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本书，《来自竞争的繁荣》与《大众的福利》，是我1983年9月到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以来的案头书。说是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1963～1966年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任经济部长时写的一部著作，1957年2月首次出版时德文原版名为《大众的福利》，当年11月英文版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我先于1983年9月精读了《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后于1996年初重读了《大众的福利》中译版，以后遇到相关问题或撰写相关文稿，尤其是撰写博士论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以及《市场论》等论著时，又常去查阅。
值得一提的是，我作为经济学者发表于1984年《青年论坛》杂志的成名作《来自垄断的威胁》，正是当时读了《来自竞争的繁荣》之后反观中国当时实情产生的思想火花。2015年，武汉大学老校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明华先生回忆30年前《青年论坛》始末文章《珞珈山——思想者的摇篮》中提及那篇文章并点评其“表现出敏锐的眼光……击中了改革的软肋，作者所提出的警示，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省思”。
当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向何处去似又处于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关键时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愚以为，重读《来自竞争的繁荣》或《大众的福利》，或能得到新的启迪。所以，不揣冒昧将当年的老读书笔记献给当下，若能引起关注，幸甚至矣！
第一，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辩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如集中力量把蛋糕做大。
“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辩国民财富的分配，倒不如集中所有的人力来增加国民财富要明智得多；何况争论不休往往会走入歧途，耽误国民收入的增加。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就不难让每人分得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个较小的蛋糕，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总不可能使每人多得一点。”（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页）
“我所最关心的不是分配问题而是生产与生产率问题。解决的办法不是分配方面，而是在增加国民收入方面。凡注意分配问题的人们经常所犯错误在分配数量超过国民经济所能生产的。”（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8页）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13多亿中国人的“蛋糕”做大了，但分配或公平问题以及相应的社会矛盾已然凸显。如何处理好分配“蛋糕”与做大“蛋糕”或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需要高超的政策水平与政治智慧。但有一点还是要坚持，那就是，13多亿人的“蛋糕”还需继续做大，任何有损或妨碍“蛋糕”继续做大的经济政策、政治举措都不可取。
第二，竞争是获致繁荣和保证繁荣最有效的手段。
“竞争是获致繁荣和保证繁荣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受到实惠。它保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俱来的种种利益，终于归人民享受。”（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全民繁荣’与‘来自竞争的繁荣’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所指的是目标，后者所指的是达到目标的途径。”（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
“一种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同时又是最民主的制度。”（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0页）
竞争在哪里？在市场机制里。如马克思所说，在商品生产亦即市场经济那里，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即只承认人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人们身上的强制。正是那种强制才构成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经常增进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市场机制何等重要，坚持市场导向改革何等重要。
第三，保障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是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基石。
“首先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公民有按照自己的经济条件、个人愿望和个人价值而生活的自由。这是一条消费者自由的基本原则，逻辑上必须与生产者的自由相适应，使生产者也有从事制造或销售他能在市场出卖的商品，也就是说，生产者在调查了人们的需求以后，认为可以获利的东西。消费者的自由与工作的自由必须让每个公民懂得，这是任何人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侵犯了这两种权利，应当算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页）
“如果让人民重新意识到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便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动力。”（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页）
在我看来，艾哈德所捍卫的这两项“基本经济权利”，正是市场机制得以确立的基石，舍此何来市场机制？一如艾哈德所述：“由于所有的生产者都有同等的机会自由活动，竞争因而发生，‘市场’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市场发展到现在，已成为所有经济利益的焦点。市场价格既以供求为根据，便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都能受益。”（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1页）
因此，我们既然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要捍卫公民这两项“基本经济权利”，在确保“消费者主权”的同时，确保“所有的生产者都有同等的机会自由活动”。
第四，反通货膨胀是必要的，但“价格冻结通货膨胀”，冻结了自由价格，市场经济就无从进行。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改革……决不能建筑在……通货膨胀那样的罪恶事件的基础之上。如果认为一方面可以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另一方面又可设法阻止受到恶劣后果的影响，那是对人民、对国家犯了严重的错误……相反地，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来防止它，反对它，事前设法制止它。”（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7页）
然而，“战后几年中试图以限制物价及管制方法阻止通货膨胀……看来是愈来愈行不通了。我们容忍了一种‘价格冻结通货膨胀’的现象。”（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页）“市场经济不能和自由竞争制度分割开来；没有了自由价格作用，它就无从进行。谁要排除自由价格的作用——不管是由政府，或者是由工业组织通过卡特尔创意的——这都会扼杀竞争，而且使经济停滞。”“要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底，我认为，从货币改革以来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限制减少政府所采取的有关物价形成的许多措施。”（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2页）
