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市政府主办、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协办的“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于2003年9月10日在天津市隆重举行。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天津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著名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等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首先致辞并就天津市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问题发表了演讲。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以环渤海经济圈与天津市经济发展为题发表了意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演讲。在论坛上发表演讲的还有高盛公司等著名公司的总裁、高层管理人员和著名学者10余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院长助理院办主任肖治合副教授、李绍荣副教授、王一鸣副教授、黄桂田副教授等作为论坛的协办方参加了本次论坛。为本次论坛，北大经济学院做了2个研究报告，一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刘伟教授在论坛上就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民营资本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赢得入会者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针对国际经济学界有人提出的亚洲各国经济增长存在22年的极限论，刘伟教授从体制性因素、资本使用效率因素、市场潜在空间因素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超越22年增长极限的必然性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大幅度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提高体制效率的空间，这是中国突破所谓的亚洲经济增长极限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全国和有关省市的实证研究，提出强化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刘伟教授还就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对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回答。
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黄桂田副教授代表李绍荣副教授、王一鸣副教授也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对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发展民营经济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所采取的相对有效的战略是：在鼓励本地民营创业者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利用已经形成规模的民营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机遇，着力引进这些民营企业，以此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全面开放产业领域，尤其是开放基础部门、公共服务部门，降低民营经济进入各个产业的政策性门槛；切实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及其体制环境。针对部分地区提出的以国有经济为资源条件，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并购、资产重组来引入民营主体，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黄桂田警告，经济落后地区要谨慎使用国有资源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否则，要么让政府背上沉重负担，要么让作为收购方的民营企业背上沉重包袱。
刘伟院长发言稿
1、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打破西方人所谓东方经济增长最长不超过22年高速期的期限。
面对亚洲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进入新世纪前后出现的不同程度的衰退和减速，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了亚洲快速增长的时期最长不超过22年的极限论。根据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根据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是根据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从理论上的制度剖析。从理论上来说，他们认为：亚洲诸国在企业产权制度以及相应的融资方式上偏好间接融资，因而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极高，企业负债度高；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本又是如何分配？虽然信贷资源直接控制在银行，但银行必须服从政府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根据产业政策，实施政策金融；因而，企业依赖于银行，银行听命于政府，企业又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若要获得资本，只有劝说政府，而劝说政府的最有效的手段便是行贿。因此，最稀缺的资本的分配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行贿强度。所以整个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资本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主要建立在不断增大要素投入规模的基础上，依靠要素便宜而获得竞争力。
2、中国打破所谓22年持续高速增长极限的客观根据。
首先是制度根据。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之处在于，中国经济是双重转轨，即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同时转轨。发展模式转轨主要是产业结构升级，为增长开拓更为高级化、更为广阔的投资空间，日本、韩国等大体如此，我国也是处于结构迅速变化中。但我国同时在进行体制转轨，体制转轨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和企业产权的非国有化，因而，资源配置越是市场化，企业产权越是非国有化，便越是意味着要素，包括资本越是从行政控制转入市场支配，从国有垄断转入竞争，这种转变的程度越高，表明要素的效率提高越快。据测算，改革以来，伴随市场化和非国有化的深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基本要素的效率明显提升，尤其是资本效率的提升更快。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建立在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发生的要素投入量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由于体制改革而带来的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也就有可能打破22年极限。
