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8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宋国青教授和周其仁教授演讲内容。
宋国青：总需求增长渐缓、居民收入增长较快
宋国青教授分别就近期总需求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两方面内容进行讨论。首先分析了近期影响总需求的一些因素，然后讨论了农产品比价和工业品上下游比价变化对过去一段时期及今后几年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从工业生产看，6月份工业增加值猛烈增长，7-8月份急剧下跌，9月份恢复增长。第3季度名义GDP环比增长率大幅偏低。工业生产猛烈波动显示总需求波动剧烈。由于剔除肉价波动影响后消费需求平稳，投资需求波动的可能也不很大，总需求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变化。由于近年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经很高，因此其波动会给总需求带来很大影响。今年前几个月贸易顺差猛烈增长，第三季度下降。从数据看，7月份调减出口退税率政策起很大作用，此外目前国际经济的一些变化以及节能减排政策也可能有一定影响。
物价方面，由于近期肉价变化，9月份CPI环比指数下降，但商务部公布的10月份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继续上升。工业品出厂价格3月至8月增长折年率超过4%，9月份环比增长年率为3%。其中生活资料价格因食品价格下跌而持平，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年率为5.1%。10月份煤炭和钢材价格上升幅度较大。主流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不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很低。9月份生产资料同比增长2.7%，而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增长超过10%。需要注意的是食品以外的生活资料价格环比增长率很高。
总的来说，目前通货膨胀率高于2%的部分有60-70%是货币因素推动，其他是猪肉因素推动。如果货币供给增长稳定，肉类价格回落后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到4.5%左右。目前食品价格基本上已经上升到顶点。由于存在月度异常波动的可能，CPI同比增长率有可能反弹超过7%，但环比增长率大幅上升的可能性较小。总的通货膨胀变化要看货币供给情况和粮价情况，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粮库存量和秋粮收购情况。
总结近期宏观经济，9月份工业生产水平基本适当或略微偏高，10月份价格情况显示总需求增长率可能略有回升。政策上需要进一步紧缩，但微调即可。由于贸易顺差存在前低后高的季节性规律，年底信贷尚需收紧。如果货币政策保持稳定，2008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为10.5%。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经济一个重要转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与名义GDP相当；而1997-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年均低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得更多。这里说的“收入”相当于国民收入帐户中的“收入”概念，不包含股票、房产等资产价值变化因素。
从国民收入帐户资金流量表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过去十多年呈下降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1992年70%下降到2004年58%。根据家计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该比例可能下降到50%。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一直上升，2004年略有下降，约占国民可支配收入20%。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2004年发生飞涨，超过20%。相比之下，美国的企业利润占GDP约11-1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70%左右。
过去十多年中影响工资增长的一个因素是粮价大幅下跌。粮价下跌造成农民务农收入下降，会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从而减慢工资上涨。从经验数据看似乎并不一致，1995-2002年粮价从最高点跌去一半，但这段时期农民转移速度不仅没有加快，甚至有所减慢。原因是这段时期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货紧缩，1998-1999年大规模下岗阻碍农民转移。将80年代结合起来大概可以看出，粮价下降时期城市工资增长较低，粮价上涨时期城市工资增长较高。
近几年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上下游比价上升。企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来自资源的租。近几年石油、矿石等上游价格增涨使得资源的租增加，由此造成利润份额上升和工资份额下降。上下游比价可以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的生产资料价格与生活资料价格比值衡量，该比价从2002年初开始上涨，2006年7月达到顶点后开始下跌。影响比价下跌的短期因素是需求结构的变化，2004年前后投资高速增长，目前投资、消费和出口相对均衡。
今后几年粮价和上下游比价可能发生转变。粮食价格长期趋势是下降的。前几年粮价下跌过头，最近略有回升。今后的趋势可能是缓慢下降，比如每年下跌1%。影响上下游比价的中长期因素有两点。一是全球比价未来趋势。今后几年全球上下游比价可能发生较大逆转，至少不太可能继续猛涨。从过去一百年看，石油价格趋势是下降的。但拐点具体什么时候发生无法预期。二是人民币升值因素。生产资料价格受进口影响，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低于国际水平。而消费价格主要由国内决定。如果国际上下游比价不变，国内上下游比价就会下跌。即使国际上下游比价略有增长，人民币升值因素也会将国内上下游比价拉低。
未来几年农产品比价趋于平稳，上下游比价可能发生逆转，如果财政转移收支增大，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将倾向于改变。
周其仁：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选择
本次报告和第10次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讨论的内容有些关系。上次报告是讲房价上涨之后会引起很多变化。小产权房就是大城市周围农民做出的反应。他们用手中的地开发出没有正规产权的小产权房来供应市场，以获取城市化中土地价格上涨的好处。这里留下了一个问题，即离城市较远的地方的农民怎么办？他们有没有机会？这也是今天要和各位讨论的内容。
