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七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于2005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多位经济学家就中美宏观经济问题、银行与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税收政策、管制与经济秩序、移民与卫生经济学、公共财政与退休社会保障、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第七期简报报道实际汇率、国际贸易投资方面研讨内容。
卢锋（北京大学CCER）：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趋势性变动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民币实际汇率也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估计均衡实际汇率以及考察短期内真实实际汇率与均衡实际汇率的偏差。卢锋教授研究则采取与之不同的角度，他观察到人民币实际汇率在过去的25年中经历了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卢锋教授主要考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趋势性变化表现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汇率以及人民币的有效实际汇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止跌回升，1998年以后虽然出现一定程度贬值，但是与改革开放初期十多年间长期贬值趋势相比，显然发生了趋势性变动。什么原因决定了这一趋势性的变化呢？卢锋教授着重讨论了三个因素。
一、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按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实际汇率变动的关键决定因素。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开始增长速度提升，相对于美国和13个OECD国家的平均值的增长率也在提升，并且这一增长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出现加速趋势。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预测相一致。
二、中国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变化。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趋势，从而会影响实际汇率的变动。中国国际收支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双顺差，并且这一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工贸易在中国总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且中国的贸易赢余主要是由加工贸易产生的。从事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是外资企业，外资的大量的流入导致资本账户盈余。双盈余使中国的外汇储备猛增，支持了中国名义汇率的升值。
三、价格和贸易改革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许多出口品的价格是被人为压低的，价格自由化改革使出口丧失竞争力。若继续出口，要么需要政府补贴，要么需要名义汇率贬值。但与此同时，贸易改革在逐步取消出口补贴。这对国际收支带来极大压力，部分地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间歇性贬值。到1992年，90%以上的零售物品和80%以上的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已经放开，出口补贴在1994年也被取消。结果是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复存在。
如果上面的观点是成立的，卢锋教授认为可以进一步假设人民币实际汇率从长期看已经有了升值趋势。1998-2001年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是暂时性的，主要受国内宏观经济通货紧缩周期性因素和亚洲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影响。危机过后，那些决定人民币长期变动的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要作用。存在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升值趋势，不等于说人民币名义汇率短期注定要升值。人民币实际汇率从90年代后期以来逐步面临长期升值压力的分析判断，有助于解释近几年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的若干表现，如人民币汇率的争议、宏观经济过热、近年出口大幅度增长以及贸易摩擦等。
斯梅特斯（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保守经济学研究议程的五个问题
一、美国社会保障改革。美国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收入，主要通过提高税收来实现，高税率会造成效率损失。保守主义者的建议是把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斯梅特斯博士认为这一方案是有意义的。建立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无益于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可以吸取的教训是：一、不要相信信托基金，信托基金不是解决未来问题的好办法；二、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社会保障不成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中国迟早会收敛到美国的情形，那时不再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中国现在不应承诺太多。
二、基本税改革。美国的税率很高，大家不喜欢这么高的税率，人们希望降低税率。保守主义的建议是增加消费税和商品零售税，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斯梅特斯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扩大税基、降低税率。
三、民事侵权法改革。美国的法律分为刑法和民法，而民法又分为合约法和没有合约的民事侵权法。一个企业出售劣质产品，消费者因此受到损害而投诉企业要求赔偿，即属于没有合约的民事侵权范围。这类纠纷的诉讼费用占到GDP的1%到2%，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养活了很多律师。美国人口占世界4%，而美国的律师占世界的75%。人们也愿意选择低价而没有保障的产品，这样可以要求赔偿。对中国的教训是要建立完善的损失赔偿体系，上诉的人如果上诉不成功的话要承担另一方的诉讼费。
四、医疗改革。医疗体系主要为有工作的穷人提供保障。医疗体系的问题要比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大很多，但保守主义者却不太关心这一问题。对中国的教训是预算问题，做出承诺的时候要保证以后能够实现。
五、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问题，中国强劲的出口使汇率问题显得很突出。另一个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是很到位，许多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企业对此有顾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体制，遵循WTO规则，使中国对外资更具吸引力。
王世春（中国商务部）：中国处理贸易争端的行动
王局长首先谈了一些有关中国贸易总量和中美双边贸易的数据。2004年中国的出口量和进口量都位居世界第三，今年头五个月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522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2004年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696亿美元，在过去的25中增长了七倍。美国现在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以及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是美国除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中国外贸的迅速增长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贸易摩擦。从1979年到现在中国已经遇到了上百件贸易摩擦，现在中国是受到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增长，同时贸易摩擦也相应在增长，美国最近又对中国纺织品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
中国是如何处理贸易摩擦的呢？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期间提出了处理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五条原则。这五条原则分别是：一、互利共嬴；二、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三、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四、平等协商，不动辄设限和制裁；五、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五条原则是与WTO的规则相一致的，无论现在和未来都是我们处理经贸关系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国意味着中国有权利参与制定解决贸易摩擦的法律法规。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还与很多国家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贸易摩擦。设立于1983年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the 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就是为解决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推动双边贸易发展提供的一个政府之间的高层对话磋商机制。
贸易摩擦的上升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也无法避免。在王局长看来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如何适当地解决这些摩擦，一个首要的原则是平等交流、平等对待。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确实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已经有41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新西兰、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家。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公平贸易，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通过对话和交流解决贸易摩擦，实现双嬴格局。
沈艳（北京大学CCER）：中国金融部门效率、FDI和经济增长
从1979年到2003年中国GDP经历了平均每年9.4%的增长，目前的文献对于金融市场和制度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看法基本达成一致，但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还存在争议。改革期间，中国的金融部门积累了48000亿元的坏账，相当于1997年总的家庭储蓄。有人预测如果不立即实现一个有效的现代银行体系，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会慢下来。
如果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很重要，一个运作不良的金融部门是如何支撑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的呢？沈艳和沈明高博士利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考察了银行部门、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金融部门中有些部门是有效率的，从而满足了真实经济部门的金融需求，他们利用非国有银行贷款作为有效率的金融指标。与金融部门有关的另一因素是外国直接投资（FDI），FDI既提供了资本流，又带来了技术转移和效率溢出。但FDI和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直接结合在一起，而要通过它们与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行长期互动。
计量分析的数据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包括1978-2002年中国的GDP、总贷款、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产出、国有企业产出和FDI等数据。通过格兰杰检验发现，实际贷款的增长确实支持GDP的增长，反之则不成立。
中国的国有银行因为继承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而缺乏效率，把这一因素控制住，再来进行回归发现有效率的实际贷款仍然与实际GDP的自然对数有稳定的长期关系。
另外中国经济在这期间经历了多次周期性波动，通过允许结构性中断（加入开关变量），回归发现实际GDP、实际贷款和实际FDI的自然对数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实际FDI和实际贷款都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沈艳博士等的研究发现控制结构性的中断对做出合理推断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经济增长渴望有效率的资金配置，所以国有银行的效率问题值得重视。
（韩小亚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