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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学术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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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成钢教授认为,研究很少取得重大突破,是与学术界错误的激励机制直接相关的。错误的激励机制越强,取得的重大突破就越少。
 
  受访人:许成钢,199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等教职。2013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软预算约束”、法与经济学、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及政治经济学等。
  
  采访人:黎振宇
 
  黎:许老师,谢谢您远在伦敦接受我的采访。近期,两会有政协委员建议取消博士生申请学位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这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话题,众说纷纭。您能否结合自身的求学、教学经历,谈谈对博士培养和评价机制的看法?
 
  许:我想借这次机会,更系统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博士培养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并非这个简单话题就能争论清楚。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是什么意思?高等院校设立博士学位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初衷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是怎么回事。1895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一群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甚至就是博士研究生的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当然他们要求改革的内容很宽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度改革。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乃至整个教育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大倾向,即变成了“科举制度”。简而言之,就是“科举化”。
 
  “科举化”的含义就是不太关心学生到底实际上学了什么、做了什么,关心的主要是考核。从小学开始,学生历经考核,才能进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才能得到学位,乃至经过考核才能升任教授等。可以说每一步都是考核,而不是看他实际想做什么、做了什么,能做什么、做出了什么成绩。“科举化”有什么后果,就不用再解释了,因为关于科举化的批评意见,已经足够详细、深刻。
 
  我还想再解释一下,所谓的博士学位来自哪里?现代教育并非源自中国,中国传统上留下来的就是科举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科举化,其实有些复古的意味。现代教育是外来的,更确切地说来自西方。现代教育从西方产生以后,再传播到全世界。
 
  “博士”原本在西方学校里是什么含义呢?西方最早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意大利,但真正相对大规模的培养和出成绩是从英国开始的。大家都知道牛顿。牛顿所处的时代也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培养博士,但此时的剑桥大学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这样说并不夸张,因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是以剑桥大学为模范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的名称来自捐资人约翰·哈佛,而哈佛本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哈佛大学就是学习剑桥建立的。
 
  剑桥大学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是如何学习并获得学位的呢?它的传统就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能有什么考核标准呢?没有标准,师傅说了算。师傅认为他合适就合适。当然最后有答辩。答辩是什么意思?答辩实际上是和研究主题相关的同行人共同参加的一个辩论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从来都不大,后来从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培养。规模大了,就难免或多或少要偏离过去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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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掠影
 
  在剑桥大学的老传统下,师傅带徒弟就是彻底的师傅带徒弟,根本没有系统的课程,后来系统课程也是从美国产生的。1991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然后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牛津大学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大家经常互访。那时的剑桥、牛津基本上还是老传统,即师傅带徒弟,没有成体系的课程。在美国的教育制度影响下,博士研究生才有一部分课程。
 
  所谓博士研究生考核,有了课程才会有考核,没有课程有什么可考核的呢?课程本不应该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构成,博士研究生的主要部分从来都是他的研究。什么叫作考核?在科学领域里,考核不是一个容易应用的概念。在科学领域里通常不叫考核,而是同行的认可。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同行认可的是什么呢?认可的是他的创造性,即是不是有创造性、创造性是不是足够大。如果的确有创造性,而且足够大,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否则就不能。
 
  比如,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差不多1/3的博士研究生是要退出的。他们大多并不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被淘汰,而是自动退出。因为他认为如果丧失了兴趣或者不认为自己能创造什么,就宁愿做点别的事。
 
  有人会问,对于努力攻读博士的人,哈佛大学怎么决定什么情况下给或者不给他学位。严格来说,我没有听说过具体要求。哈佛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进入门槛很高,能进入哈佛的人本身都是很强的。所以当他决定要去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就是有能力,第二有兴趣,第三有这个决心,做出来的工作也是有创造性的。所以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人真要做的话,会得不到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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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经济系所在地(利陶尔中心,Littauer Center)
 