其次是发展根据。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人口大国，在工业化加速期，即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未完成期，经济增长不可能进入持久衰退。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显著的大国经济，区域间的特点、水平差异等等，是中国经济具有突出的非均质性，即使部分先发展地区经过20多年发展进入相对缓慢阶段后，欠发展和不发展地区完全可能进入高速成长期，从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
3、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是提高资本的效率。
首先，在资本市场化上必须加快进程，中国市场化进展中，可以说最为迟缓的在于资本市场化方面。资本市场化是提高资本效率的关键，其中包括利率的市场化，银行性质的商业化，政府干预的适度化、有序化、法制化等等。
其次，应当大力推动企业直接融资，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一方面应当尽可能快的改变企业对银行依赖度过高的局面，否则不仅可能产生极大的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企业过多地依靠间接融资，资本金偏低，不仅使企业自身抵抗风险能力降低，而且也使企业能够具有的真正的吸收贷款的能力降低，从而使银行资金有效贷出的可能性降低。
其三，推动资本市场化和企业直接融资，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必须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有效发展是资本市场化的真正基础。一方面，民营机制是有效地通过市场化机制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重要体制条件；另一方面，民营经济是推动资本市场化的最为活跃的动力。此外，包括银行业本身，适应资本市场化的要求，在产权制度上也需逐渐多元化，既然逐渐允许外资进入，就应同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的矛盾症结首先不在银行业的垄断、集中上，而在于从产权制度来说，这种垄断是政府垄断。
黄桂田老师发言稿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天津市经济总量
(作者：黄桂田、王一鸣、李绍荣)
一、天津市所有制结构与其他地区所有制结构的比较分析
由于统计数据来源的问题，我们仅从劳动就业的角度对天津市所有制结构与其他地区所有制结构的进行比较分析。2001年底天津市在各种所有制单位从业的人数为388.6万人，其中国有单位106.6万人、集体单位134.5万人、股份合作单位1.2万人、联营单位0.8万人、有限责任公司18.8万人、股份有限公司6.1万人、私营企业46.4万人、港澳台商投资单位11.7万人、外商投资单位27.0万人、个体26.5万人。而北京市和上海市在各种所有制单位从业的人数分别为567.4万人、764.2万人，其中北京市在国有单位从业的人数有246.3万人、集体单位152.2万人、股份合作单位9.7万人、联营单位4.4万人、有限责任公司50.6万人、股份有限公司17.3万人、私营企业8.8万人、港澳台商投资单位15.3万人、外商投资单位25.7万人、个体37.1万人，而上海市在国有单位从业的人数为184.1万人、集体单位229.5万人、股份合作单位5.5万人、联营单位3.0万人、有限责任公司30.9万人、股份有限公司25.4万人、私营企业197.9万人、港澳台商投资单位20.6万人、外商投资单位40.2万人、个体27.2万人。从上述的从业分布可以看出，天津的外商投资所吸收的从业人与北京和上海相比，虽然在规模上比不上上海，但是从相对就业比例看，天津比北京和上海均有一定优势，这一比例数天津是7%，北京是4.52%，上海是5.26%。这说明天津在吸引外资方面比北京和上海都做得好，这也说明从外部看天津比北京和上海在投资机会和经济资源方面均有优势。然而天津在经济发展上却落后于这两个市，显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天津市吸引和利用本国资本方面落后于北京和上海。
在统计表的就业单位中，只有国有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是所有制性质明确的就业单位，其他就业单位如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港澳台商投资单位，都是各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体，为了分析经济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份额，以及民营经济中有组织进行生产的单位和进行简单生产的单位的差异，在此用国有单位、私营单位和个体单位所占
图1各地区国有单位职工在私营单位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中的比重的份额分别表示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用1997年至2001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见图1）出，除北京外，天津国有经济相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份额，比其他地区和直辖市都高。如果国有经济和私营与个体经济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那么从图表上可以看出，天津市在1999年到2001年期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滞后现象，这使得天津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
在非国有经济中，我们选择私营和个体两种经济成分，分别表示非国有经济的不同组织形式，显然私营经济的组织程度要高于个体经济，现在我们分析天津的非国有经济组织程度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看出，天津市在非国有经济中，私营经济的比例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却远远低于上海市。天津私营经济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重高于其他发达省份应当是情理之中的是，因为其他省份虽然经济发达，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村经济的非农业化，自然是从个体经济开始，因此在这些省份中，存在着大量的个体经济发展的后备力量。因而提升非国有经济的组织程度，还需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可是天津私营经济的比例低于上海，就可以看出两市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对于上海市，不仅强调非国有经济的份额的发展，同时还有意识地发展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充分发挥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而天津不仅在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总量上，落后于上海，而且还没有意识到发展有组织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并让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天津市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只是把非国有经济作为国有经济的一种简单补充。
图2各地区私营经济在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比例
