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四期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四场专题“人口结构、医疗保障、储蓄率以及国际比较”讨论内容。
我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对医疗卫生体系影响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过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生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出生率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使人口趋于老龄化。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富了才老，中国未富先老，养老压力比较大。老年人支出费用中，吃住行支出的不确定性较小。老年人消费中最贵的是医疗费用，而且不确定性相当高，并且这种不确定性随着寿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医学的进步，医疗费用也变得昂贵。
OECD预测，老龄化将导致与老龄人口相关的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9%上升到2050年的26%。其中一半是养老金支出，一半是医疗卫生支出。韩国的研究预测，2030年老龄化将使得人均实际卫生支出增长30%，但年龄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医疗费用、保险等因素对医疗成本的增长更重要。国内有研究计算，2025年我国医疗费用将达到6万亿元，占GDP的12%（目前为5.7%，普查前数据），老年人人均医疗费用是总人口的2.56倍，占总人口10%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占总数的30%。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其他人的三到五倍。老龄化的过程中医疗费用会增加，但是医疗费用增加还有其他因素。
人口老龄化对老龄人口医疗费用的影响，与老龄人口数量和老龄人口健康状况两方面有关，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和老年人口患病率上升都会导致老年人口医疗需求的上升。联合国公布的数据预测中国的人口到204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中国的人口增长地区间不平衡。一方面出生率不平衡，大城市出生率很低，农村尤其是偏远贫穷地区出生率很高。另一方面人口分布不断变化，人口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移动。人口总量增加会增加医疗卫生的需求。人口结构变化也对医疗服务体系产生影响。广东尤其东莞加工制造业地区民营医院发展很好，与增加的大量外来人口有关。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有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和呼吸道。尽管中国农村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呈现出发达国家的疾病谱。疾病谱变化也对医疗费用增加起很大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都会增长，医疗服务需求上升。
对芬兰，德国，葡萄牙和美国研究发现年龄越高消耗的资源越多。以芬兰为例，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14%，75岁以上6%，6%人群消耗了22%资源。中国有一个特色是50%的人因为经济原因应就诊未就诊，30%的人因为经济原因应住院没住院。如果老年人口人均医疗费用是其他年龄人口的3倍，根据老年人口趋势估算中国老年人口总医疗费用，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
我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的经济发展
李克平（社保基金理事会）
中国的人口问题始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进入稳定拥有大量劳动力的时期，65岁以上老人比例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7%，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同，而此前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更年轻。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五十年后，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上升至23%，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略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老龄化趋势将造成养老支出比例的上升。老年人支出的平均水平高于劳动力人口，其中医疗成本是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世界性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政策取得成果同时，造成了未富先老的非自然过程和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目前从不丹这样的小国到人口最年轻的印度，都在讨论如何应对老龄化和制定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包括如何进行基金的运作。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一个必须关注和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一种应对措施是改变制度也就是参数的调整，通过增加缴费时间来增加养老支出的来源，减少享受养老金的时间。比如提高交费率，延长工作年龄等。但是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另一种方式是改变筹资模式。尽管存在分歧，但在实践中的运作非常一致，即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以个人账户为代表的积累制。因为现收现付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很敏感，在人口迅速老化的时候难以维系平衡，不断增加财政负担。
中国90年代起在国有企业模式基础上开始建立具有现代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最初是现收现付制，1994年提出统帐结合，1997年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上建立个人账户。2001年，全国31个省级单位只有七个个人账户留有余额，因为现收现付部分赤字，地方政府用个人账户的积累弥补当期统筹账户的亏空部分，不是真正的积累制。2001年建立新的制度在东北三省试行，2006年将对全国进行调整。目前制度调整只引入统帐结合方式，没有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实际退休年龄反而从规定的60岁左右大大降低。由于同时面对两种问题，现实政策同常更倾向于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6月份的分析报告，与不同组别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率都更高。把储蓄分解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储蓄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的政府储蓄水平比较高，但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是政府的资本转移，主要是对国有企业转移。中国企业储蓄仅仅略高于其他国家。
根据人民银行的储蓄动机调查，2000年后中国居民储蓄动机第一位是社会保障。目前中国的储蓄率为41%，高储蓄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但1997年后已不同于过去的短缺年代，供给能力大大提高，内需扩张成为经济动力，高储蓄开始起负面作用。推进社保有利于消除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储蓄，增加消费。社保基金来自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国有资产划拨，彩票福利金等方面，不涉及国民储蓄。
现在的个人账户实际上在弥补统筹账户亏空，如果单独做实，政府要增加支出弥补统筹账户的支出，等于减少政府储蓄增加个人储蓄。这关系到个人储蓄和公共储蓄谁更有效，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的问题。目前，全国社保基金已开始投资运作，是全国投资政策最宽的机构投资者。企业年金也开始运作，也能进入股票市场领域。个人账户在全国逐步做实，将面临投资运作的问题。强制性积累的基金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取决于市场和投资管理之间的关系，智利是一个成功典型。
