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论文遭遇撤稿并不新鲜。但2010年7月美国学术杂志《肿瘤生物学及治疗》（Cancer Biology and Therapy）上的一篇撤稿却不同寻常。
刊登在杂志上的撤稿声明称：通讯作者（一般指整个课题的负责人）不知这篇文章的投稿，该论文系其他署名作者伪造通讯作者邮箱，与编辑沟通并发表。经过调查，期刊编辑确认文中一组数据与另一篇论文雷同。
被撤论文出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又称武汉协和医院）一个团队。2010年12月27日，华中科大校园网站公布处理结果：解除论文第一作者、武汉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张松在学校所聘的一切职务。随后武汉协和医院亦对张松作出解聘决定——这是国内学者最近几年来因学术不端行为所受到的最严厉处罚。
“假冒邮箱”之谜
这篇论文的内容是探讨某种酶蛋白与鼻咽癌的关系，发表于2008年4月。作者有五人，其中张松、乐建新、孔维佳均系武汉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另两名作者，杨菊红时在武汉协和医院检验科攻读硕士（目前是武汉血液中心检验科主管技师），蔡鹏程至今仍在武汉协和医院检验科任职。
这篇论文中，张松是第一作者，孔维佳是通讯作者，事发后，他坚称自己对这篇文章的发表不知情。杨菊红为张松妻子。
唯一受到华中科大处分的张松，于2004年博士毕业，导师就是孔维佳；并于2008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孔维佳现任武汉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副院长，同时兼国内外多种期刊的编委。
当事人对《财经》记者讲述的论文发表及事发过程是：文章由杨菊红所写，由张松负责投稿。通讯邮箱wjkong666@yahoo.cn，是张松自己2007年底注册，“当时就是为了发表这篇英文文章而注册的”，张松承认说。投稿时间也是2007年底，在文章发表之前，按照程序，杂志方面需修回、确认，以及获得作者授权书，这些均由张松一手操办。文章在2008年4月发表。
2010年5月，期刊方面发现这篇文章与另一篇由张松、杨菊红、蔡鹏程三人所写中文文章所用图片一致，于是同上述通讯邮箱联系。张松、杨菊红看到邮件后，几次与期刊回复沟通，未能就此解释清楚，对方生疑，开始调查。
6月的一天晚上，张松给孔维佳打电话，称“学术论文出了点问题”。第二日见面，孔维佳才知道发表英文论文被调查一事。孔维佳认为此事自己已卷入其中，遂上报医院，让研究室介入调查，并上报至医院学术委员会。随后，为配合调查，作为科室主任的孔维佳，让张松暂停工作，待岗大约半个月——这是张松第一次被处理。
在这次风波中，乐建新为实验所需提供了鼻咽癌的样本，“发表文章之后，张松对我说了此事。2009年晋升教授时用了此文，但不是作为最主要的论文。”乐建新说。
事发时，杨菊红已硕士毕业到武汉血液中心工作，没有受罚。
孔维佳表示，他对卷入风波极其恼火。杨菊红、张松对《财经》记者说，该文写作及发表只是两人所为，之所以署名其他作者是出于好心、“为表达谢意”：乐建新为实验提供标本；标本取自耳鼻喉科室，孔维佳是该科主任，也为张松直接上司和导师；蔡鹏程是协和医院检验科博士，与杨菊红是同事关系，经常在实验上给予帮忙。
2010年7月，《肿瘤生物学及治疗》撤稿。张松、杨菊红被“封杀”：该杂志五年内不接收两人任何投稿，还建议华中科大对事件做出处理。
10月，医院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华中科大，医院学术委员会将情况移交至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医院党委副书记曾甫清表示，需要依据此篇论文所存在的问题严重性以及学术不端的程度，最后给出处罚结果。在此期间，张松第二次被耳鼻喉科室处理，停止工作。
学术论文的一鸡多吃
孔维佳称，他猜测张松将其署名投稿而未通知自己，是担心“告诉我以后，他就不好再当第一作者了，毕竟我是副院长”。
但在调查过程中，《财经》记者发现，以同一通讯邮箱发表的论文不止这一篇，另有两篇分别发表在国际期刊《耳鼻喉学报》（Acta Otolaryngol，2008年）和国内期刊《中国病理生理杂志》（2009年），通讯作者均署名孔维佳。
发表在《耳鼻喉学报》上的论文，前三位作者分别是乐建新、张松、孔维佳。张松称，这篇文章是乐建新写的，张松负责发到国外杂志。孔维佳则表示，他是在出事后调查时才知道，张松与乐建新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中所用的研究成果，是孔维佳多年来的鼻内镜手术成果，被张松等人冒用。孔维佳称“考虑到乐建新、张松都是不错的医生，所以未对此文章再进行追究”。
乐建新与张松承认，该文研究成果确与孔维佳相关。
