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尔金. 列昂尼德 .伊万诺维奇是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洛夫国民经济院;197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底选为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7年12月正式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6年开始担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后，至今仍但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89年６月曾任原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政策员会主席。
阿巴尔金教授从70年代以来,就开始活跃在原苏联以及当今俄罗斯经济理论界.围绕着经营机制如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而提出过不少颇有创新意义的观点.80年代末期，俄罗斯步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阿巴尔金教授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介入经济、政治和社会激烈变革的潮流中，以一个“温和的市场经济推进派”或者说“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改革派”与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流派相抗衡，系统的提出了要保持俄罗斯经济社会稳定中推进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那时，我曾多次去俄罗斯学术考察，我从俄罗斯当时众多的改革方案的比较中，看到了阿巴尔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受益匪浅。
最近，我非常愉快而又很荣幸地认真阅读了阿巴尔金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部经济学文集。从这本文集中，我再一次看到阿巴尔金教授这位老一辈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如何以强烈的民族、社会责任感，仍然孜孜不倦地在为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行着不断的探索。因为我们懂得，科学是无国界的，阿巴尔金教授立足俄罗斯国情的经济学研究，就是对世界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卓越贡献。
这里我不能不首先需要谈谈在上个世纪末８０年代底，发生在俄罗斯学术界、政治界有关用多长时间就能建成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考察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间表上，因为这似乎是很幼稚的问题，但我们的确是在很认真的静观着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在如何以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多长时间为筹码而进行的较量？那时，阿巴尔金教授也提出过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在方案中，阿巴尔金描述了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它们之间平等和竞争的关系；所得收入的分配应符合在最终成果上的贡献；将与国家调控相结合的市场变成协调社会生产参加者的活动的主要工具；在灵活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的基础上实行国家调控经济；将公民的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任务。从一个外国的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阿巴尔金的意见似乎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方案，因为它考虑了社会对转轨的承受能力。但却未能被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所接受。当然，我们作为外国的经济学家对此不能说三道四，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当时俄罗斯普通居民对这位经济学家的评价，1990年第40期的《文学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上帝啊，谁也没觉得羞愧！……》，其中说道：“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经济对道德的依赖关系，当他被问到他是否相信改革时，他带着平静的痛苦说了这样的话：不，如果孩子们仍然在电梯里写脏话，我就不相信。换句话说，决定改革事业的主要不是经济，不是金融，不是社会体制，而是无道德和无良知。无道德和无良知的民族，就算给它最完美的经济模式、最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三年之后一切都将被毁掉，且到处都会写上骂娘的话，而进口设备则会被那些聪明人拆得四分五裂拿去换酒喝。”阿巴尔金教授对这个评价至今念念不忘。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非常理解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良知而却不被理解所产生的痛苦。在俄罗斯的经济学发展历史上，有不少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曾遭到过噩运，阿巴尔金教授想到这些，自然感到会有一种揪心的痛苦，他说：我几乎亲身感受到，作为民族基因的无价之宝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被毁掉的，“应该想一想，如何才能逐渐避免我们过去曾犯的、至今仍然在犯的错误：下定论时的急躁、武断和扣帽子。这对判明真理从来就无济于事，在激烈改革的今天也依然无济于事。任何一位学者都应该有直抒胸怀的绝对自由，有发表自己观点的绝对自由，同时又不追求成为真理的唯一掌握者。任何企图让学者的意见去适应上级或众人的行为都意味着动摇我们所期望的科学的独立性。”“走民主改革道路的社会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不准干预经济科学！”这番议论，对我们这些曾经在曾似相似的政治体制下生活过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肺腑之言，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阿巴尔金教授在这本文集中，相当深入地表明了自己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他实事求是地考察了世界格局和经济发展的变化，从经营体制、货币体制、所有制形式以及经济全球化中，分析了苏联为什么落后了的原因，得出了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性。他说：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机制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发现、广泛运用和不断完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但是，只有竞争，才会让市场经济起作用，相反，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而在现代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调节作用还涉及到更广泛的作用系统，它表现为国家运用或强或弱的调节体系，包括经济发展预测、确定科技政策与教育的优先方向、中央银行的影响、执行严格的反垄断政策等手段，同时，还包括在一定阶段为发展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防卫外部压力而必须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保证使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在调节经济和社会进程中起着积极作用的还有公民社会不同的机构，比如：企业家联合会、消费者保护协会、工会。跨国公司起着复杂的有时是相反的作用。由此来看，阿巴尔金教授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完全有别于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观点。围绕着什么是市场经济？怎样向市场经济过渡？是这部文集中最生动的内容。
