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

受采访者：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
采访者：出版商务周报　 张春海

对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百忙”都不足以形容，或许是“千忙”更为恰当。这位自称上任后赶上“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很多时候“空中飞人”一般奔走于世界各国，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2008年，他经济学理论的总结之作《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中文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之后，该书的英文版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则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经验，在该书中林毅夫重点阐述了他的自生能力理论和比较优势战略，该书德文版将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推出，英文版稍后将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毅夫对中国转型经验的研究以及他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成为全球经济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数次相约，终于约到了华盛顿时间2009年9月18日上午10点钟，即北京时间9月18日22点，记者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明天又将出差的林毅夫先生。

正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办公室的林毅夫，言语平和而坦率，提到发展中国家，语气中透出关切和忧虑。在采访中，林毅夫多次强调作为经济学学者的责任，还不时用“我们国家”亲切地称呼中国，提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仍然了如指掌。当被问及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受到道格拉斯•诺思、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福格尔、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推荐和赞扬时，林毅夫表示，这主要是对“中国经验”和其理论意义的肯定。

不止中国，而且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将林毅夫称为“我们的经济学家”。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关心着处于转型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形势，深切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渡过目前的金融危机，借鉴中国和其他东亚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利用后发优势，走“比较优势战略”的道路，实现经济发展与转型。

比较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的出路

《出版商务周报》：在《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中，您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理想角色应当是“因势利导型政府”，现实中这样的政府并不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条件下政府能够作到这一点？

林毅夫：任何政府都有把事情做好的意愿。但是要把事情做好，政府就需要了解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事半功倍，也必须了解到什么样的政策会事倍功半。我想，作为学者，有必要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理论分析框架，让政府和社会都了解到什么是事半功倍的政策。如果学者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应当会愿意这样做。

《出版商务周报》：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中，您对发展中国家错误的社会思潮做出了批评，特别是批评了曾经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盛行的“赶超战略”。然而，对于政治家来说，接受“赶超战略”所出自的主流社会思潮也许是风险最小的选择。出于这样的考虑，政治家们是否难以接受一个正确的、但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呢？

林毅夫：“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是使用国家力量来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资本相对密集型技术的采用以期早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家的富强。这种思潮形成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这种思潮符合落后国家的人民希望快速实现国家富强的主观愿望,因此,非常盛行。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特色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所以“赶超战略”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
我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自生能力的概念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大力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在生产过程中超前地使用资本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必然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了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必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和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战略性企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不大，国家还可以使用降低税收或给予补贴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比较大，国家就只好使用扭曲价格机制的方式来扶持战略性产业。这样，“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就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被削弱，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那些作为“赶超战略”具体实施者的战略性企业往往处于亏损状态；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大量蔓延将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进一步下降。与之相反，我提倡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简要地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 ｜

大部分的政治家会根据主流思潮制定战略和政策。但是，也有可能不按照那样来做的政府。一个好的政治家是实事求是的。我在专门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一书中谈到：一个好的政治家和一个好的理论家，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们都思索和研究社会现实是什么，都会从这个社会现实中寻找机会。当然，这样做比较难，但并非不可能。我认为，像邓小平就是这类政治领袖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

《出版商务周报》：您在书中提到了采用“休克疗法”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J曲线”的走势，短暂下滑后迅速反弹，却出现了“L曲线”的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有一点儿增长。我们是否可以推出，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盲目接受和推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的政策建议？

林毅夫：我同意这种看法。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现实条件来构建其因果关系的机制，以解释这个社会出现的问题、现象和机遇。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现实等不一样，因此，其限制条件和机遇也是不一样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认识到任何理论的局限性。现在流行的理论多是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没有注意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所以，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甚至会导致未曾预料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应当实事求是，根据自己国家社会的现实来思考和制定政策。同样，也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

《出版商务周报》：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您一直主张发展中国家不能一味地采用别人提供的“药方”和理论，否则会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您觉得是否应当形成一个新的共识？新的共识应当如何吸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要求？

林毅夫：目前来看，形成这样一个新的共识是比较难的。学者有必要和责任，根据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倡导新的、比较能够反映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社会思潮。我认为，社会思潮是会变动的。如果要想形成一个新的共识，需要比较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研究它的限制条件、它的机遇在什么地方，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通过教育、媒体倡导、推动，才能形成新的思潮、共识，并影响政策和社会实践。

《出版商务周报》：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而缺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根据自己国家的经验提炼出的理论模型。您最近提出的“新结构理论”则代表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声音，您希望自己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的理论和实践发挥怎样的作用？

林毅夫：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存在局限性的。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现有的发展理论，对于这种结构变化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不够。我希望通过“新结构理论”，促进大家对结构问题的思考，并给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提供更好的理论参考。
在新结构理论中，有三个要点：第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最优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法律、社会结构是不同的。第二，经济发展阶段不是简单的高低之分，而是有许多中间阶段。第三，市场在每个阶段的资源配置上应该发挥基础作用，而政府在结构转变上则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在产业升级、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光靠市场竞争并不够，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出版商务周报》：您在书中提到，“东亚奇迹”特别是“中国奇迹”的经验不能“教条地照搬”，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借鉴呢？

