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五场“宏观经济”讨论内容，包括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普林斯顿大学Mark Watson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李稻葵:中国GDP中劳动比重的降低——证据和解释
李教授首先指出，缓和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是当今中国的一个基本的发展问题，而在此过程中，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角度是微观的，另外一个是宏观的。在微观方面，人们做了很多家户层面的调查；在宏观方面，可以使用对资本-劳动收入分配做国民收入统计分析。在已有的文献中，家户层面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从1988年到2005年，收入差距确实扩大了，基尼系数从0.39上升到0.47，几乎和美国相同，并且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比美国更大。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差距，差距从2.0上升到3.22。另外一个方面，收入的流动性也在增加。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间研究的是中国的劳动-资本收入比重，我们在官方公布的劳动份额中，加入了政府转移支付的那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92年的62%左右降低到了2005年的42%左右，这是非常惊人的。而在美国和英国，从1935年到1985年，劳动份额基本上在0.65到0.8之间。根据联合国1994年公布的各个国家的劳动份额的数据，在低收入的国家，劳动份额的变动非常大，而高收入的国家劳动份额基本上稳定在0.7到0.8之间。文献中，对劳动-资本收入比重变化的解释主要集中在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中工人的谈判能力、财政政策等等。1970-1990年间，在12个OECD国家中，日本、芬兰等四个国家的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下降了，而荷兰、法国等8个国家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上升了，在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下降的国家，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大体上高于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上升的国家。
下面看中国的情况，对中国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下降可能的解释有技术进步、工人谈判能力的降低、企业利润的增加以及政府再分配的减少。李教授等的这篇文章主要有两个贡献，其一是用省的数据和企业层面的数据描述中国国家收入中劳动部分的比重的变化，其二是实证检验一些对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下降理论解释的正确性。
文章中使用了1991-2003年中国31个省的数据，并且考虑到政府的转移支付，重新计算了劳动的比重，在各省数据中，可以发现，各省的变化非常大，在西藏，劳动占GDP的比重最高，接近90%，而在上海最低，大约33%。使用混合最小二乘（Pooled OLS）和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法，得出基本的结论包括：（1）收入越高的省份的劳动比重越低。（2）工业比重可以解释一部分劳动比重的下降，一个省的工业比重每上升1%，劳动比重会下降0.57%。（3）国有企业数目越多，劳动比重越低。（4）ROA（资本回报）对劳动比重有负面影响。
中国产业的发展集中在劳动力比重比较低的部分，在我们研究的13年中，2%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可以由产业发展来解释（其中2000年这个比重要低一些）。在所有的行业中，技术研发和创新都倾向于更加资本密集型。从2000年到2004年间，我们的微观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企业数据调查问卷，这个调查涵盖了5个城市（成都，沈阳，郑州，无锡和江门）中1022个企业，4个行业（纺织，化学，机械和电子）的数据。微观数据表明，在所调查的所有行业中，2004年的劳动比重都比总工资中工人利润留成的比例逐渐下降，在几乎所有的行业，公司雇佣的工人都偏少。
总结我们的主要发现。首先中国GDP中的劳动收入以及公司价值增加中劳动的贡献在降低；其次，这种降低背后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工业份额的增加，资本报酬的增加，单位资本收入的增加；微观的因素主要包括：利润中劳动的比重降低，公司利润的增加，长期技术朝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这些发现对未来劳动收入比重有如下的预期：首先，在短期，由于利润的降低，劳动比重将增加；其次，在长期，由于技术越来越朝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劳动比重也将增加。
Mark Watson：通货膨胀与产出波动
首先考虑美国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波动情况。产出方面，Watson教授使用自回归（AR）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所有变量的波动主要来自于冲击，利用计算机模拟，可以得到自回归的系数和标准差，接着可以计算产出的方差、产出年增长率的方差等等。将这个模型使用在美国数据上，可以看到美国GDP的波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突然有大幅度的下降。使用同样的模型和计算方法对G7的国家的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发现，从1960到2006年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都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形式有些不同，比如，法国的下降比较微小，而意大利在1985年左右有大幅度的下降，等等。
接下来探讨的是G7国家的增长率的联合波动情况，最简单的办法是看相关系数矩阵，通过对1960-1983和1984-2002年两个时间段的相关系数矩阵的比较，可以发现，平均起来，增长率的相关程度在这两个区段中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法国与德国和意大利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有小幅度的增加，加拿大和法国、意大利、英国以及美国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小幅度的增加，而德国和日本、英国、美国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有小幅度的下降，等等。
为了研究相关性的下降，Watson教授使用了VAR模型，在模型中，冲击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国际上都有的冲击，另外一个来自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冲击。这样，对于一个冲击，可以知道这个冲击有多少来自于国际冲击，有多少来自于其他国家特定的冲击，还有多少来自于该国前一期的冲击。比如说，美国经济的波动下降了4.8%，我们可以将波动的下降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大约有25%的波动的下降来自于国际冲击，而国际冲击对于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这些年中是下降的。
接着，Watson教授总结了这篇文章产出波动方面的主要发现：首先，在G7国家中，产出波动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这并不是由于统一的国际冲击造成的；其次，产出波动之间的相关性没有明显的增加，国际冲击对波动的作用越来越小。对于产出波动性下降的可能原因，Watson教授认为这依然是一个迷，但是有一些假说可供证伪。一是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方式的变化，其次是政策方面，这方面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反周期货币政策上，但是通过数据建立的模型表示，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常规的政策、金融创新等。最后一种解释是好运气，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运气好产出波动下降。