综上所述，天津市与其他市和地区相比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占有一定的相对优势，这说明在外商投资者的眼里，天津市比其他市和地区具有更好的地区优势和经济优势；然而天津市在吸引内资方面却存在落后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非国有的内资投资主体的培育，天津市明显落后于其他市和地区，北京市除外。由于首都经济的地位，北京在非国有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形下，并不会极大地影响到它的经济发展，但是天津和上海一样是典型的工业化城市，从这角度看，天津对非国有投资主体培育相对滞后可能是影响天津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将分析天津市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影响的作用。
二、天津市所有制结构对天津经济的影响分析
所有制结构是市场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市场条件下所有制结构对要素的组织和配置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我们设定所有制结构影响的社会经济生产函数为：
其中表示总产出；表示资本使用量；表示劳动投入量；，表示各所有制经济单位从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并用=1表示国有经济，=2表示私营经济，=3表示个体经济。上式两端同时取对数可得计量所有制结构对生产规模和要素效率影响的经济计量模型
利用天津市1993年至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总就业量、资本形成、以及各所有制经济的比重的样本观测值，对上述方程回归得：
由方程可以看出，国有经济份额的增加会降低资本的产出弹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资本产出弹性降低0.27%，而劳动的产出弹性会增加0.2%。如果资本和劳动要素同时增加，那么生产要素的效率损失为0.07%。而减少国有经济的份额则会提高资本的产出弹性，每减少一个百分点，资本产出弹性提高0.27%，而劳动的产出弹性会降低0.2%。但是如果此时同时增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那么生产要素的效率将增加0.07%。这意味着，天津市减少国有经济的份额，将提高要素的整体效率使经济总量得以提高。后面我们将分析私营经济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例对经济的影响。通过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总量，可以换算出私营经济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重，再对模型进行回归，得以下估计方程：
其中表示私营经济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重。由方程可以看出私营经济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将提高劳动的产出弹性，私营经济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劳动的产出弹性将提高0.09%。这说明未来天津在发展非国有经济时，应有意识地指导和鼓励有组织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进行非国有化改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除北京之外，与其他地区相比，天津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天津相对其它地区而言在发展非国经济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发展天津市的非国有经济将提高生产要素的整体产出效率，但是这种整体效率不是因为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的共同提高而达到的，是因为资本的效率提高超过劳动效率的降低而实现的。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津是由培育非国有投资主体的市场条件，并且非国有投资主体的增加将提高生产要素的整体效率，使经济得到发展；然而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来提高经济总量时，会出现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收入差距扩大的倾向。但分析同时表明，如果增加非国有经济中私营经济的比重，会提高劳动产出效率，即提高劳动收益。因此在发展非国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私营经济的发展，即提高由自治形式的非国有经济的份额，如果从投资主体的角度看，就是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的机构投资主体，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投资主体。因此，天津市在发展非国有经济时，不能通过简单的让效益差的国有单位破产，让工人自找出路，把资本非国有化，而应当把非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引入国有经济单位中，同时提高劳动的产出效率。这样既提高要素的整体效率，增加经济的总量水平，同时又不会过分扩大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差距，使天津的经济出现一种平稳增长的态势。
二、天津市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思路
从上述经济分析显示出，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与私营企业的地区发展程度高度相关，私营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以1998年的数据为例，国内生产总值排在前四位的省市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天津排在23位，以私营企业户数排名前四位的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天津排在16位。从以2002年主要省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比例来看，浙江非公有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GDP的45%，江苏的非公有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7%，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GDP的28.3%，山东非公有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6.5%，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29.1%。而天津的个体、私营经济占到20%。
正是民营经济地区发展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所以，近几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纷纷将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振兴地区经济的战略重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错过第一阶段民营经济发展机遇的地区，凭借什么条件鼓励本地和吸引外来的民营经济的发展？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先行地区相比，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在民营经济发展上仍然处于劣势条件，不仅如此，这种劣势条件还在放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竞争程度不断强化的市场条件成为相对滞后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紧约束。先行地区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首先得益于短缺经济条件。广阔的市场空间、公有经济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竞争乏力、三资企业的有限的渐进性进入，为先行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空间。在错过这一时机的地区，今天发展民营经济所面对的市场，是属于供给相对过剩、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白热化、并且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市场。
