候，我数数中心的采购代理档案，共有60位之多。后来有10多位长做下去。
其中一位来自数学系的内地教授，推荐他下岗的姐姐替我们找资料。她从北京的一家到废品收购站收集过期刊网的机构得到一份可供书目。我一看惊呆了，始于50年代初的刊物，正是中心所缺，有《新华半月刊》，《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经济研究》等等。最意外的是一套老百姓听说过，而无法看到的《内部参考》。直到打开“中国邮政”帆布袋运来的纸箱，看到1949年至1964年初，每周一册的合订本就在眼前，我都不敢相信中心有那么好的运气。整个下午，我坐在九楼堆满“内部参考”的桌前，直到中心关门。我不明白为什么彭德怀需要写他的万言书，毛泽东和中国县级以上，有权看《内部参考》的领导干部，不都知道大饥荒，知道有“人吃人的现象”了吗？一个完全封闭的小小空间内的“新闻自由”，对毛时代做出真实的记录，可谓“铁证如山”。这就是《内部参考》。这套资料来到中心，成就了不少出色的研究。
完善年鉴及统计年鉴的收藏，也是依靠中心的“杂牌军”，后来渐渐从中冒出一位，神通广大，替我们几乎找齐了国家级和省级年鉴，绝大部分都从创刊号起。之后，他辞去工作，全职替中心寻找及购买图书。90年初，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出一份简报，通报美国各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年鉴收藏，中心也为他们提供目录。结果中心的相关馆藏超过其他图书馆的总和，简报也就没必要出了。我被邀请去美国亚洲图书馆员年会上介绍经验。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主要是运气，以及“非专业”运作，也许还因为云南人的老土作风；这些内地学者不单是代理商，是和中心一道，共同完成一件重要事情的伙伴。
中心图书馆从亚皆老街时代就定位，专注收集第一手资料。我看到一本80年代末出现的县志，如获至宝。这是当时的国家项目，但没有书商代理，试过许多方法，运气来了。我到福建参加一项扶贫项目，顺便请人介绍认识了福建省方志办主任金先生。他父亲民国时期任福建省师范学院图书馆长，成就之一是收集地方志。得到他的协助， 到2000年初，中心各级地方志及专业志的收藏遥遥领先。2004年1月，参加40周年团聚与研讨会的客人尚未散尽，喜庆的气氛仍在中心洋溢，得到历来最坏的消息：金先生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入狱，刑期长达12年。按照判决书，机密资料包括《河南省广播电视志》及那里的乡镇企业志两本。中国将近当时2800个县，收集地方志功夫繁琐。据说金先生因为收集图书得到服务费，虽有限，足以引起一名同事嫉妒，刚退休就被此人“告发”。中文大学校长为此去找了中联办主任，听到的只是官腔。
2003年开启的回忆录收集项目同样是应运而生。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人们的经历超出文学家的想象。私人电脑出现，开启了人人可书写的时代，回忆录书写成为这一代许多中国人的自我期许。我收到一本书稿，作者说：我一生受了那么多罪，现在明白，上天就是要我写下来，为历史作证。2007年夏天我退休，继续协助中心建立民间历史档案，同时幸运地请到以“林达”笔名写作的李晓林加盟，创建了“民间历史”网刊。
反映国情、民情的资料从来是中心收藏的方向。胡杰带着他的《寻找林昭》来到，立刻让我们意识到纪录片收藏的重要。中心最忠实的使用者之一，南加州大学的教授Stanley Rosen，每年夏天必到。他研究大陆电影，并用电影，尤其是纪录片让学生对大陆有直观地了解。收集独立制作纪录片，并向海外学术机构推荐，成为顺其自然的“媒作之和”。