接下来是对美国和G7国家中通货膨胀的波动情况的研究，Watson教授认为对通货膨胀波动性的研究比较新颖有趣而且有潜力。他将通货膨胀的变化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长期缓慢的趋势，以及一个比较猛烈变化的波动，即通货膨胀波动的高频率部分。他对这这些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总的趋势方面的变化以及比较突然猛烈的波动的变化。首先是美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是，总的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在增加，即通货膨胀逐渐增加，但是，从1990年左右开始，通货膨胀的趋势部分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对其他国家进行同样的研究，可以发现，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的变化和产出的变化非常相像。即从某个几乎同样的时间开始，通货膨胀的趋势开始下降并且稳定化。对于通货膨胀的高频率部分，Watson教授没有太多考虑。
周黎安：政治竞赛和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是显著的，而30年前对中国的增长潜力并没有共识。对中国高速增长的解释有很多，比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或者是资本增加，或者是好的制度。但是从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方面来看，中国比俄国还要差一些。制度方面，中国也不算很好。中国经济好的表现与较差的制度之间的对比，使大家产生了制度到底重不重要的疑问，但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表明，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励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那么，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呢？这就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制度的内在机制，从中找到可能为投资和增长提供很强激励的部分。此外，中国增长奇迹中还有不好的部分，出现了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中国目前遇到的三个重要的问题是环境问题、社会保障不足（比如医疗问题）以及收入差距过大。因此，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的高速增长，而另外一方面，在增长过程中出现了这些问题。如何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解释这两个方面呢？
投资和增长的激励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推动，因为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非常强，特别地，地方政府对于投资和增长的推动力非常大。中国有31个省、2000多个县市，如何激励这些官员是很棘手的问题，而从结果来看，地方政府的官员对于地方经济大多有促进作用，那么，官员的激励来自何处？首先，中国官员的选拔主要是上级进行的，不受其他的控制，其次，地方官员对所管辖地区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利，如果没有正确的激励，这些官员将变得非常腐败。
因此，对地方政府激励的很重要的解释是中国形式的诸侯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没有经历严重的政治改革，但是从政府间的关系来看，经济改革做了两个重要的改变：一是权利的下放，决策的权利被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二是财政契约系统，即两个层级相近的政府的财政收入分享系统。
假设地方政府是经济主体，并且会对经济的激励做出反应，但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并不能将财政收入归为己有，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关心财政收入呢？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关心自己职位的升迁。在中国，官员的升迁是通过竞争的，如果一个低层的官员要向上升，就要在竞争中获胜。那么，如何规定竞争的标准呢？1978年前，毛主席的标准是关心地方官员的忠诚度和政治质量，改革后，在邓小平主席为主的政治体制中，经济发展被赋予很高的权重。从80年代早期开始，政府官员就开始依靠他们的专业能力、教育、年龄特别是经济表现升迁。而且，从1982年开始，强制退休制度开始推行。地方官员必须大力推动地方的经济增长，从而获得升迁，否则，将有可能面临降级或者退休。
Maskin等（2000）发现地方官员都在为经济排名操心，其次是如果中央政府宣布了一个年度增长目标，地方政府总是会宣布一个更高的目标，政府的层级越低，宣布的目标越高。此外，Li&zhou(2005a)提供了更加系统化的证据，表明在1979-1995年间，一个省级领导的升迁的可能性和此省的GDP增长率正相关，而且，他们职务的罢免和经济表现负相关。Chen，Li&zhou（2005b）将样本扩大到1979～2002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政治竞赛理论可以适用的条件包括：人事控制的集中化，地方之间的经济表现是可以比较的，地方官员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有控制能力，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不可以有共谋。
那么，政治竞赛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其一是促使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企业家等等，其二是促进地方政府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第三，增加地方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并且降低政府的租，第四，降低利益集团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地，政治竞赛的实行，需要对赢者奖励兑现的可信性，这在中国是可信的，因为对官员的提拔对中央来说，不需要费成本。其次，高层的政治竞赛将把高层的激励传导到下层，而且呈扩大趋势。
然而，政治竞赛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政府的目标本来应该是多元的，比如经济增长、社会正义、环境保护等，但是由于这套特殊的政治竞赛体制，地方政府的目标变得单一化，地方政府官员更多地关注可以看得到的指标的变化，比如GDP增长率、FDI等等，从而忽视了其他不可测量的或者回报率比较低的维度。这引起了环境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保障提供的不足，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和改善都需要资源，而地方政府更希望把资源投向对自己更有利的GDP的增长等方面。
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强的激励呢？因为地方政府不受地方老百姓的监督，只受到高一级的政府的管制，如果选择比较弱的激励，地方政府将有可能将政府的资源用于一些对生产不利的地方。最近，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更加强调社会正义，社会公平，以及更少的污染。使用绿色GDP来代替GDP作为考核的标准，而评价系统也越来越多元化，另外一方面，地方的老百姓通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官员的任职可以有更多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