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9次报告会于2009年10月24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召开。本次报告会侧重讨论中国经济转型、农村金融、民营工业、产能过剩治理、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宋国青、平新乔和卢锋分别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以下是卢锋、连平、宋国青三位教授的演讲内容。
卢锋：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探讨
产能过剩通常指特定工业部门闲置产能超过某种合理界限现象。一定程度产能闲置在应对未来市场需求变动、推动竞争和增加者福利等方面具有正常功能，闲置过度形成产能过剩。开放市场经济通过价格调整、市场范围变动、企业退出等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总需求管理政策对宏观周期变动引入的产能过剩具有关键调节作用，特定部门产业政策发挥辅助调节作用。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告别短缺经济后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晚近十余年政府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较集中治理。第一次在世纪之交，采用限产利库、淘汰产能、限制投资等措施治理。2003-2006年针对某些部门投资较快可能引发未来产能过剩，采用供地、融资、核准、清查项目以及查处重大案例等手段，限制这些部门投资并配合实施控制总需求增长过快宏观目标。上个月发布十部门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文件，拉开又一次集中治理大幕。
上述治理取得不少成效，同时提出一些可进一步思考问题。例如有效治理需要准确识别产能过剩，然而受多方面因素限制，有关部门面临识别困难。以历次治理首当其冲的钢铁部门为例，国家统计部门提供数据显示，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1995-2008年平均86.4%，1999-2008年85.7%，2003-2007年83.2%，2008年总需求不足75.9%，另外2003年以后钢铁价格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可见钢铁部门是否存在大范围长期严重产能过剩判断还有待探讨。
1999-2008年我国钢铁表观消费增幅3倍，电解铝4倍，平板玻璃2.5倍，判定这样快速增长市场未来产能过剩，在预测市场需求方面存在更多困难。例如从几份公开发布调控文件提到未来需求预测数据看，全都不同程度低估市场需求增长。即便能解决识别问题，通过数量控制决定让谁来分享快速增长市场，实际仍会面临诸多困难。
对已有治理产能过剩可分类理解和讨论。一是有关部门发布产能利用率数据，提示产能过剩风险并引导企业投。这方面干预有益无害，应充实和加强。二是推广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能耗水耗、环保排放等要求。这类措施有合理性，关键是标准适当和执行到位。三是限产、压锭、关闭小厂矿等，部分由上述环保能耗管制要求派生而来，部分与改革滞后因而国有企业难以承担降价、退出等市场调节效果有关，因而采用这类权益之计同时，应加紧推进包括完善退出机制在内改革进程，以求标本兼治之效。四是数量控制措施，即通过限制投资增长治理预期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在已有技术和环保等管制措施之外，进一步限制企业自主投资决策，其合理性和合意性需要探讨。
上述投资数量控制与宏观政策具有两方面关系。一是从反通缩政策效果角度看，面对通货紧缩加剧产能过剩，投资增长是推动宏观经济走出通缩并缓解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这时限制投资不利于宏观经济走出通货紧缩，也不能根治产能过剩。这次保增长与上世纪末反通缩政策实践和效果，对此提出可进行比较研究的案例和经验。
二是如果宏观政策关系尚未理顺，可能会倒逼产能过剩概念支持的产业政策“越位”承担某些宏观政策职能。如上一轮景气增长经验提示，生产率追赶要求汇率升值背景下，汇率稳定目标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外需内需两头快速增长推动总需求增长偏快偏热，二是“车马效应”限制利率等参数型工具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于是需要干预投资数量作为宏观紧缩政策替代手段，“产能过剩-数量干预”推论大行其道。从目前情况看，给定总需求V型回升走势，如果下一步出现总需求增长过快和通胀压力加大局面，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不便及时采用总量调节措施，可能再次需要数量控制手段抑制投资，使治理产能过剩客观上成为应对宏观偏热失衡的单边紧缩工具。
标本兼治产能过剩需要采取综合措施。首先要推进包括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在内改革议程，为市场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基础性调节功能创造更好体制条件。其次要改革汇率政策更有效调节国际收支，改革利率政策更有效调节总需求，避免在“价格没搞对、货币没管好”情况下不得不采用投资数量控制手段应对总需求失衡。最后政府部门应通过提供有关信息提示引导进行干预，制定实施适当技术、能耗、环保标准加以干预，同时减少对企业投资的数量限制和审批干预。
连平：中国经济有望步入新一轮较快增长
连平博士重点阐述了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主要围绕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对经济回升态势的评述；二是探讨金融环境是否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回升；三是揭示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四是关于未来货币政策的建议。