我常将运气二字挂在嘴边，别人以为是故作谦虚，而我则对此深信。图书馆搬到中大后，面临的大问题是用什么系统将图书分类、排架。中文大学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大陆用前苏联学来的图书分类法。花了两个多月研究，内地方法政治挂帅，没法用。而去中文大学图书馆顺书架看一遍， 90%以上的类别都与中心收藏无关，剩下的10%又远远不够。况且，如果之前有人分错类别，只能按“判例”去做。例如《红旗》杂志，分在历史类，你不可更改。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居然大胆创立了所谓以研究专题为导向及排架的分类，只是从读者的角度去考虑，并随时以研究题目增加而新设立类别；同时按大陆行政区划号及地名缩写的地域码，将同一地区，直至县级的资料，在某个类别之下集中。例如关于某省的贪污问题，某县的贫困、教育等等都在书架上集中摆放。几年后，图书管理电脑化，这一套系统无需更改，字母及数字符号编码，直接转换为一目了然的主题和地点，令编目容易多了。设计这套系统时，大陆的中央集权松动，但我并没有料到后来地区差异如此巨大，令后来的中国研究下至个别地区。 这套分类法一直受到使用者的肯定，当别人告诉我中心图书方便查找，而且“找到一本，找到全部”，我都忍不住讲述这神奇故事。
电子报刊时代来到之前，中心订阅到杂志超过2000种，报纸200多份。主要报刊都有完整收藏，加上前面提到的特藏。就馆藏而言，中心在海内外同类图书馆中，遥遥领先。中心每年从大学得到数百万港币的经费。虽然激励我们尽全力去搜罗资料的动力，是“过了此山无鸟叫”的紧迫感，也有建立最好的当代史研究的成就感。资料收藏，用在当下，功在千秋。
80年代末，香港回归大陆已成定局，一向漠视内地研究的本地大学，相继开展大陆研究，港大、浸会等外校学生都来利用中心。几年后，各校建立相关图书资料收藏，这阵热闹也就过去了。曾经有位来自贵州省团委的年轻人，到社会学系访问，经常到中心来看书 （此人叫叶小文，后来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和他聊天令人想到，内地一定有很多人希望到中心来做研究。有丰富的研究资料支撑，如果中心能够成为中外学者汇集的研究基地，交流平台，岂不两全其美？
萧功秦在晚间沙龙讲他的“心路历程”，在座多是著名学者
直到90年代初，大陆与香港工资及生活水准，相差巨大。没有资助，内地学者不可能到来。大学拨给中心的预算只包括图书馆建设与使用。换言之，中心必须自己筹款，以成就研究图书馆加学术交流平台双重功能的“转型”。这回运气没有那么好，累试累败之后，到1995年，才申请到一次性的拨款，支撑三年的内地学人访问。第一位邀请来到的是秦晖。到2000年初，内地知名的学者中，别问谁来过，要问谁没有来过。能够挑选到许多优秀学者，亏得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1989后应运而生的刊物《21世纪》。从内地的《战略与管理》上，也物色到不少优秀学者。我看到一篇关于农村研究的佳作，作者沈延生。写信到杂志社打听，说此人来自中国科学院。去信邀请，没下文。直到2007年初，作者来信说，他之前因故不能出国，问邀请是否还有效。陈子明是他的真名。此时，他已经不研究农村，在中文大学祖尧堂做了一次关于反右运动的演讲。
我们也曾与历史系合作，请高华和张鸣分别来了一个学期，讲课兼做研究。高华去世后，我编辑《史家高华》时，惊讶地发现三十多位来自内地及港台及海外的作者中，大部分结识高华都在中心。在这里结缘的学者无计其数。某一天，研究大饥荒的三位重量级学者：杨继绳、曹树基和Frank Dikotte （冯客）不约而同来到中心。这类“奇迹”往往让我高兴好一阵。后来我得了“学术媒人”的名称，至今乐此不疲。
中心里的午餐研讨会
中心午餐研讨会的传统始于亚皆老街。中心安顿好之后，第一位午餐研讨会的讲者Dorothy Solinger，题目关于流动人口。我们和中文大学亚太所合作，出版中心研讨会系，到2008年共出版了18本。其中5本是中文的，作者包括秦晖，高华，沈志华。中心的服务都是免费提供，来者与同仁分享心得，做一次演讲成为惯例。
邀请的学者及自费前来的西方学者中午一道午餐，周末则同去行山。香港有36%的土地是郊野公园，20年间，我们未能走遍政府开辟的行山径的一半。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关信基和教育学院萧今教授各驾一辆七座车，常常满座。为了方便，我通常从来访学者中指定一名任“班长”，负责安排“课外活动”。于建嵘开玩笑说，他这辈子只做过一次官，便是我封的“班长”。有位来自陕西的老段，认真对待所托，每天要大家早起运动，晚饭后同去散步。艾晓明是该班“同学”，大笑着抱怨老段对她的折磨。诗歌朗诵会，昙花会，诸多有趣往事，在此不能一一记述。