  那么到底有什么条件、以什么样的形式决定他能否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呢?从表面上看就是所谓的答辩。按老传统,除了自己的导师,还要邀请其他教授参与。但这只是形式,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只要你找到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教学工作,就会自动获得博士学位,答辩纯粹是个形式。因为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领域寻求助理教授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竞争乃至极端挑剔的过程,这比答辩要求高得多。所以经过了这个筛选过程,内部的答辩就纯粹是形式了。当然这是讲的经济系情况,和其他系并不一样。而与哈佛大学毗邻的麻省理工学院,连这个形式都没有。任何找到了经济学教职的人,没有答辩这一说,就直接给学位了。
 
  黎:您提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学生找到了相关教职,就没有答辩了。但假如有些学生不打算从事教学工作,是不是还有答辩流程?
 
  许:哈佛、MIT都很特殊,它的模式并不能推广。这些学校的进入门槛非常高,所以这些学生如果认为自己在经济学领域没有创造力,早就走了。他没有必要在这里混日子、浪费时间。
 
  比如,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辍学出去创业,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也是从哈佛大学辍学,埃隆·马斯克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等。如果他有能力,用不着非得念什么博士学位,完全可以干别的事情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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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
 
  在这个类型的学校里,学生的选择很多而且很好。比如金融领域,如果不在学校念博士学位,足够聪明的话,进入金融领域,可以很快升职,还能赚很多钱。总得来说,如果兴趣不是学术,没有价值在学校里读博士。
 
  所以在最好的学校,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后,如果不在学校教书,一般进入的就是国际机构。比如,经济学领域里最突出的国际机构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少数人去联合国或者顶尖的咨询公司等。进入这种机构做研究工作,虽然不是做教授,但基本上跟教授很像。从学术环境上讲,这虽不如去最强的大学教书,但比去较弱的大学教书的研究环境会更好。因此所有这一类的学生就都不答辩。
 
  刚才讲的都是我熟悉的经济学领域,金融跟经济学也差不多。但我想强调一点,各专业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人可以随便跨行说别人应当怎么回事。跨行以后,你唯一能说的是标准在哪,什么是博士的标准。标准就是他的导师,是所在系的标准。
 
  再回到国内,国内把博士学位变成了一个官僚主导的官场。从一开始博士点的设置就由教育部来批准,批准哪一个学校可以培养博士,哪一个教授是博士生导师。这很可笑,一个人做教授,另有一个标签叫做博导。
 
  而且博导是有资格限制的,一定不能是年轻人,正教授都不一定。正教授之外还得满足一定条件,才能是所谓的博导。于是在他们想要描述某一个在国外的华人多么了不起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才20多岁,就去教书,成了博导,这完全是个荒唐的讨论方式。
 
  因为任何有能力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就有能力指导博士研究生。而且年轻人指导博士研究生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非得要人熬到某个年纪、熬到资深的地位,才可以指导博士研究生呢?这根本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这等于把博士以及跟博士相关的教育活动变成了官场,变成了一个考核程序。
 
  博士以及博士学位的授予不是由学校或系里的教授集体决定,而是由外在的官僚体系来定,所以才有了这些稀奇古怪的做法。政协是准立法机构,怎么会由一个准立法机构来讨论学校里的标准呢?而且还是跨行的。一个人哪里有资格跨行来讨论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的标准是什么?哪里会存在这样的事?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没有资格去讨论物理学、数学的博士标准是什么。
 
  还有一点,博士学位不可能由政府机构来决定怎么办。如果由政府机构来决定,那就是刚才讲的,它就变成了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政府可以定什么样的人做状元;你拿到博士,就是中状元了。但状元是不创造的,创造不是政府能判断的,政府怎么会知道谁创造、谁不创造?怎么会知道创造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由一群完全外行的人来判断高度专业化、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就一定会把创造性的工作降低为非创造性工作。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整体看法。
 
  黎:对于学者,特别是博士生、青年学者来说,正面临着您所说的这种困境。强调考核而非创造性的机制和文化,短期之内可能很难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既要生存、适应考核;也想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对于他们,您有什么建议?
 