第二，行业进入壁垒的约束。从先行地区民营经济在初创阶段进入行业的特点来看，民营经济大多首先进入餐饮、零售、生活服务、小型零配件及日用品制造等资金需要量少、短期能见效益、管理水平和技术要求不高的行业。当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后开始进入规模经济行业。然而，错过机遇的地区民营经济今天开始起步所面对的是传统行业已经爆满、新型行业进入门槛高昂的行业条件。新创企业需要高起点、大规模。
第三，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的约束。先行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天然形成的地理和历史人文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充分表明，民间自发创业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相同的制度背景条件下，部分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形成的、深深根置于民间的工商传统有关。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不同地区的人们，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但是，民间自主创业精神和创业氛围不是通过若干年的思想解放就能够自发形成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今天面对的仍然是民间创业动力不足的问题。
第四、有形和无形的制度及其政策约束。先行地区早期的政策环境显然也是这些地区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及其政策优势使得民间自发的创业动力得到了施放，资本的合法收益首先得到了承认；劳动力的个体差异，特别是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得到了尊重；来源于体制外的发展和工业化经验可以在这些地区得到实践；在避免直接与整个旧体制产生冲突的条件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在这些优势的诱导下，整个国家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都积极地自发向这些地区汇集。也就是说，“政策”造就的“制度”优势在这些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制度及其政策差异的存在，这些地区能够优先吸收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各类人力资源等外来要素。在这些地区，甚至地方政府部门也从早期的政策优势和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相对于其它地方政府更早地积累起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及其政策因素属于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体制及其相关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先行地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政策逐步以各种方式扩散到了这些地区，使之逐渐地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开始起到了促进当地私营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在相当部分地区，或明或暗的体制及其政策障碍仍然是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因此，在迄今为止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与先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利条件。那么，哪些条件是可以转化的呢？
第一和第二个条件，也就是市场条件和行业进入条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利于民营经济起步阶段的短缺经济状况和低的行业进入壁垒是不可逆的，因而，不仅仅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将面对着长期的需求紧约束。
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从地理位置上说，不同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地理位置上当然存在显著的差别，但是，在任何一个地区内部，总存在相对较好的发展经济区位。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应该真正解放思想，拿出当地最好的区位，作为民营经济发展园。通过实质性的体制改革，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也是可以改变的。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民营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在加快，但与有关省市相比，其民营经济发展的规模及其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我们认为，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除了带有共性的制约因素之外，制约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制约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市场经济观念滞后的因素。仅仅与原有的三个直辖市相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感受，天津市民间的市场经济观念和自发性创业精神是相对滞后的。这种相对滞后的市场经济观念和自发性创业精神的相对不足，是民营经济创业乏力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受政策措施的制约。天津市是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相对集中的地区，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表明，国有经济相对集中的地方，非国有经济发展就显得相对滞后，越是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工业基地，计划经济在当地各个方面留下的烙印就越深。这种对应关系的形成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方面，由于国有经济在当地的份额大，导致各种经济资源向国有经济集中，致使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源条件不足；另一方面，维系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相对稳固，导致适应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相对滞后。
大力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努力克服制约因素。我们认为，天津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是：