中国、印度与韩国人口发展的比较分析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有客观规律性，经济的发展变化遵循客观规律，人口的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比经济更强。人口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低速增长；随着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下降滞后，进入人口高速增长阶段；最后由于出生率下降，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中国在历史上人口一直增长缓慢，到17世纪明朝达到1亿，最近几百年人口迅速增长，但不会永远增长下去，经历一定变化最后也会降低。
上海人口结构头部很大、腰很高、底部很小，决定了长期持续负增长。北京人口结构比上海晚十年，趋势与上海相似。全国人口结构在解放后是典型的金字塔形，2040年将变成柱状，上海人口结构2040年将成为倒金字塔。根据这一趋势，中国人口将在若干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出现负增长。
印度人口结构也由现在的金字塔向柱形发展，但头部较小。虽然也会出现老年人口增加年轻人口减少的趋势，但是劳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增长。韩国在朝鲜战争后是困难国家，总和生育率与中国一样高达6。韩国政府也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推行，被视为成功的典范，而90年代起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其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现在是1.17已低于日本1.29，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即将出现负增长。
韩国学者认为由于从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过于严厉，以至于生育率不能恢复。目前采取诸多措施，加强妇幼保健中心、家庭健康和妇女联合会、保管部等机构的职能，建立人口政策发展中心加强研究，提倡新的生育文化，并且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的基本法。韩国学者指出几个教训：一国到达更替水平时人口政策要及早变化；新的人口问题会不断出现，要不断地研究；计划生育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改进。
以前把人口问题分为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和发达国家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研究一直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但现在已经难以区分，发展中国家是高生育率，中国已是低生育率。发达国家的青少年和婚姻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多。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已成为重要问题。现在还面临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带来文化冲突的问题，巴黎地区最近的骚乱带来一些提醒。
王丰（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
在25年前中国经济改革起步时，对人口和经济关系也有过激烈的讨论，与今天有两点不同。首先，当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人口年龄结构青人口增长速度快被视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提高的不利因素。甚至出现了人口决定论，认为一切不好的原因都是中国人口太多，似乎如果没有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此外，当时讨论人口和经济关系的绝大部分是从事人口研究的，经济学者基本没有参与。
过去25年中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声音越来越小，一种新的人口决定论开始关注资源环境。但人口和经济环境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不能只用人口这一个变量进行解释。一些观点曾认为中国会造成全世界的粮食饥荒，事实上粮食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又开始关注能源危机，而中国作为生产大量出口品的世界工厂，不可能不利用资源。
这次会议叫经济学家谈人口，因为人口政策和就业、养老、医疗，以及经济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提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过去25年中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事实。比如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1.4亿，比日本总人口更多，同时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非常慢。
我们对中国的内部差异要有更多的讨论，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类似于欧洲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情况。现在城市里65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0%，到20年以后会是20%，这与现在的日本和意大利一样，部分城市老龄化已经相当严重。此外各地区人口和健康情况也不同，所以在制定政策和研究分析时，希望看到地区性差异的研究。
今天的会议有人口和社会保障两个关键词。中国八十年代初去美国的新移民，没有受到中国计划生育的限制，有些夫妇选择生了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孩子，但是到了孩子现在上高中上大学，有的父母反思当时生三个四个五个孩子过于情绪化了。人口问题和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一样，有预调、微调的问题，要有超前性。
现在的主流观点都清楚地认识现收现付的缺点和局限，不利于积累和个人监督。很多人希望把个人积累账户做实，而做实会带来投资、管理的问题。而中国储蓄率过高，全积累型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储蓄率。最近Peter Diamond等专家提出个人名义账户，兼有现收现付和个人账户的特点，名义账户是现收现付和全积累之间的另一种选择。
中国目前的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就是名义账户，所谓个人积累实际上是空账，因为过去没有积累，用现有账户的钱支付统筹账户，东北试点就是想把它做实。影响人口的最大因素是教育，最应该投资的也是教育，教育水平尤其是妇女的教育水平高了，出生率就降下来了。
中国不是名义账户。名义账户以瑞典为蓝本，世行有一个专门研究。名义账户的核心把收益确定型(Defined Benefit, DB)和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 DC)两种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每年可以查询个人账户养老金数额，但是资金没有实际积累。目的是用DC的激励机制督促个人交现收现付的钱，而将来用个人账户的钱享有个人权利。
讨论人口和经济发展都认为将来第一产业降到10%以下，甚至3%、2%，10亿人口在城市进行三产活动，这不现实。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世界工厂，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将来人口下降每年减少1000万，如果产业结构没有到自动化、IT产业、信息产业，仍是加工业，劳动力将会短缺，需要转移加工产业。
穷人对于很多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照顾是很大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仅是养老，还要考虑工伤、职业病和大病的问题。养老和失业不可能都解决，城市在职职工的养老已经是大问题了，再把农村养老兜起来是不现实的，还要中国国情出发。
日本五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乐观情绪下建立了现收现付制度，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养老金赤字不断加大甚至超过年GDP。因此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2000年后，把现收现付制转变成现收现付加部分个人积累，同时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降低给付水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取决于早期的制度安排，个人全积累可能更有利。
（刘鎏、卢锋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