林毅夫：中国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照搬的。但是总体来讲，一些精神实质的东西是有普遍意义的，比如说，都要发挥比较优势。而要发挥比较优势，就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经济发展，是产业不断升级和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也要发挥前面所讲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我想这种精神实质，是可以借鉴的。但是要把相同的实质原则变成具体的行动，则必须结合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形。
我们的改革不是在一个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一定预先设定的蓝图来进行的，而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我在《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中强调，我们比较实事求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浪费了就再也没有了，人民就可能活不下去了。而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就比较不容易摆脱“赶超战略”的思路，因为他们浪费得起。如果我们认识到，“赶超战略”是欲速不达，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才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可以不去“赶超”。我认为，理论的功用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成功的现象出发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以帮助其他国家达到同样的成功的目标。
中国发展的原因并不全是中国的文化，但是中国的文化促使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话，就会按照比较优势的战略去做，这个战略的实施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这两者的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其他国家也可以借鉴。理论增加了我们在选择上的信息，能够为别的国家提供参考。

中国经济的位置与角色

《出版商务周报》：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您的学说中的核心之一。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是否真的普遍具有了自生能力？如果尚没有，应当通过哪些途径使它们具有自生能力呢？

林毅夫：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根据比较优势来定义的动态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当时的国有企业都是靠政府保护和补贴而生存的。改革开放后资金和技术的积累比较多了，人才储备也多了，所以部分过去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现在也有自生能力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竞争力。像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很多企业现在很有竞争力。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比如在金融、电信行业的，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它们可以利用国内市场这一优势。如果资金相对短缺的话，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这样可以补足它们资金相对短缺的不足。另外需要提高管理水平，这也是获得自生能力的途径之一。自生能力，不是看一个平均值，每个产业的特性不太一样。不同的国有企业，如果可以主动地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是能够获得这一能力的。如果利用国际资金市场和国内的大市场，这样做的话，国有大型企业也可以有自生能力。

《出版商务周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目前来说，中国经济仍然有哪些还未解决的深层问题？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过程中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有一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在《中国经济专题》中提到了几个重要的问题：金融部门还十分脆弱，腐败问题和国企改革的不完全成功等。所以要继续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方向；尤其是要注意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收入分配会越来越合理；此外要居安思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国外都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出现，所以要有居安思危的心态。

《出版商务周报》：最近，中国经济的复苏迹象非常明显，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会在全球的经济复苏中扮演什么角色？

林毅夫：中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复苏对全世界的经济复苏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来看，这个作用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今年第二季度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带动了周边的经济体，像日本、韩国等的经济复苏。另外，中国的经济复苏也对全球的金融、股票市场打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心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也是全球经济中的一环，也需要依靠全球的经济复苏，才能够真正摆脱当前全球危机外需不足的挑战。

《出版商务周报》：您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得到了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加里•贝克尔（Gray Becker）、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及其他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评论和推荐，这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以前最多只有3位诺奖得主评论和推荐别人的学术著作。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林毅夫：这些大师们对我这部著作的肯定，我想主要是对于“中国经验”和与之相伴的理论意义的重视。我个人感到很幸运。在中国改革开放这场大实践中，我感到很幸运，自己能够作为一个观察者、参与者，有机会思考这些问题，并且作出独立的理论解释。

金融危机中的世行作为

《出版商务周报》：金融危机中，受到世人关注较多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遭受的影响以及它们的救市措施，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关注并不多，这场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转型的冲击与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林毅夫：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影响主要通过四个渠道。第一个是资金，因为发达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会大大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出，主要是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资本市场方面都受到影响。资金少了资金就会相对贵，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就提高了，还债的成本也提高了。第二个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下滑，需求减少，所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减少了，国内生产随之减少，失业率就会增加。第三个是劳务输出收入减少，因为发展中国家不是劳动力丰富就是资源丰富，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出口其产品，还有一部分劳动力到国外去工作，发达国家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雇佣外来劳动力数量就少，因此，这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劳务收入就减少了。第四个则是资源的相对价格下降，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受此影响尤其明显。全球经济下滑，对资源需求不足，资源下降，出口减少，资源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通过这四个方面，发展中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给以高度关注。因为它们受到危机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下滑，相应地在解决贫困的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等问题上，都会比较困难。

《出版商务周报》：您到世行上任以来，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方面重点做了哪些工作，特别是在帮助它们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方面重点做了什么？

林毅夫：我到世行之后，可以说是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先是粮食和能源的危机，对此，世行设立了一个特别基金，来帮助一些极端贫困的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后来就是金融危机，主要是向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帮助它们减少因外来冲击所受到的影响。

《出版商务周报》：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呈现好转的迹象，您觉得是否已有走出金融危机的迹象？

林毅夫：目前已有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但是根基不稳。复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主要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第二个是企业库存的调节，增加库存，因为前一段库存减得太多。但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私人部门的投资都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复苏的根基并不牢固。我认为一方面要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要增加就业提高消费者信心，这样才能走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出版商务周报》：今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建社30周年，您的很多著作都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中国经济专题》和《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的中文版等。您对北京大学出版社有何感想和期望？

林毅夫：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表达对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好评和期望。这些年，北大社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第一是整理、出版了很多经典作品；第二是支持了社会科学等很多学科的理论创新著作的出版；第三是引进了国外一些新的前沿的理论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这三方面都做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