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的经济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位不曾受到过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著作的影响。昨日，94岁的萨缪尔森去世。悼词像雪片一样飞来，纪念这位大师——在把经济学从众多零散的见解捏合成一门社会科学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理论家。
萨缪尔森1915年5月15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但他后来声称，自己“真正”的生日是1932年1月2日——那一天，作为一名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本科生，他上了第一堂经济学课程。在芝加哥大学，他从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及其他战前芝加哥大师那里接受了古典经济学严格的数学基础训练。1936年一毕业，他立即转往哈佛，恰逢凯恩斯发表意义重大的《通论》(General Theory)之际。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萨缪尔森加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执教经济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于1966年成为该校12位学院教授之一。
按照萨缪尔森自己的说法，他涉足经济学恰逢其时。“对于一个具有分析能力、充分意识到数学工具是经济学领域有力武器的人来说，1935年的经济学界，是属于他（或她）的天下。该领域充满了美妙的定理，等待着人们去采撷和整理。”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萨缪尔森从事的正是此项工作。福利经济学、消费理论、资本积累、经济增长、金融和国际贸易，都成了他慎密的“采撷和整理”的对象。在战后的重要经济学辩论中，很难找出一场没有萨缪尔森的身影。他曾经夸口道：“我染指了每一块馅饼。”
他获得了这一行业所能给予的所有荣誉，包括1947年的第一枚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1970年的第二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61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1951年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会长，1965至1968年间担任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
虽然他年事颇高仍笔耕不辍，但最为世人铭记的可能是他的两本早期著作：《经济分析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和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前者为延用至今的正统经济学奠定了基石，后者向数百万学生普及了新古典经济学理念。
萨缪尔森于1941年递交的博士论文，是其《基础》一书的雏形。诺贝尔奖得主、加州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后来评价道，它是“我所知道的把博士论文写成专题著作的唯一例子……或者可以这样说，它是一部处处充满原创性、以至于可以把它当作论文来接受的专题著作。”
萨缪尔森在其中表明，同样的方法可以适用于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他的论证表明，无论课题是国际贸易还是消费者行为，都可以利用两条原则——最优化（来自于自然科学）和他自己创造的“对应原理”——来得出经验上有意义的结论。
他的作品富于原创性，尤其是他23岁那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其中提出的“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后来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至今仍是经济学理论高级教材的开篇内容。
缪尔森在国际贸易这一课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经写道：“在讨论国际贸易方面，我们的研究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即一个国家打开贸易大门，往往使其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受益——为日后研究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如何实现各国工资与资本回报的均等铺平了道路。
让经济学在当代政策辩论中扮演某种角色，是贯穿萨缪尔森事业生涯的另一个主题。他是率先在主流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并赢得广泛追捧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他定期在新年来临之际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美国经济预测，虽然常常极不准确，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他为政策制定者——包括肯尼迪(Kennedy)和其它总统——担任一线顾问的经历也是毁誉参半。“当我成为一家联邦机构的顾问时，常常就促成了它的没落，”他承认。而且日常的政策工作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他经常夸耀自己从未在华盛顿逗留过一周以上的时间。
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教员得益于他的讲课和建议。在纪念萨缪尔森成就的一本1983年专著的引言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E•加里•布朗(E. Cary Brown)写道：“他已经超越了角色榜样，他就是那个角色。”他对别人的成就像对自己一样不吝赞美之词，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萨缪尔森撰写了自己的简短回忆录，其中没有任何自谦之意。他在一开始探讨了勤奋和智力对于成就牛顿(Newton)、密尔(Mill)等天才的相对贡献。在将他们的经历与自身进行比较时，他指出，最近一段服用药物的时期，让他明白了天生能力的重要性：“在那段时间，我觉得药物夺走了我思维的锋芒。我突然意识到了其他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在外界看来，我的表现并没有明显的滑坡；那段时期我写出了最棒的论文之一。但在我自己看来，我明显是在吃老本。”
无疑，萨缪尔森奠定了经济学越来越偏向数学化研究手段的基础。许多人会说，向令人费解的理论模型转变，让经济学脱离了普罗大众。或许，萨缪尔森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起到了将功补过的作用。
这本出版于1948年、历经十几版修订的教材，已成为数百万学子的经济学指定教科书。这本书为萨缪尔森赢得了不小的收入和声誉，象征着他在保持经济学对于外界的相关性方面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总是成功的。年轻时，他曾这样评论“我们都是训练水平很高的运动员，但从未参加过比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直接得到保罗•萨缪尔森或其著作训练的经济学家会更少，但所有人都会发现：自己是在他创建的路径上前行。 
斯蒂芬妮•佛兰德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