首先，从三驾马车看，明年经济回升趋势有望延续。一是最近两年消费增速持续提高，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明年社会消费品总额增幅在17%左右。二是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国际市场进一步恢复，明年出口预计增速在15%左右。三是在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继续下放、企业信心增强以及出口转好的带动下，再考虑到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大幅增长的惯性作用，明年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增速在30%以上。
其次，明年流动性仍然较为充裕，金融环境将支持明年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信贷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度萎缩。在新一批中央投资项目下放、经济回升的信心逐步增强、住房和汽车交易保持活跃的影响下，预计明年实体经济信贷将保持旺盛需求；此外，目前金融机构总体存贷比为67%，距离75%的监管标准尚有距离，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空间。另一方面，直接融资将进一步提速。明年股市IPO、再融资将继续大幅增长，预计明年非金融部门股票融资额5000–6000亿元，同时，在有关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发展债券融资是一个重点，明年债券融资额有望超过1.5万亿元。此外，明年外汇占款将继续攀升，由此将进一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当然，明年还是有一定的隐忧和不确定性。一是物价快速上涨。近期猪肉价格反弹，“猪周期”有再现的可能，此外，受美元贬值预期强化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加大，而且，今年货币扩张较快将对未来通胀产生较大压力。二是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受流动性宽裕和经济回升、企业盈利改善及通胀预期的推动，今年以来资产价格重拾升势，明年资产价格尤其是股价可能大幅上扬后形成明显泡沫，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进一步加大了未来通胀压力。三是“热钱”大规模回流。受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资产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近期新增外汇储备中不可解释部分增多，境外资金流入增加，明年国际游资可能较大规模流入。
关于货币政策建议，连平博士认为，总体基调应该是逐步从宽松走向中性和稳健。其一，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小幅度调整，也可以实行差别性调整。其二，信贷总量控制这个做法太硬没有灵活性，不宜采用，但是可以通过窗口指导方式做合理引导。其三，要慎用利率手段，我国利率不一定要跟美国同步，尽可能审慎地用这个工具，因为利率一提高有利差，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必定会带来境外资本加速流入。其四，人民币汇率应该保持基本稳定，这样有力地控制好未来升值预期，国内经济在相对能够掌控的环境中运行。
宋国青：宏观调控下的增长减缓
“增长减缓”主要是指今年3季度经济增长比2季度有所减缓。今年1–3季度发电量强劲增长，对应经济快速恢复。尽管3季度发电量增速与2季度基本相当，3季度GDP增长比2季度明显减缓。从主要价格指数看，2季度经济高增长时物价仍在下跌，3季度经济增长减缓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由此推测，4季度价格增长速度可能减慢甚至出现通缩。目前已经公布的10月份的一些旬报和周报价格指数都在下跌。另外，价格变化可能也包含了对未来信贷政策预期的变化。
贸易顺差占GDP比例今年2季度比1季度下跌4.5个百分点，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5个季度的跌幅更大。顺差绝对量下跌幅度更加猛烈。顺差名义额过去5年平均年增长50%，今年2季度同比下跌40%，同比跌幅达到90%。由于去年贸易顺差占GDP 的8–9%，顺差下跌90%导致GDP增长减少8个百分点。外需大幅下跌，内需增长率就比GDP增长率高很多。内需中消费增长相对稳定，可以推算固定资产和存货投资增长率大概是50%，上半年货币信贷增长率是40%左右，投资和信贷增长基本一致。如果没有上半年7万亿贷款增长，GDP增长远不是现在的情况。
从10月份主要价格指数看，3季度生产水平偏弱，相对潜在生产能力是“大马拉小车”。3%的通货膨胀率对应正常运转，通货紧缩或者零通胀意味着生产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3季度控制贷款，而不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生产。目前生产水平仍然偏低，生产超高增长可以持续一两个季度，但持续时间过长势必引起高通胀。目前看，2010年7–8万亿的贷款比较合适，这方面分歧不大，2010年有望实现比较合适的货币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
在CPI和PPI同比大幅下降时采取相当猛烈的宏观紧缩，这在30年来还是第一次。尽管调控程度需要进一步斟酌，从超前调控角度看是很大改进。超前调控反映了三点重要变化：一是对货币数量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不再只看或者主要看同比指标，三是不再过度注重投资增长率或投资率。然而，调控方式上仍然存在令人担忧的地方。一方面，货币政策应当“该紧即紧，该松即松”，不必过度强调短期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更不能允诺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货币政策透明一致是提高公众信心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利率杠杆仍然是最优选择，准备金率次之，再次为信贷额度。用改变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短期货币政策工具人为增加不确定性，负面影响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