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9次报告会于2009年10月24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召开。本次报告会侧重讨论中国经济转型、农村金融、民营工业、产能过剩治理、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宋国青、平新乔和卢锋分别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以下是陈志武、平新乔、周其仁三位教授的演讲内容。
卢锋首先依据刚刚汇总形成的第18次“朗润预测”结果，用四句话概括21家特约分析机构对2009年第4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内需高速增长，外贸持续复苏，‘破八’几成定局，物价‘转正’可期”。
陈志武：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制度抑制消费增长
陈志武教授侧重分析中国经济为何在向降低出口依赖度、增加民间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踯躅不前，他从制度视角剖析其原因时，也建设性地提出应对策略。
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纵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中国情况非常特殊。俄罗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92–2003年间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50年间维持在21%左右。
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里，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国会和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难以膨胀。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困难相对较小。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私有制经济下，一方面GDP增长带动劳动收入上涨，另一方面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升值收益也被居民分享。例如美国1999年互联网鼎盛时期4%的GDP增长启动强劲消费增长。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居民消费增长。建立国有制初衷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目标并未兑现。另一方面，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并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间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把各村土地均分给农民。二是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央企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但是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
平新乔：禀赋差异、资产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
平新乔教授基于“花旗—北京大学2008年农村金融调查”，探讨了农户禀赋差异与农村金融需求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及其对金融需求的影响。调查覆盖江苏、吉林、陕西3省9个县的2227个农户，调查内容包括2007年农户存、贷款等金融活动信息以及生产、消费和外出打工情况。
调查发现农户禀赋存在差异。首先看土地禀赋。三省户均分配土地8.51亩，吉林最多，陕西次之，江苏最少。三省农户土地均以旱地为主，江苏水田比例最高，陕西林地比例最高。其次比较资产禀赋。将农户资产划分为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存粮三类，并将农户按家庭资产价值均分为“最穷”、“较穷”、“较富”和“最富”四组。那么，“最富”组农户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最高，实物资产和存粮占总资产比重最低；“最穷”组农户拥有的实物资产和存粮占总资产比重最高。比较农户从业活动发现，自营工商业以及外出打工农户比例都是江苏省最高，从事农业生产农户比例在陕西省最高。最后比较收入情况。三省农户户均年收入25483元，江苏省最高，吉林省次之，陕西省最低。陕西和江苏省农户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超过50%，而农业收入比重均低于30%，但吉林省农业收入比重仍有66%。
农户禀赋差异决定农户对农村金融需求不同。从借款需求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需要借款的比例为26%；自营工商业农户需要借款的比例较高，约为40%；外出打工农户这一比例最低，仅为3.4%。此外，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外出打工的农户需要借款的比例随着资产水平升高而降低，而自营工商业的农户中需要借款的比例与资产水平关联不大。从借款总额看，三省户均借款24643元，大致相当于户均年收入，其中江苏最高，陕西次之，吉林最低。从借款渠道看，非正规金融渠道满足农户70%以上的借款需求。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占借款总额比例吉林最高，江苏最低。对于非正规有息借款，利率与地区发展水平呈反向关系，江苏平均利率最低。最后，从储蓄情况看，农户储蓄比例随着财富上升而上升，手持现金比重随着财富上升而下降。其中，陕西和吉林农户储蓄存款集中在农村信用社，江苏农户存款主要在商业银行；与之相呼应，最穷组农户存款集中在信用社，最富组农户存款集中在商业银行。
最后讨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和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影响。将土地流转分为有出无入、有入无出、无出无入和有出有入四类。“出”和“入”分别指农户“请人代种”和“代人耕种”。在全部样本中，有24.2%的农户发生土地流转，其中有出无入类占全部样本8.58%，有入无出类占全部样本15.18%，有出有入类比例很低。分省份看，吉林土地流转最为普遍，陕西次之。从实际耕种土地面积看，有出无入类农户大概将1/3土地留作自家耕种，2/3请人代种；有入无出类农户户均耕种面积23亩，代人耕种的面积占52%。以流入土地计算，流转土地面积占调查土地总面积21.37%。从调查数据看，土地流转对农户总体借款需求影响不大，但是可以促进从事农业生产农户对借款的需求。同时，土地流转也提高了农户来自正规金融渠道的借款比重。
周其仁：民营工业很争气——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工业增长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快速恢复，但出口部门还是遭受很大冲击。出口增长率从30%下跌为-20%，减少近50个百分点。出口下跌，首当其冲的是民营工业。首先，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如电信、石油并不受到全球市场紧缩的直接影响。其次，政府主导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量项目优先给国有企业。第三，尽管民营工业融资难问题近来引起政府高度注意并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客观地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所获得的融资相对较少。
但危机前后，民营企业增长持续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2007年以来，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平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高出10个百分点。今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率出现下降，民营工业企业利润下降情况也好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所以说“民营工业很争气”。
改革开放30年中，对待民营企业一直有不同意见，最近也有反面意见要对民营企业进行“阶级斗争”。但是，提出一种主张必须考虑其后果。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会面目全非。首先，总体工业增长率会大幅下降。其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自身增长率也会下降。一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组织形式受到民营企业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有很多来往，很多项目的材料、设备、零部件都需要民营工业供应。
民营工业在“保增长”过程中表现较好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民营企业具有体制优势，利益得失与经营者直接相关，激励机制发挥积极作用。二是民营企业竞争政府项目。经济刺激政策将很多项目直接分给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和国有企业拿到钱以后需要购买东西，会间接增加民营企业订单。民营企业也会参与竞标和投资。三是民营企业规模小，转型快。
从工业增长值份额看，过去十年民营企业份额持续上涨，国有及国有控制企业份额持续下降。由于民营工业增长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可以推断，民营企业份额增长态势仍将继续。这正符合十七大“平等竞争”的方针，谁的竞争力强，谁的份额就大一点。
最后谈四点启示。首先，抗击全球经济下行冲击中，体制政策非常重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中国不像发达国家只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料理一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改进有微观基础上有针对性政策。其次，民营企业政策不能大起大落，不能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处理环保问题、社会责任问题、劳工关系问题要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第三，尽管民营企业增长很争气，但是民营企业无法单独决定经济综合效率。很多订单来自政府项目，也要看政府项目本身有没有效率。这些政府项目收益至少要能够支付利息。本周国务院会议指出“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效益并不由民营企业单独决定。最后，既要从“危”中见“机”，也要到“机”中见“危”，货币信贷多发后，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和相对价格都会发生很大改变。民营企业需要关注这些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做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