  许成钢: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年轻学者应该追求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界的刊物——即相关激励机制的问题。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无论周围的环境是什么,作为年轻学者,应该关心什么。如果年轻学者真的关心学术,无论外界环境是什么,怎么来考核,他最关心的一定不是怎么完成考核、怎么升级,而是关心问题本身。学术有自身的纯洁性。
 
  简而言之,纯洁性就是学者要对所做的事有兴趣、有追求,想把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作为学者,只要兴趣在这里,无论外界的考核是什么,环境存在什么问题,都可以轻看它,而集中力量在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一样。
 
  比如,在牛顿生活的时期,物理学作为专业还不存在,年轻的牛顿在剑桥三一学院就是一个 Junior fellow。今天人们把Junior fellow看成是博士后。牛顿做Junior fellow时开始研究物理学问题。他最早研究的问题是光学实验,用三棱镜分解光就是他发明的。剑桥有个传统,年轻成员和资深学者会共同用餐,这个用餐环境就是学术交流场所。牛顿在向人们报告他的光学观察实验时,遭到了资深学者的斥责。资深学者说,你是不是没有读过古希腊经典,古希腊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你还在瞎搞什么,去看经典了嘛?牛顿感到非常失望和气愤,于是再也不跟他们讨论了。不过他也很“幸运”,就在这时碰到了黑死病——跟现在我们碰到新冠病毒一样,黑死病出现以后学校解散了,大家都回乡下去住。这使牛顿有机会再也不需要跟那些资深学者讨论任何事情,可以完全闭门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也取得了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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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戈弗雷·内勒作于1689年)
 
  我讲这些其实跟今天的事情是很相关的。因为在剑桥的环境里,跟资深学者弄不好关系,就没有升级的可能性。因学校并没有什么考核标准,能否升级是由身边的这些资深学者来决定的。牛顿居然就敢跟人家闹翻了。如果他不敢跟他们翻脸,可能早早地就混上去了,但那就不是牛顿了。牛顿之所以是牛顿,是因为当他发现周围的环境并不友好时,就不跟他们来往,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另一个例子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毕业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他在相对论方面的突破,就是在专利局里做小专利员的业余时间做的。这些都是好的例子,科学上真正了不得的成就,都是因为这人的力量集中在真正关心的事情上。
 
  兴趣在哪里,精力就集中在哪里,一切都投入其中。周围环境中的事情,你会想办法去应付它,而不是将它作为目标——不是为了拿到学位、升级,而是反过来:我拿学位是为了能做这个工作,升级也是为了我的工作能做得更好。每一个年轻学者,他的mindset——脑子是怎么想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决定性的。
 
  无论制度怎么设计,这一点是不变的。制度设计得好,会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在自己的兴趣上努力;制度设计得不好,就会压抑很多人。但并不会把他们彻底都压抑了。比如说“文革”那么坏的环境,还有一个陈景润呢。在那种环境下,他还能集中力量在数论上,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就是数论,别的事他不管、也不懂。学者必须是这样,不要有太多杂念——“私心”这个词还不是很好。杂念,指得就是那些跟学术无关的事。它不可能没有,但不要把它变成最重要的事。
 
  刚才我讲到牛顿、爱因斯坦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达尔文根本是自费做研究,哪里有什么职称。因为跟当时流行的宗教理念相反,写完了的东西也不敢拿出来发表。但他就关心这事,想把它弄明白,最后他弄明白了就是重大突破。这样的重大突破是绝不可能在当时的激励机制下做出来的。他靠得是有一个机会获得了资助,靠得是自己有超强的兴趣和动力,坚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事做下来。
 