这个题目背后蕴含着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的土地政策控制得这么严，是跟决策层担心城市化会占用很多土地。事实上，城市化是节约土地的。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却出现城市化会占用很多土地？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民进城之后，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并没有省下来，他们的房子和农村建设用地还在原地。这也是一个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
我先介绍一些我看到的地方经验，因为这个问题不是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而是现实世界的人们率先做出了反应。然后讨论里面蕴含的问题和潜在的机会。
2005-06年，浙江长兴县在新农村建设的旗号下开始重新改造村庄。财政出钱建一批两层或三层的新房，经过复杂的协商过程，和农民建立协议，商定原来农民原来土地和房屋的价格，给予相应的补偿，让农民都迁入新房子，将原来比较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由此腾出来的土地就可以在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方面，将老房子拆掉，把土地进行复垦，经国土部门检查验收后，让其重新成为农地，然后由农业公司进去投资，搞高附加值的农业，即农业产业化。另一方面的文章是我最感兴趣的。老房子原来占用的土地是农村建设用地。土地复垦之后，就可以把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建设。这其实是财政用钱买用地指标。土地指标用法也有几种，比如一种是县城直接用，还有一种是卖到诸如义乌这些地方去。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成都邛崃县羊安镇仁和村。他们的做法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搬到规划好的新村去住，第二类是搬到集镇上，第三类是搬到县城，第四类是搬到成都。如果进成都，政府就进行货币补贴。对于最后这一类农民，政府设定了一组条件，比如在城里是不是有稳定的工作，是不是有存款等。符合这些条件的进城农民和村里签订合同、放弃在村里的宅基地之后，政府会补给他们一笔钱。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到复杂的合同：原来的土地如何，旧房子如何，换的新房子如何，权利如何，形成了一整套村庄的协议系统。
邛崃仁寿村是另一种做法。他们给农民提供不同的户型，由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有的要住两层的，有的要住平院式的，有的要大一点的，有的要小一点的。在此范围之内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档次。
在云南大理开会时遇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现在这位出租车司机夫妇两人在大理工作，租房居住。他们的父母带着孩子住在老家。老家的院子占地400多平方米，离大理有40分钟车程。他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麻烦是没有钱接孩子去大理读书。老家的房子虽然很大，但在当地卖不出多少钱，出租出去很困难。而在40分钟车程之外的大理市，每亩土地最新拍卖价格高达375万元。土地很贵，而有地的人很穷，其间是不是存在交易的可能？这是值得研究的。
2004年宏观调控之前，在南方江浙一带，用地指标流通已经是经常发生的事。义乌还曾经与新疆达成了买卖指标协议，这种做法后来被叫停了。地方政府很多做法需要批评，但是他们很多做法也值得肯定。如果地方的做法都不可取，中国经济也不能发展到今天。现实是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候，资源配置有新的要求。这时财政出资介入，并不是援助农民进行农村建设，其实是在配置一项高度稀缺的资源即用地指标。这其实是政府在执行市场的职能。理论文献上将政府和市场分开讨论，好像政府和市场是完全分开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家，地方政府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公司，差不多是一个无限的、永不破产的公司。既然有类似于公司的地方，他们就注定对价格一定敏感度，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做法有些合理的东西。当然，政府做主角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财力有限。有些县的财力可以搞一个样板，但还不足以普遍解决问题。二是还存在行政性配置，政府规划好的地方可能不是市场集聚的地方。
下面参照一个历史经验，说明指标可以成为交易的标的物。在过去，我国的外贸、外汇是国家垄断的，企业将货物卖给国家外贸公司后就要结汇。1980年，国家为了激励企业从事出口业务，进行了外汇制度改革，规定外汇可以留成。问题是有外汇留成指标的企业未必需要用汇，需要进口设备的企业可能手中没有外汇，于是开始买卖留成外汇指标。当时还不敢称为“买卖”，而是叫“调剂”。中国银行在上海、北京等12个地方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85年之前调剂价还有价格管制：管理部门制定了比官方汇率略高的内部结汇价，在外汇调剂中心以不得高于内部结汇价10%的价格进行外汇指标的买卖。1985年，深圳做出了一个重要举措，即取消了价格管制，让出价高者得。后来，外汇调剂中心由12家发展到了120家。这其实就是外汇公开市场。1993年，进行外汇制度改革、实行汇率并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参照外汇公开市场确定并轨后的汇率水平的。这段经历对我们现在解决土地问题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目前对土地进行管制，管制必然导致额度问题。国家的土地额度按照行政区划分配，但是行政区划与城市化并不一致，出现不同地区对土地的需求供给不一致的情况，这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
重庆、成都政府有关部门面向全世界公众征集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我建议重庆试办土地交易所，买卖土地指标。他们很感兴趣。不过将这个建议付诸实施还是有很大难度。土地和外汇指标交易不同。外汇是标准化商品，在质量上不会有问题。但是土地的情况就复杂得多，比如土地指标对应的土地在哪里、原来是不是建设用地、是否确实变成农业用地了等问题都需要考虑。这是对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考核体制的一大考验。将来的价格走势则是另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初始阶段，市场不愿意往农村投资，农村的土地指标供给很少，指标价格就会很贵；等到指标供给多了，指标价格就会下降，最后会服从级差地租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