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朱虹教授及其合作者的论文“制度对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Home Country Institutions Behi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日前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上，其研究提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并购方（也就是作为跨国并购后整合的主导方）面对国家间文化差异而采取的并购整合策略。这些整合策略深刻影响着并购方，决定其否能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大文化差异带来的正面效果，促进并购后合作整合，从而实现 1 + 1 ＞ 2 的协同价值。以下为论文及作者介绍。
一、最重要的但极具挑战的国际战略：跨国并购
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金额近年来急剧上升。跨国并购总金额在2015年已有1.6万亿美元， 短短三年之后的2018年，总金额翻了一番多，达3.4万亿美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跨国并购趋势在21世纪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在20世纪跨国并购大多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司收购海外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跨国并购成为发达国家公司对外投资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占对外投资总额的52%。彼时，跨国并购对发展中国家公司而言还相当陌生，比如中国上市公司在2000年前跨国并购交易量仅为13宗。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跨国并购市场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趋势：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公司进入跨国并购市场，并愈来愈多地并购海外公司。此时跨国并购亦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国际战略。比如仅2018一年，中国对外并购金额就已经达到1080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的83.85%。显然，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的国际战略。
跨国并购是公司在全球快速获取战略资源的重要国际战略。比如，公司通过跨国并购迅速获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海外市场，从而建立、维持和提高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但是研究表明跨国并购的失败率非常高，大约70%的公司并没有从跨国并购中实现1+1〉2的协同价值。公司高层们往往将跨国并购高失败率归因于并购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他们认为两家不同公司的整合本来就已经非常困难，再加上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导致的相互不理解和信息不对称，这种信任缺失极大加剧了并购后的整合难度。学者们也作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否影响跨国并购后的绩效，以及如何影响。但结果并不完全支持文化差异对并购后绩效的负面影响。
二、体制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朱虹教授及其合作者的论文“制度对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Home Country Institutions Behi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日前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上，其研究提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并购方（也就是作为跨国并购后整合的主导方）面对国家间文化差异而采取的并购整合策略。这些整合策略深刻影响着并购方，决定其否能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大文化差异带来的正面效果，促进并购后合作整合，从而实现 1 + 1 ＞ 2 的协同价值。
本论文的研究基于体制理论。体制理论研究提出公司的行为和战略受其国家的体制环境包括非正式体制和正式体制的深厚影响。非正式的体制环境（比如文化）会影响公司去顺应文化规范进行管理和交易，否则就会增加成本。正式的体制环境（比如法律、法规）会激励或者限制公司从事某种行为和战略。本论文研究并购方所在国的体制环境如何对其并购后整合策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导致并购成功或失败。
Journal of Management期刊封面（资料图）
三、理论发展和实证支持
制度是复杂的。在各种制度交织的国家体系中，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简练而根本的制度框架（Figure 1）。这个制度框架包含两个非正式制度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和 Humane Orientation，以及两个正式制度 Shareholder Orientation 和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这个框架里的四个制度都深刻地影响并购方，决定其是否认为与其有文化差异的被并购海外公司与自己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从而影响并购方在跨国并购后采取的整合策略和价值实现。
本论文先提出了两个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随后的研究表明，由国家历史沿袭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并不孤立起作用。虽然这样的非正式制度短期内非常难以撼动，但是其作用可以被国家实施的正式制度所加强或者削弱。以下简要概述两个假设的理论发展（其他假设和理论发展详见论文）。
就非正式制度而言，研究表明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是国家间最根本的文化差异。Collectivism 相较于Individualism就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Collectivism文化强调集体意愿和目标往往高于个人意愿和目标。因此，在跨国并购中，有 Collectivism 理念的并购方更倾向于将被并购的海外公司视作公司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理念会促使并购方积极征求、考虑和解决对被并购方的各种问题，更多地考虑被并购方的诉求和利益，从而推进并购双方的合作，实现 1 + 1 ＞ 2价值实现。相反，有 Individualism 理念的并购方更强调并购方的利益最大化，而较少考虑到被并购方在被并购后所遇到的问题、诉求和利益。被并购方因此会对并购双方的合作持有负面态度，最终阻碍并购方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本研究继续提出，以上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会被正式制度 Shareholder Orientation 削弱。虽然有Collectivism 理念的并购方在并购后的整合中会愿意顾及被并购方的诉求和利益，但是受制于来自Shareholders 要在跨国并购后提高股价的压力，并购方有时必须采取一些策略和行为来满足Shareholders 的意愿，而这些策略和行为会有损于被并购方的利益。比如，并购方在并购后为了快速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可能会大量裁撤被并购方人员。
在实证研究上，本研究从最全面详尽的全球并购数据库SDC收集了50个国家公司之间的跨国并购数据，并从 GLOBE 和 Datastream 等获取其他国家体制和财务数据，最终构建了本研究的独特数据库。本研究最终样本是12021宗跨国并购，实证结果支持本研究的所有理论假设。
四、研究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
本研究提出的制度框架有助于我们从制度学的角度更清晰地理解跨国并购的成功和失败。制度历来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国持续进行的制度改革（如，建设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金融开放等正在进行的改革），为我国经济快速、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度也在改革中，比如学者和商界建议不应单单考虑shareholder的利益，应考虑公司各个利益相关体stakeholder的利益，从而实现公司长久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本研究充分证明体制环境会对公司战略和绩效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未来，希望制度和战略管理学者能够进一步做好制度和战略管理研究，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提高贡献出一份力量。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Zhu, H, Ma, X, Sauerwald, S & Peng, M. 2019.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s Behi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ume 51; 45(4): 1315-1342. ）
朱虹(Susan)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
美国德州A&M大学战略管理学博士
目前研究领域包括制度学，公司并购和跨国并购, 公司战略领导力，以及特别关注中国的以上研究课题。
（来源：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作者：朱虹、曹明明；题图设计：陈洁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