发表在《中国病理生理杂志》的另外一篇文章，除通讯邮箱仍是wjkong666@yahoo.cn以外，还注明了孔维佳的院长办公室电话。这篇文章是张松在被撤下的那篇英文稿发表以后，经简单编辑，又投稿到这本中文杂志的。
对于记者提到的这篇论文，孔维佳表示惊讶。张松对此解释说，“考虑到孔维佳比较忙”，没有告诉他。
另外，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曾甫清也表示，导师比较忙，带了很多学生顾不过来，所以学生就注册了邮箱，导师却不知情。
被撤稿文章可谓“一鸡多吃”。《财经》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也是本次被撤稿论文经简单编辑后，发表在了《中华医学杂志》（2008年12月），作者名字依次为张松、杨菊红、蔡鹏程。此文没有孔维佳的署名，文章所用通讯邮箱是张松个人邮箱，通讯作者是张松。正是这篇文章的图片，与撤稿英文论文中的图片一致，导致后来事发。
当事人种种解释中，有两点疑问显而易见：
其一，张松等跟孔维佳是师生兼上下级关系，伪造邮箱的风险很大：孔维佳作为一线科研人员，熟悉同行学术前沿，相对容易发现自己被冒名；同时张松和乐建新等人在职称晋升（乐建新2009年晋升高级职称，事发论文是其晋升依据之一）、年终考核时，这些论文相关信息都要出现于材料中，作为直接上级的孔维佳何以在《肿瘤生物学及治疗》被撤文章发表两年零两个月后，才被动知晓此事？且在该文被撤、获悉另有英文论文被冒名发表之后，尚不知仍有其他冒名文章（中文论文）已发表？
其二，乐建新作为同科室副教授，参与2008年《耳鼻喉学报》文章并作为文章第一作者，作为第二作者的张松伪造孔维佳邮箱的动机就更难以解释，张松为什么要冒如此风险为他人做嫁衣？
目前论文的作者信息均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找到，冒导师之名发论文这种做法，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
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告诉《财经》记者，在如今中国的科研环境中，导师不知晓自己署名发表论文的细节是常见的，也确有一些研究生会通过导师的邮箱投稿；但隐瞒、伪造导师兼上级的通讯邮箱来投稿，且在文章投稿和发表期间未告知对方，则很少见。
对以上两个问题，几位当事人及华中科大方面，仅有乐建新做出回应：年终考核时，科研论文数量的统计，并不经过孔维佳，每年只要向医院人事处填写一张表即可。
职称压力
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曾对生命科学和医学的文献数据库撤稿文章做过统计，发现2006年至2010年12月，共计有1000余篇撤稿文章，其中99篇来自中国大陆地区。在这99篇文章中，属于正常学术失误或者误差造成撤稿的仅有五篇。其中78篇被确定为存在程度不同的学术不端行为，如：抄袭剽窃、一稿多投、一图多发、数据造假，等等，其余16篇则未予确认。
“我们搜集数字时，发现了很多几近弱智的学术不端行为。比如剽窃，基本上换个标题就发表出来。”“丁香园”网站负责人、医学博士李天天说。
本次事件中，几位当事人都将事件归因于作为临床医生的科研压力，而这是中国医学界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
“（武汉协和医院）无论怎样的年纪和资历、何等级别，每年如果不发表两篇论文，就将视为工作没有做好。我们科里的规定是，不能老开刀，也要写东西。”乐建新说。
1999年，人事部与卫生部联合颁布《临床医学专业中、高级技术资格评审条件》（下称《评审条件》），这是中国第一个较为量化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规定。《评审条件》表述，“发表论文既是科研能力的体现，撰写论文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应有起码的要求”。
依照《评审条件》，申请副主任医师资格，要求担任主治医师期间至少有两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或在省及省以上学术会议的大会上报告；申请主任医师职称，要求担任副主任医师工作期间，至少有三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或在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的大会上报告。
辽宁一家三甲医院的不愿具名的临床医生告诉《财经》记者，他所知目前许多医院晋级职称的论文数量，都超过《评审条件》中所要求的两篇或三篇，“那是一个底线值”。这位医生说，医院每年的晋升名额并不多，竞争激烈，论文发表数量越多者，越有竞争力，“医院科研处因此主动抬高论文数量，从而卡掉一批候选人”。
不仅仅是医生，即使是护士、检验师，同样要依靠论文来推动晋升。