1、切实“用好”区位优势。
在地理位置上，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出海口、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联结京、津、沪的陆路枢纽，天津本来存在发展经济的较为优越的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天津市利用这种区位优势及其其他条件，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说明天津发展民营经济的地理优势是存在的，这一点可以从外商投资方面得到充分的说明。利用这种区位优势，鼓励当地创业者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地民营企业入住天津，是天津提高民营经济总量、振兴天津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
2、通过资本运营的方式，大力“引进”外地强势民企。
基于前文的分析，在市场竞争程度、行业进入壁垒不断提高、当地民间创业动力不足等约束条件下，单纯依靠本地人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不够的。因而，在大力促进本地民营主体创业的同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引进外地现有的强势民营企业入住天津。从全国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年销售收入为500万元以上）达到4万多家，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经过第一阶段的快速发展后，正处在规模扩张、企业区位布局结构调整期，在努力寻求新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先行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势必带来该地区生活成本、人力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的提高。因而，近年来，先行地区已经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开始将扩展企业经营范围的着力点放在有发展潜力的外地，例如，温州地区的相当部分民营企业开始将上海、山东等地作为企业地域扩张的投资重点地区。天津市可以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经济资源，通过资本运营的方式，创造其他市和地区没有的资本运作条件，吸引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市场前景好的民营企业落户天津，以带动天津的民营经济发展。
3、全面“开放”产业领域，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先行地区的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和经营范围已由初创时期的传统商业、饮食服务业、零配件加工业等领域向各个产业领域扩展。天津市可以利用已形成规模的本地和外地民营企业经营结构转型的要求，提供优惠的产业进入条件，顺势“全面地开放”产业领域，撤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产业准入壁垒政策，吸引民营资本渗透和扩张到各个产业，扩大民营经济在天津的发展空间。
4、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谨慎“打好”国有资源牌。
一些省市提出了利用国有企业资源发展民营经济的举措，即在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及其他战略性调整中引入民营主体，运用民营经济改造国有企业，从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但天津市应该谨慎使用这样措施。主要是因为：天津市国有经济的面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多。因此，解除国有企业的包袱需要系列的条件。包袱沉重的国有企业通过民营主体收购后可能产生以下不良后果：其一，给予民营投资主体所谓的“优惠”收购条件，可能让政府背上沉重包袱（人员分流后的失业包袱、债务抵扣后的财政包袱等等）。其二，可能让民营收购主体背上沉重包袱而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三，可能不仅没有引入真正的民营投资主体，反而引入了“空手套白狼者”，进一步掏空得到“优惠政策”收购来的企业后不负责任地扔掉乱摊子。因此，天津市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主体时，应制定相应的产业优惠政策，使国有企业不仅转制同时还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情况和企业的沉积资产进行转产，通过引入民营资本盘活国有资本。同时还可筛选出部分条件好的符合市场产业结构要求的国有企业进行并购试点。
5、建立社会的信用监督体系，放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瓶颈。
融资难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如果在区域范围内形成灵活、畅通、安全的融资体系，将会有力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一，切实形成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目前在全国３１个省、市中，已有１００多个城市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有效运行还需要相关政府措施进行配套。
第二，建立信用监管系统，以市场信用促经济发展
在企业和市场的互动与发展中，信用是两者生存的基础。企业自身强化信用观念是一个方面，但外部市场环境的规范化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实它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从外部建设来看，天津可借鉴浙江经验，工商局对改制新建和现存企业，建立有效的企业信用监管系统。
第三，以社会信用系统为基础，适当放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扶持银行开办的诸如综合授信、买方贷款、异地联合协作贷款、项目开发贷款、出口创汇贷款、自然人担保贷款、个人委托贷款、无形资产担保贷款、票据贴现融资、金融租赁等有利于民营企业融资的金融业务。
6、建立系统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行政服务体系。
发展民营经济不是简单地扶持几个民营企业家，或给几个民营企业家一定优惠政策的问题，而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创造一个适合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因此天津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应创造如下的制度条件：
第一、政府应转变重国有轻民营的观念，清理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清除歧视性的政策，以服务国有企业一样的态度服务于民营企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平等的制度环境。
第二、根据市场的产业发展要求制定适合于各种所有主体发展的产业政策，使民营经济主体充分发挥其适应市场的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第三、动员社会和政府的力量，形成有利以民营企业发展的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为民营经济主体的资本运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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