“自由价格”，亦即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不可或缺的枢纽。而我国价格决定机制改革虽很早提出以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勇气闯关，但迄今仍有不少价格并未真正放给市场、由市场供求自由决定。政府似乎总有理由干预或直接决定价格，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群体也总有理由要求政府干预或直接决定价格。价格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或很不彻底。
第五，搞市场经济必须高度警惕并有效防范来自各方面垄断的威胁。
“限制竞争的威胁经常来自许多方面。”（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我曾公开声明，一项反垄断的法案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把它看作一条不可缺少的‘经济原则’；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夸张。如果国家办不到这一点，社会市场经济就会中途夭折。”（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
“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承认企业家们有根据卡特尔协定排斥竞争的自由”。（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3页）因为“每种垄断到形式都隐藏着欺骗消费者的危险性，使经济停滞不前。如果国民经济的范围小，或者由于保护关税而与世界自由市场隔绝，那么垄断趋势的不良后果更加显而易见。如果有了这些壁垒的保卫，经济政策又有意识地鼓励私人垄断制，那么这种不良后果就格外明显。”（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1页）
搞市场经济就必须高度警惕并有效防范来自各方面垄断的威胁，否则不仅不可能增进大众福利，而且只可能损害大众福利，并最终败坏市场经济。
第六，如果每个人把一只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灾难。
“近年来我时常看到有人坚决主张要在社会领域建立集体安全，这使我感到非常差异。如果我们愈来愈多地采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就谁都不会为他自己负责，每个人只会在集体中去求安全；我们将走向哪里去，这样怎么能保持进步呢？我对这种逃避责任的现象曾用戏剧性的话描述过，如果这种狂热病发展下去，我们势必滑向一种社会制度，那就是每个人把一只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那时，生活的原则将成为：我供养别人，别人供养我。”“它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灾难。”（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
其实，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每个人把一只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供养别人，别人供养我”。虽然改革开放相当程度否定了那样的制度安排，但并不彻底，而且近来似乎有某些势力推动向那样的体制回归。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第七，不管是从哪里来的经济成就，成果必须由全民分享。
“这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性理论，不管是从哪里来的经济成就，是从提高效率而获得的利益，以及这劳动生产率中所有的改进，都使全民享受，从而消费者得到更大的满足。”（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2页）
“到繁荣遍及于各个阶层，经济安全日益加强，我们的经济基础也就愈来愈巩固。”（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
当下我国，共享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但通过何种机制使共享发展的理念落地并常态化，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并实践。
第八，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经济结构，使愈来愈多的人民走向繁荣的可能。
“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经济结构，使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民走向繁荣的可能。”（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德文原版书名为《大众的福利》。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谓领袖之见略同。关键在于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
第九，“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国家的任务不在于直接干涉经济，至少当经济尚未要求干涉时应当这样。如果国家参与生产，这跟一个以冒险精神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不相适应。这种情况自然而然意味着，经济决不能由国家来代表它的利益。”“如果说，一方面请求国家不要参与经济活动，而到了某一时刻，又要请求国家帮助，这是不可能的。商业机构从事经济活动而经济政策的任务归于国家（特别是归于经济部），这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分工。”（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2页）
“国家现在不再干涉个人的事情，其中有这么一条，就是经济部长不再对商人发号施令；商人们不再到他那里去请求盖章‘批准’签发许可证与执照。我们实施了下面这条原则：商人、工人和每个公民必须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3页）
“政府只要在需要支持竞争机制的时候插手到市场里去就好了，或者在不可能实现全面竞争的时候，出面监督这些市场就好了。”（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0～121页）
“我所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在指出，西德并没有采用过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本书的主题就是从这方面去探讨。”（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中译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其解就是沿用至今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这就触及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或最高问题了。在哲学领域，有一个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依对其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是否存在同一性的不同回答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不可知论与可知论两两根本对立的阵营。其实，经济学领域，也有一个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或最高问题，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但如何“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并非易事。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到了“深水区”，可能需要更精准科学地探测、定位、前行。
总之，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体制，才能使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民走向繁荣，或更能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中国梦”，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大课题。
作者｜杨再平「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
来源｜《中国金融》201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