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NBER - CCER “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四

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四场——企业家精神的内容，本场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北京大学蔡洪滨教授，清华大学李宏彬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的Scott Stern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中国政府于1988年在北京中关村建立了中国的“硅谷”，希望能够激励高科技的创新和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进入形成了快速的群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群聚效应？蔡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跨国公司的研究投入对这种群聚效应的影响上面。

国外数据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结论。Gorg and Strobl (2002)用爱尔兰的数据得到的结果表明，跨国企业的规模对本土企业的进入有正面的效果；Backer and Sleuwaegen (2003)用比利时的数据得到的结果是短期存在负效应，长期表现出正的效果。

蔡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所作的贡献在于检验了几种不同的理论假设。这些理论基本可以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认为有正面效果的包括：知识外溢效果和纯聚集效应（加总效应和规模经济，例如在几个企业聚集的地方更加容易形成比较活跃的劳动力市场）；认为有负面影响的可以分为挤出效应和先发效应，挤出效应是指市场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企业的退出，先发效应是指市场中的企业会运用研究投资阻止潜在的竞争者进入。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研究投资行为对本土企业的进入有正面的效应，跨国公司的非研究投资行为没有明显的效果。这样的话，知识外溢的效果就成为比较合理的解释。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相比较而言拥有更加先进的技术（中关村科技园中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跨国企业低40%），跨国公司的研究投资行为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产生知识外溢的效应：模仿学习、研究人才的跳槽、技术领域的合作、研究投资的外包等等。跨国企业所作的研究投入越多，知识的外溢越多，刺激更多的本国企业的研究投入和进入。

    蔡教授运用了行业层面和公司层面的数据来估计跨国公司研发（R&D）对本国企业群聚效应的影响。在处理行业层面数据时，被解释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包括度量本土企业群聚的三种类型的变量，分别为本国企业进入（科技园）的总数，进入其它地方（非科技园）的总数和进入企业的净数目( 进入的数目减去退出的数目)；本国的进入企业对研发型劳动力的雇佣（R&D employment）和进入的跨国公司总数。解释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方面，主要的变量包括跨国公司对非研究型劳动力的雇佣( non-R&D employment)，跨国公司对研究劳动力的雇佣和本土企业对研究劳力的雇佣，其它还包括销售总额、销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以及公司销售额和存在时间的均值等。

同时，主要考虑到有随时间不变的行业特定的效果(industry-specific and time invariant effects)和内生性的问题（如行业的增长会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所以采用了一阶差分处理面板数据中的不变效应和广义矩办法（GMM）来处理。

在处理公司层面的数据时，他们收集了中关村科技园中的企业在1998-2003年间数据，由于中国政府要求科技园中的所有企业（不论大小）都要报告其基本情况，所以在这６年间的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随着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进入，科技园中公司的数量、销售额、研究性劳力的雇佣都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科技园中的企业以通讯技术的公司为主。跨国企业也在销售额、数量等方面占据了比较大的份额，分别占销售额的33％，占数量的15％。

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知识外溢假说得到了支持而其他假说被拒绝。下一步的工作是通过具体的访谈来确定特定的传导渠道，例如公司人才的跳槽、研究设计的共同投资以及外包等等。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达到20.94万亿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744元人民币（约合2000USD)。很多文献分析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部门改革、地方政府推动和计划生育政策。林毅夫教授指出了中国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Che and Qian（1998）讨论了非国有企业的崛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来的文献指出，地方政府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将一部分权力下放之后，建立了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规则，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决定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每年1%（Li and Zhang, 2007）。

    增长理论的框架包括初始的GDP水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教育）和制度。但是企业家精神被大部分文献所忽略，我们只看到三篇提出这个问题的文献（Audretsch and Feldman, 1996; Caves, 1998; Blanceflower, 2000）。

　　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如此重要呢？我想以林毅夫教授为例，他是经济学家中的企业家。林毅夫教授在几乎一无所有条件下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长历程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林教授的这种精神具有外溢效应，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成的经济学家回国来为经济学的研究做出贡献。企业家精神还意味着创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专家带来了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新的观点和想法。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更加重要。我们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利用中国的数据弄清楚是否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运用一个国家的数据有优势，同时也是有缺陷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对各省作一致的估计，但是我们难以对国家之间作一致的估计。问题在于如何度量企业家精神，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文献中我们看到，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可以被看作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度量。为什么自我雇佣如此重要呢？我曾经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作过考察，跟当地的企业家进行交流之后，我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跟我交谈的企业家，他们曾经都是一些自我雇佣的小企业主。另一个困难之处在于内生性问题。第一，可能有反向的因果关系（reverse causality）。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出现比较多的企业家，只要这批人风险厌恶的程度比较低。第二，也有可能有些因素既影响企业家精神，又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运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的办法，同时运用工具变量（我们可以讨论这些工具变量的可用性）。我们运用了两个工具变量，一个是国有企业的雇佣量，我们相信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产生负面作用，另一个是农村人均耕地的占有量，因为如果人均耕地比较多的话农民就没有激励去创办自己的企业。

