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2009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综述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2009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第九届）”在河南大学隆重举行。本次年会由中国制度经济学学会筹委会和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河南大学副校长曹奎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他说，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为我们总结新中国建国60年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也为我国探索中国现代化转型与制度变迁的方法途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山东大学黄少安和青岛科技大学杨友才对我国1994年~2005年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非线性分析，发现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的表现为波浪型，有的表现为U型，而有的表现为依次递减等非线性特征。一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离不开其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即在不同的环境下同一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通过模型研究得出不管是在什么经济环境下，我国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都是起着显著性的正面影响，我国的产权改革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宁波大学杨丽华、文雁兵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和量化，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发现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与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是互动性而且是非常显著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制度因素对贸易的增长贡献率平均每年为6.9%，制度变迁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起着显著作用。对于我国来说，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不仅取决于一系列的经济条件，而且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制度环境。因此，建立能够增加制度供给的制度环境是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
东北财经大学李怀、高磊提出降低交易成本是衡量产权制度效率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提出“产权制度———交易成本弹性”的概念，将这一定性的评判标准量化，形成产权安排对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降低作用程度的量化效率评估手段，以此来侧重研究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的产权制度接受者对产权制度变迁的不同反应敏感程度和适应能力，表现为产权改进而诱致的交易成本的变动率，从而使模型的实证研究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
土地制度变迁激励农民成为真正市场主体
首先，参会专家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作出了评价。西南财经大学黄载曦、李萍提出新一轮的农地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政府主导与农户受利益驱动的自发行为相结合的制度变迁。一方面通过确权颁证，承包土地使用权成为事实上的私权，使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能够对产权形成一种良好的预期，从而有足够的激励来行使产权。另一方面，政府在规划、服务、引导和降低交易成本，保证农村产权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和方向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市场主体的回归以及基层民主治理机制的创新，都代表着一种市民社会的权利与政府进行对话、协商、谈判和交易，从而保证政府对产权创新的保护。
东北财经大学李怀、高磊提出在当前农地产权改革中，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村基层政权代表国家进行土地产权安排，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剩余收益权和转让权，实质上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随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试验的进一步拓展，特权干预、股份化风险、内部流转、转让金定价、抵押困境等制度失衡现象频现。其根源正是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中存在农村基层组织“超经济强制”、侵犯农户土地产权而形成“异化的委托代理怪圈”以及农户与农业中介组织之间“弱化的委托代理行为”。
河南大学董栓成认为如果实行“永佃权制”相较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是一种较优的激励契约。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施“永佃制”是土地公有产权在市场经济中新的实现形式，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永佃制”，是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在“国有永佃权”制度的模式下，国家、农户双方主体对于农地利益有了相对明确的界限，而且减少了集体这一中间环节，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农地经营成本。
其次，有专家对农地征用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组织发展作了探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袁铖分析了公益性农地征收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这两种模式，提出这两种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的融合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农村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决定了两种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也只能走渐进式的创新道路。
河南大学杨宏恩认为，现实中农民很少自主进行经济发展活动，根源在于农民支付不起只有经济组织才能支付的高昂活动成本。而当前中国农村缺乏具有经济职能的组织，或者说现有组织村委会缺乏经济职能。村委会作为中国农村的主要组织甚至唯一组织其主要职能是政治职能，它的活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几乎没有作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反作用。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能为农民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的组织，现实中村委会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组织，而且它在现有农村经营体制下是限制这样的组织产生的重要因素。
第三，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市场需要进一步发育。河南大学李恒指出当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传统农耕经济的封闭性质形成了冲击，使其发生了由单一农业向农业多元生产、农业为主向非农业产业发展、社会关系的亲缘纽带向业缘纽带、城乡隔离向城乡融合等方面的结构变迁，但这些变迁在各方面的表现均不够彻底，表现出渐进性和稳定性，这仍然是因为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农民生产和消费决策的不可分性造成的。
制度创新对于长远发展极其重要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的产权制度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将使我国的经济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首先，完善制度模式、降低交易费用是促进发展的正确路径。西北大学徐璋勇，郭梅亮提出交易条件变化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大小是我们理解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重要线索。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村金融分工演进而带来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的过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很多问题，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分工的不足或不合理，分工演进受到了各种因素制约。因此，对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而言，政府认可并不意味着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有效，判断一种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的关键还在于其能否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村金融分工演进的过程，它对于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整个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烟台大学段润来从经济治理的角度构建了一个模型，说明社会的治理制度影响分工演进。段润来认为影响中国产业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治理结构。中国目前的治理结构不适合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正式规则的作用受到限制，社会依赖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来保证人们在交易中的利益。在关系治理的社会中，不同关系网之间的经济治理的高昂成本将阻碍分工的演进，而依靠规则治理的社会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适时加强法制建设。
其次，应发挥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起规制、引导的作用。河南大学李颖提出，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正式制度创新。产业集群在本质上是一种产业间交易、分工的创新，从而达到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效果。在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状态下通过对制度因素的调整来化解集群发展过程中伴生而来的衰退风险。
第三，制度创新是培育新增长点的关键。河南大学王志标指出应对危机的关键策略是培植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不能全部抵消危机的负效应，但却可能在局部进行突破。在每次危机中，总有一些行业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中流砥柱。如文化创意产业就是此类产业。政府可以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指明用途的转移支付、免费开放公共文化场所与设施、政府对文化创意企业的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利率政策和积极的文化创意教育政策等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