据武汉协和医院人事处介绍，该院规定从主治医师晋升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需发表国内期刊论文七篇，加上SCI国际期刊论文两篇；从副主任医师，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论文数量要求与上述一致。
即使不想晋升，也逃脱不了论文压力。“我们医院是每年如果不发表两篇论文，年底扣10％的奖金。”前述辽宁三甲医院的医生称，有些医院也会有一些鼓励政策，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会奖励几千到上万元——医院也将发论文的数量作为自己的业绩，以显示自己的科研实力。
一些基层医院，由于实验条件等各种客观原因所限，医生很难做出论文，于是出现抄袭、买卖论文等行为。而在三甲医院，大多数医生被繁琐的日常医疗工作以及和病人家属沟通所累，难以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基础研究。
但如果将科研论文取消，考核医德与医术也难，“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可能会有更大的不公平。”李天天表示。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黄建始教授，曾任美国田纳西州纳旭维尔大都市卫生局流行病部主任、首席流行病学家，他告诉记者，在美国，临床医生是没有科研论文发表要求的，而在各大学附属医院，有教授头衔的医生也没有被统一规定论文发表。
在美国，医生的培养模式是从大学毕业进入基础训练两年至三年，结束后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者进入下一阶段专科高级训练五年，然后全国统考，取得专科医师资格后才正式行医。英国情况也与美国类似。
取得行医执照之后，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医院，均不会像中国一样分出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及主任医师之类的全国统一职称，各医院是依据医生的实际水平评定其身价。
实际上，黄建始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均不会如同中国一样设置全国统一的“职称”等级制度，也就不存在依赖论文数量晋升的问题。
国内期刊的纵容
与国际期刊对论文相对严格的要求相比，国内部分低层次期刊，对于论文的作假、抄袭等行为，也更为宽松。
张松等人在国内刊物的投稿过程，印证中国学术期刊本身操作的不规范。
在《中国病理生理杂志》官网上，“投稿须知”中写明，投稿均采用网上投稿形式，投稿完成后，编辑部会通过电子邮件将邮件编号、收稿回执发送给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收到论文回执后，要从杂志网站上下载《论文版权转让协议书》填写，并经过所有作者签名后，连同单位推荐信，尽快邮寄给编辑部。
按照这样严格的程序，伪造通讯作者邮箱、冒充通讯作者与期刊社交流，几无可能。
但张松告诉记者，国内刊物的投稿流程并不规范，程序上也非常简化。这篇文章2008年经过简单修改后通过网上投稿给编辑部，通过邮箱的方式与杂志编辑进行几轮交流，后修改过几次。至于回执单、作者集体签名、单位推荐信等均未履行。杂志还需要100元的审稿费，张松支付后，再无联系，大约半年后的2009年初，这篇文章就发表了。
张松给这本杂志投稿时，曾留下孔维佳的院长办公室电话，“对方也不会和你联系，他们只是与你通过电子邮件沟通，所以几篇文章都是我冒充孔维佳在与杂志联系。”张松说。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编辑部主任胡巢凤则解释说，该期刊编辑程序规范，基本依照上述操作进行，但她承认编辑部不一定与通讯作者联系。而当《财经》记者询问邮件细节时，胡巢凤称其编辑部不需要对记者回应作者署名和邮箱真伪等问题，并要求记者通过华中科大与编辑部联系。
一位国内医学界期刊的评审也告诉《财经》记者，即使发现造假，国内期刊的做法往往不会揭露，相反会帮助作者隐瞒，“因为自始至终作者与杂志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华中科大对此事件调查历时五个月之久，其校长李培根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学术诚信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下结论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
而事件中唯一受到处分的张松则表示，学校出具的结果也是最后的处罚决定，其他人不受直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