  所有重大的突破都是这种性质的,它不是短期的激励机制能引导出来的。相反,短期的强激励机制会破坏重大突破的动力,进而减少重大突破的出现。
 
  我们再来讨论学术期刊跟学术职称挂钩的问题。本来学术期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便于学者之间的交流。但最近几十年里,期刊逐渐演变,分了三六九等,有些学校的职称也开始跟它有了关系。有些学校甚至硬性挂钩,有着复杂的计算公式。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从美国产生的,大量的中国人在美国留学就抄了过来。
 
  从经济学领域看,最顶尖的经济学系在招募刚刚毕业的博士、年轻教师的过程中,相对比较少看、硬性地看期刊发表情况(但是整个趋势是看期刊的学校越来越多)。在经济学领域里,刚毕业的博士在进入最顶尖的学校时,几乎都没有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过论文。道理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想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需要很长时间。
 
  再有一个,经济学的圈子很小。圈子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说到圈子,是说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这里的圈子指得是顶尖的学术圈子,里边的人永远都在互相了解哪些年轻人是最天才的,哪些天才的人做得是什么工作,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圈子很小,相互之间会了解得相当清楚。
 
  这些最好的学校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竞争关系,通常还没等到这个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这个人就已经被抢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博士基本上都是没有发表的。在已经进入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芝加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等高校后,他们的工作内容才开始发表。
 
  再来看看刚进入学校教书的年轻学者的升职过程。一些最顶尖的学校,原则上是不给本校年轻毕业生终身教职的,像哈佛不叫给你提升,而叫作重新雇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哈佛、耶鲁、芝加哥这些最顶尖的学校,从助理教授变成副教授几乎是自动的,但是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在哈佛原则上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哈佛不可以一路升上去变成正教授,而是它会再另给你appointment,而不叫promotion。
 
  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它没有硬性标准,只有原则性的标准。无论是哈佛还是斯坦福、耶鲁,原则性的标准是,你必须是所工作领域里公认的、国际上最好的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院校也不一定叫最好的,它也叫leading scholar,国内可能叫领军人物。这个级别的学者不可能用数论文的篇数数出来。那怎么评价呢?就是向外找这个领域里相当大数量的、非常强的人给你写推荐信。
 
  这些推荐人中的多数都不是被评人本人建议的,在许多机构里甚至完全不是他建议的。这些推荐人可以是委员会决定的,有时甚至是随机的,有时候大学校长还可以自己决定再去找谁咨询。尤其像哈佛,它找来的人必须是这个领域公认的number one。什么叫number one?很难说,所以要找好几十个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公式,没有数数量的方法,没有列明哪个刊物是高档刊物,再加权算出来。
 
  但到了不是最强的学校,刊物和升职挂钩的趋势就越来越重。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因素是,当你所在的系不是特别强的时候,这样做可以避免内部政治——就是教授之间的不同意见、拉帮结派。此外,当人们怀疑你的判断力,或你认为你的判断力不如刊物时,就会用刊物来做标准。
 
  但这反过来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后果。本来学术工作不应该有非常具体的、学术之外的目标,发什么刊物,怎样升职,这些都属于杂念,而杂念会损害学术发展。当期刊发表和升职挂钩以后,就会引得大量学术界的人生出更多杂念,而杂念越多,就越影响学术发展。
 
  学术发展里最重要的是重大突破,而重大突破永远都是困难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在你没突破之前、刚突破的时候,你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你是非常少的少数。但是期刊的审稿方式是要别人来评价你的工作,当你的研究和别人有很大差别时,审稿人很可能就会把你的稿子筛掉。
 
  所以,当期刊发表和升职挂钩很紧以后,人们普遍的杂念就会很强,不再关心研究本身、不关心真正的突破,只关心怎样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发表,怎样提升职称等等,而这当然会减少重大突破的出现。重大突破的减少,是直接和学术界错误的激励机制相关的。错误的激励机制越强,重大突破就越少。
 
  来源:“學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专访许成钢:做学术要有纯洁性,不能有太多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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