   我们首先运用一阶差分的方法消除固定效应，然后运用GMM对这些一阶差分作估计。我们发现，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果，帮助小企业的政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精神增长一个标准差单位，人均真实GDP会增长2.2%，可以使稳定状态下的人均GDP增长57%。这个结果在控制了其它变量之后是稳健的（robust）。

 

关于想法的商业化问题，我们首先从oncomouse开始。Oncemouse是Leder & Stewart（哈佛大学）于1984年开发出来的一种老鼠，这种老鼠被植入一种基因，该基因使得这些老鼠容易患癌症。这种老鼠提供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理解癌症的科学方法，它可以指引我们对于癌症的基因根源的科学化理解，而且对于生物高科技企业来说，这种老鼠可以提供寻找治疗癌症药物的方法。这种老鼠在《细胞》杂志上公之于众，几年之后，这种老鼠被美国专利和商标局（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授予专利，如果有人要使用这种老鼠作科学研究，例如研制新的药物，那么需要支付相当大一部分使用费（可能有10％）。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学术界得以免费的使用该种老鼠，但是同时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科学和技术边界上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这种有商业潜力的学术研究会如何影响商业组织过程。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的双重知识（dual Knowledge）上，这种双重知识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研究，就是既对科学研究有贡献又有商业价值。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20年间，大学申请的专利，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利，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在大学和商业界的相互作用之下，美国法律发生了很多改变，“贝多法案”（Bayh-Dole Act）只是许许多多改变中的一个。专利论文成对（Patent-Paper Pairs）出现的现象是对公共知识进行产权保护的典型例证，这种现象发生在科学知识是具有双重效应的，而且既通过公开出版物又通过专利传播。　

    制定知识产权政策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做研究的激励效果如何依赖于研究的成果，是科学发现、技术创新还是两者都有；研究人员如何处理“公开的科学”和“商业化的财产激励”，这两个标准之间可能存在的对立；这种正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如何影响知识在学术界的发展、传播以及在商业界的产业化。

我们的关键发现在于：专利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而且使得想法的市场得以发展，这样的话，新的发明和创新会以一种更加有效的途径被商业化。在许多领域中，科学研究和商业性的研究往往会出现矛盾，例如肝细胞的研究和纳米技术。正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影响到科学研究和商业研究的组织、运作和成果。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到的详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为科学研究和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科学重在理解为什么，科学从假设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到结论，然后让这些结论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在检验中又对理论进一步修正。技术集中在如何做的问题上，技术创新发明出更加实用和成熟的技术。科学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工具、观念以促进其有效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工具，提出新的问题。科学发现的传统影响主要在于对后来研究和技术创新正面的溢出效应，正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兴起之后，形成了想法的市场，这种市场不仅为创新提供了激励机制，而且使得刚刚起步的创新者可以和已经立足的企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进行合作。在发现知识之后，研究人员通常需要对披露的时间表作出策略性的选择。与纯粹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不同，双重知识通常是在公开发表之后一段时间内申请专利。

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限制后续的科学研究进程，因为被授予专利的研究人员可以限制其对手的研究或者征收使用费，这样后续研究人员将面临很高的交易成本。以艾滋病病毒的发现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两个研究机构相互竞争以找出引起艾滋病的病毒，这项研究基本上是由他们同时完成的。在专利的申请问题上两家机构产生了分歧，最终的裁决是他们共同拥有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荣誉并且分享该项研究的使用费。

近年来关于专利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的经验研究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专利有没有改变科学研究者的生产率以及专利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和传播有什么影响。

专利到底有没有影响科学研究的公开出版呢？即使是在专利最密集的领域，公开出版发行仍然是比专利更加普遍的披露方式。尽管大多数顶级大学的教授们每年都会出版发行多篇论文，但是只有不到20%的部分会被授予专利。而且，专利和公开发行之间存在很响的正的相关性，专利通常会出现在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发表之后。总体而言，一些显著的基础性发现通常会导致专利和公开发行都出现。

专利会影响科学知识的传播和运用吗？我们研究了对论文授予专利的情况，由于论文的公开发表通常要先于论文被授予专利，我们通过观察论文的引用率来度量论文对后续研究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想知道在论文被授予专利之后引用率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同时要考虑到论文的固定差异和相似论文的引用趋势。我们收集1997-1999年间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文章作为样本，在340篇文章中，有169篇被授予专利。我们收集了这些论文及其相应专利的详细信息。大多数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文章都有一定申请专利的潜力。在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被授予专利的文章通常有更加高的引用率，更可能是基于美国的研究而且更有可能包含一位来自私人部门的作者。被授予专利的文章刚开始的时候通常会有比较高的引用率，但是在随后的4-5年内会趋向于没有被授予专利的文章的引用率水平。在控制了文章的固定效果之后，在被授予专利之后文章的引用率下降了10%-20%。在专利授予之前引用率没有明显的趋势，但是在授予专利之后，文章的引用率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尽管知识产权保护一定程度上对知识的传播有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效果是相对温和的，而且引用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体上研究变少了，而是科学家们选择了更加好的替代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