90年代初，农民的因包产到户终于摆脱饥饿，但诸多问题随之而来：基层组织只对上负责，沉重的税务负担，土地被侵占，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都没有得到政府及社会的重视。得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Jonathan Unger引荐，我从1988年起参加国际扶贫项目， 迄后每年有一两个月到大陆扶贫，得以了解问题之严重。中心开始注重邀请做农村研究的学者，并从1998年起，4次召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讨会”。除了学者，也邀请乡镇干部参加。我自己主编的《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均成为学界的参考书。2006年元旦，所有农业税取消，令我们十分鼓舞，一厢情愿地觉得尽了一分力。
1993年中心由原来的“大学服务中心”，改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我们在介绍中心的单张上首次写下中心的宗旨：营造最佳学术研究环境；促进中、外学者交流；提倡研究为社会服务。以上故事说明原委。
80年代，私人电脑时代来到，中文大学教授中出现几位电脑迷，关教授是其中之一。在他引导下，中心在1992年就开始摸索图书管理电脑化。开始是委托深圳大学图书馆为中心设计管理系统，后来中心“自学成才”的同事谭先生自己动手，完善了这套系统，大大简化图书管理工作。同事腾出时间，令中心后来开展的项目有了人手。
国际中国研究博士生研讨班的同学们
1998年宋永毅来到，希望与中心合作，在香港出版他们收集的数千万字的文革资料。我的那点关于数据库知识的皮毛发挥了作用，双方同意合作出文化大革命资料数据库。我相信宋永毅及丁抒等人对收集、整理1949年后历史原始资料的努力及成就，会载入史册。中心后来继续与他们合作，完成从文革到反右到大跃进大饥荒到土改镇反的一套“共和国政治运动数据库”，无疑是中心成立以来最有意义的项目。2004年开始，中心举办年度国际中国研究博士生研讨班。这一项目及年度青年学者方法学训练营，中国研究网上论文库，纪录片收集及学术机构代理；县级资料数据库等，都没有篇幅去细说。
我在中心工作20年中，关教授一直担任中心主任。这项职务既不能减去他的教学负担，也没有额外报酬。20年间，他还同时兼任系主任、大学学生辅导长等繁忙的职务职。关教授虽没有多少时间参与中心的管理，他在校内德高望重，有助与中心与大学及各部门关系顺畅。到中心访问的学者，哪怕只见过他一面，都对他稳重谦和的学者风范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年，中心没有筹到款支持内地学人访问计划，关教授个人捐出一笔钱。 他说自己是无为而治。我直到退休好些年后，才体会到有这样的上司何等幸运。
中心的同仁们（前排中为关信基教授，后排右一为熊景明）
走遍海内外许多地方查资料的陈意新教授说：“中心是研究195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中国的世界上收藏最为丰富、资料质量最高、使用最为方便，工作人员最为友好的图书馆”。所有同事笑容可掬，令来这宾至如归，是中心一大特点。好些位中心的同事都承担比自己头衔要高的职责。随我工作了十多年的郭小姐极为能干负责，图书馆助理谭先生自学成为出色的电脑工程师。中心干净整齐的书架，养眼的盆栽，常得到来客称赞，那是阿梅的功劳。我经常受到过度的表扬，有无数学者在书中感谢我。我明白不能归功于个人，要感谢天时地利，感激那样的上司、团队。许多学者得益于中心，而得益最多者，自然是本人。中心是我的学校，我在这里学习成长；中心给我任意发挥的机会，工作令人愉快而满足；在这里我认识许多杰出的人，成为终身朋友。小时候，哥哥笑我傻，外婆安慰我说：“憨人有憨福”。真的。
这个机构是在冷战时代应运而生的，为到香港研究铁幕后中国的西方学者提供落脚地。大陆开放后，中心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为中外中国研究者敞开大门，成为拥有一流研究资料的研究基地。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中心可以负起更多使命。祝它好运。
熊景明(Jean Hung)2015年1月21日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