阿巴尔金教授的这本文集还探索了经济学理论中一些概念和如何解释现代社会经济过程的问题，分析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特点，以及这些趋势在不同文明社会表现的特色，强调了经济理论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对它进行根本革新的必要性和途径。就此，这里我想简单地转述阿巴尔金教授的看法就足够了，他说：我想比较的两位人物，这就是卢梭和拿破仑。比较一下，谁的一生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乃至对整个19世纪的影响更为重大。我们倾向于生动地描述历史事件和重大的战役，所以比较一致地更加偏好后一位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所有19世纪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看法。我想以此为例来表明，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决定性影响有时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有鉴于理论总结和理论成果的意义，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保护这种社会现象的必要性，不仅要保护研究过程和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进程免遭外行的干扰，还要避免任何平民主义的压力，避免庸俗的大众化和趋炎附势，今天，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必须对一切社会理论，包括对经济理论，进行根本的革新，我谈到社会理论绝非偶然，而是因为经济理论（如果以它的基础总结为例）不可能作为一种自发的进程来发展，不可能离开与一切社会学分支的有机联系，包括哲学思想、对历史的反思、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理论。必须实现理论突破还有着其他的原因，首先，要彻底果断摆脱那些束缚理论思想发展、腾飞的陈旧的东西，我指的是深深植根与我们社会科学里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还它们的本来面目，我指的教条主义是将理论变成宗教教义的翻版，把它当成神圣的东西，不管社会生活中发生着什么变化，都不需要改变，不需要发展。保守主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学中也成了非常典型的、普遍的现象。但是事情还不仅于此，理论革新还需要消除惰性，最近100年到150年，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超出了我们以前的想象，我们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任何想象都来源于现实世界，都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最后，实现理论革新还有一个原因，世界上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们产生过许多精彩的思想、杰出的发明和一些卓有成效的假设，它们非常零散，各自为阵，暂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论体系，现在，使它们一体化、整体化的要求已经成熟。简而言之，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一种理论思想的整套体系，它必须反映社会中发生的新的历史经验和变化。他特别论述对社会的独特观点，他说：当我们说到社会进步时，应该考虑到两个紧密联系却又相对独立的过程，一个是否定过去，一个是继承。我们应该将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有着大量共性的、一致的、完整的过程，不能对各个领域的历史经验和遗产简单地完全否定。改变这种简单否定的做法有时容易，有时却很难。我们比较快地改变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否定继承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前人的遗产，有一条著名的口号声称，劳动人民不能乘坐火车，因为铁轨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用汗水和鲜血建成的。遗憾的是，历经了充满野蛮行径的几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教堂、庙宇并不是另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而是一种文化，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它们，就没有一个民族，就没有它的历史，也就没有它的现在。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才意识到，不光精神财富、社会民主管理的价值观和原则，还有经济文化、社会经济管理的成分（比如我们目前正在运用的市场、银行、租赁、合作社、税收），这些都不是异己社会的产物，而是全人类经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应该被一种新的社会体制所一体化，这样，这种体制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阶梯。也只有充分吸收和消化前人遗产中宝贵的东西，才能保证我们真正向前进。社会发展进程不光具有两面性，可以说有三面性，这个三面性包含有共性、特殊性和个性的辨证关系。个性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色，很遗憾，它没有成为我们社会学，包括经济学仔细研究的对象，因此导致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失策。承认这种特殊性就可以避免简单重复和机械照搬它国经验。有许多总是存在的、值得研究并加以运用的共性，但共性都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个性的面貌存在。也许，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复杂民族构成的大国，要想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寻找同样的经济生活形式和管理方式，这甚至是很危险的。
对俄罗斯国情的思考，也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在我的经济学研究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这样的一篇文献：十九世纪8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劳动解放社”在学习《资本论》时，联系俄国当时还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对俄国革命进程发生了争论，小组有一位成员在1881年2月16日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请教，信中还特别提到：你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收到信后对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写了四份复信的手稿，1881年3月8日复信说：我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1].马克思在写这封信时，曾详细地研究了１９世纪时期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他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定期给公社成员之间进行耕种,这种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房屋、农具等生活资料归公社成员所有。农民习惯劳动组合。这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得到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很容易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村社内部，通过合作的道路建立集体所有制，建立起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2].在阿巴尔金教授的这本文集中同样也强调了这篇文献的重要性，他说：卡尔·马克思写给维拉·查苏利奇[3]的信，反驳了对他的指责，因为有人指责他创建了一种对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适合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模式。在几封信中他都写到：我并不想创建社会发展的任何绝对的模式，所有我写的东西皆源于西欧的经验，不适合运用于其他地区。阿巴尔金教授说：我们却试图建立让所有国家都按其发展的同一种模式，这反映了我们对绝对化的偏好，对现成模式的偏好。阿巴尔金教授把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具体社会的发展各阶段上，既是对原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也是对现实俄罗斯罗斯经济转轨特殊性的高度关注。
俄罗斯的转轨与我国的转轨还有某些差别。俄罗斯的“转轨”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极权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普京时期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中国的“转轨”，目前还基本上还限于经济领域，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转轨”的主要含义。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总体转轨，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趋向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居民生活改善，阿巴尔金教授所追求的国家可调控的市场经济理论模式的基本框架正在俄罗斯逐步建立，我们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极富文化底蕴的民族，俄罗斯国家的转轨、俄罗斯民族的选择、俄罗斯人民的奋斗，将对世界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提供丰富的经验。
我衷心地祝愿阿巴尔教授身体健康，愿中俄两国经济学家为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于２００４年６月
[1] 《给查苏利奇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
[2] 《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四分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52页。
[3] 俄国革命活动家。早年是民粹派分子，1883年是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之一，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