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是总结不重视效益的规模扩张型增长模式的教训而提出的。
在企业层面上，规模扩张型经营思路集中体现在把企业“做大”作为首要发展目标。尽管偶尔在“做大”之后再加上“做强”二字，但不少企业经理认为“做强”是“做大”的必然结果，并希望随着规模膨胀竞争力自然会增强。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只重视GDP等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规模指标的增长率，忽视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规模扩张型增长理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从中长期看存在诸多弊端。
第一，规模大不是竞争力强的充分条件。在那些存在显著规模经济的产业，比如汽车和飞机制造，追求大规模完全合理，因为能否在某一最低规模以上生产对能否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和引进先进技术至关重要。但是，许多产业的规模经济并不明显，甚至还存在规模不经济，这时如果再一味追求规模扩张，并不会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甚至会恶化企业的财务状况。
第二，即使在存在规模经济的领域，企业规模也不应不计成本地盲目扩张，否则得不偿失。一时的总资产规模扩大和市场占有率提高并不代表企业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有持续力的提升。
第三，规模扩张型增长模式非长久之计。规模扩张，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人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不注重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塑造，也就难以促进维持经济长期活力的科技和管理的进步，从而也就无法在国际上占领高端产品和服务市场。由于自然资源稀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加剧，自然资源和人力的大量投入长期内将难以为继。此外，由于开放经济和资本在国际自由流动，无法稳定地维持低成本资本的大量供应。这样的经济模式很脆弱，无法抵抗外部风险。
第四，规模扩张型增长模式还会鼓励经济行为中的道德风险的蔓延。例如，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大财团大肆扩张，全面涉足实业、金融和其他服务业，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企业如果做大了，即使出了问题，当时的政府因为担心社会动荡也不敢让该企业倒闭，也就是通常说的“Too Big To Fail”。这样的思路必定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社会资源配置严重扭曲。
为此，本书提出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思想，这一思想是站立在经济学前人的“肩膀”上而提出的，它和“相对价值”的思想以及公司金融学中公司价值估算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以微观金融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推广和应用。
简单地讲，价值创造等于收益和资源投入之差，是扣除所有生产要素成本后的剩余利润。价值创造的行为，指企业以一定的资源投入，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含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实现尽可能高的收益，或是以尽可能低的资源投入实现一定的收益；政府在政治和法律导向、经济政策的指定和监管行为中，为营造激励机制和市场约束来鼓励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
关于价值创造的思想，正如Stewart教授在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可以追溯到英国17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l8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奥地利人博恩－巴威克（Eugen Bohn－Bawerk）那样的古典经济学家。这些知识巨人意识到资源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当它被投入使用并在多个用途之间作比较时才能够予以估价。按这个观点，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放弃的其他最佳可选择用途的成本。……经济学中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所有的稀缺资源必须通过其机会成本来评价。”
中国人口众多，但自然资源匮乏，资本短缺，价值创造基于经济利润这一概念不同于会计利润，它关注资源和资本的紧缺和使用效率，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价值创造是扣除所有生产要素成本后的剩余利润；具体来说就是扣除使用稀缺资本资源的机会成本，包括银行债务和其他债务的利息费用和权益资本成本，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思想认为，任何企业都不应该将自然资源投入到挣取的利润低于自然资源使用的机会成本，或者将资本投入到那些挣取的利润低于资本成本，从而将减少企业价值的投资项目中去。不幸的是，我们的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幌子下却已经通过资本运作和并购重组等方式这样做了，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强，这是“不创造价值的快速增长”。
我国应该倡导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
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不但因为注重经济效率和塑造核心竞争力而会使国家和企业获得持续发展，更由于能够成为企业和政府在实践中的行为标准，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
正确理解价值创造，需要了解价值的内涵界定，这包括价值创造理论为什么强调经济价值而不覆盖非经济价值的创造和为什么倡导经济价值而非会计价值；同时，还需要理清价值创造的出发点的界定，即为谁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