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至今，西方人对危机的反省与总结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那段包含某种误读因素的“中国智慧”为西方学者屡屡引用：中文的“危机”既有“危险”的意思，也有“机会”的意思。所以，他们呼吁，不要“辜负”了这场危机，要把危机当成一次反思和改革的机会。或许没有人期待一位联邦法官来发掘这样的机会，人们的目光会集中在经济学家身上，然而理查德·波斯纳证明，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联邦法官。
波斯纳今年75岁，是美国学术界一位奇人。他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涉猎极为广泛，在法学和经济学领域都有深湛研究，而且在于，虽然他著作等身，而且出书速度奇快，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做一个尽职而受人尊敬的法官。他似乎有着无穷的能量与神奇的写作速度。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的两年里，他就一口气出了两本书：《一场资本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此前，波斯纳并不以研究金融问题知名，但这两本书，却被视为美国学者对本次金融危机最全面、精准的分析之一。
一直以来，有批评认为人们夸大了当前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它丝毫不足以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而只是一场“低迷”或者“衰退”，而且美国正在从衰退陷阱中走出。但是，波斯纳坚持把当前的境况称作“萧条”（depression）而不是“衰退”(recession)，因为后一个词淡化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萧条将不是一段插曲，而将成为美国的长久状态。最近美欧股市陷于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或许说明了波斯纳的先见之明。
更进一步的是，波斯纳坚信，危机不仅反映了美国的问题，而且反映了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在本书一开篇，他就以带着某种马克思主义意味的口吻宣称：“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无根据的批判。”当然，波斯纳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一套囊括了市场以及法律、政治制度的体系，而不只是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是自由市场的同义词。
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在波斯纳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种由分散化的私人做出经济决策的体系。在繁荣时期，通胀是负面因素，但在萧条时期，通胀就具有了正面意义，但经济往往陷入通缩。这往往是银行与消费者的行为方式造成的。
在繁荣时期，由于廉价信贷的存在，银行增加杠杆率，在萧条时期，银行降低杠杆率，减少对外贷款，代之以囤积现金，或是购买政府债券这样的安全资产。然而消费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在繁荣时期，杠杆率降低，在萧条时期，因为他们持有的资产贬值（如本次危机中房屋价值的大跌），所以杠杆率上升。假如说，消费者能够在繁荣时期增加储蓄，在萧条时期增加消费，银行能够在繁荣时期严格控制杠杆率，在萧条时期增加放贷，那么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不会那么剧烈，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分散的私人不会自动地做出这种社会效益最优的行为。在萧条时期，对于私人来说，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防风险，对于银行来说，严控信贷囤积现金，都是理性的选择，然而这对于社会来说却是非理性的。于是，在繁荣和萧条时期分别存在的通胀和通缩，都倾向于愈演愈烈，而不是自我修正，让经济趋向平稳。
显然，波斯纳的理论涉及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长久争论。在新古典主义看来，危机到来时，虽然工资水平下降，但最终会在较低水平上形成新均衡，企业生产成本也将降低，产品价格将降低，最终产量会得到恢复，这代表着市场的自愈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波斯纳显然站在凯恩斯一方：由于“工资粘性”的存在，人们会发现，工资在萧条时期不会自动调整。而且，在经济危机降临之时，和在面临任何危险时，人类的天性是趋于保守和观望，以期待能有转机发生，对个人而言，这是非常理性的。但由此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消费与企业投资减少，企业经营趋冷，工人失业，由此造成工人消费开支进一步降低，经济落入一种下坠的恶性循环，对社会而言，却是不理性的。
对于这样的矛盾，波斯纳建议的解决方案也是凯恩斯式的：如果企业不愿意投资，居民不愿意消费，那么政府就可以从私人部门借钱，投资于公共项目，如高速公路建设等，雇用危机期间失业的工人，以此来打破经济下坠的循环。在政府工程的作用下失业会减少，消费者收入会增加，同时，就业增多还会提升民众的信心与乐观感，从而刺激消费与投资的提升。与保守派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刺激政策不同，波斯纳相信刺激政策本身未错，但在执行层面混乱、狼狈不堪，导致公众对其失去信任，最终乃至于“刺激”一词本身也被增添了贬义。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美）理查德·波斯纳/著
李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具体到本次金融危机上，波斯纳的结论比较明确：危机有两大罪魁祸首，一是美联储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二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事实上，由于探讨金融危机原因必然要涉及归责问题，所以美国各方争执不休，因为他们都不愿被视为导致危机的罪人。偏右的经济学家拒绝承认金融市场的失灵，宣称美联储在危机前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是罪魁祸首，而偏左的人士则指责金融监管体制的失效，以及所谓的“华尔街的贪婪”，并拿大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大做文章。而波斯纳采取了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美联储和银行都要负上相应的责任，金融崩溃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管制共同导致的结果。美联储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楼市、股市与信贷的泡沫，对此，格林斯潘与伯南克难辞其咎，但美国也需要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
事实上，学者往往陷于危机是“政府”还是“市场”导致的两分法，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政府和市场都会失灵，而美国流行的所谓“市场总能自我纠正”的学术教条则为危机的酝酿推波助澜。在波斯纳看来，如果保守派学者能对银行业结构与业务的变化保持充足的关注，而不是自满于“金融市场总能自我调节”的信条，那么危机不会这么严重。但同样，如果当年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不那么盲目自信，错误地相信即使现在纵容楼市泡沫的形成，即使未来泡沫破裂，它也有能力缓解衰退的冲击，那么危机也或许不会爆发。
总之，美国政府政策造成的金融与产业环境促使消费者过度借债，银行过度杠杆化。为了追求利润而不计风险的银行、贪得无厌的消费者、不称职的评级机构、国际贸易失衡和金融投机行为等，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这场危机。可以说，政府、华尔街与普罗大众一起导演了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制度性问题。
除了应付危机，在波斯纳看来，维持长期财政的健康性是美国面临的同样严重的挑战。而且，应对这两个挑战的举措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在经济危机期间，由于税收减少，失业救济等福利开支增多，美国联邦赤字会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下，民间要求削减赤字的呼声也会高涨，而这会让试图推行刺激政策的政府左右为难：为了短期的解困，它必须奉行赤字财政，但为了长期的解困，却需要削减赤字。美国两党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互不相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屡屡爆发的美国债务上限僵局。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政治文化也在趋于极化，两党日渐疏离，共同立场越来越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会激烈对峙。如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本来应是一种程序性的例行公事，但每次都会变成一场国会里的政治大战。美国要应对的长期赤字问题，必然需要增税与削减赤字两个政策双管齐下，然而共和党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增税，同时，民主党也提不出什么可行的赤字削减方案。波斯纳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是清晰的，但当转移到现实政策问题上时，他就变得谨慎而悲观了。和许多公众一样，他怀疑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预言在未来，萧条会长期延续，而联邦赤字和政治僵局也将与萧条相伴。从这个角度而言，危机是美国社会的危机。
同时，本次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也是经济学的危机。有人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能否解释当前的危机，索洛摇头说：“我不认为正常的经济学思想有助于解释这场危机。”以理性人和效用最大化假说为基础的经济学，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身兼法学家与经济学家两种角色的波斯纳，自然是明察于心。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学家成为不同派别的斗士，而不是富有知识的冷静评估者，他们喜欢从政治立场出发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经济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他建议，只有当经济学和心理学、政治学结合起来时，对于经济周期才能有深入的掌握，驯服经济周期也才谈得上可能。波斯纳之所以非常推崇凯恩斯，并呼吁回到凯恩斯，也是出于这一考虑，因为在他看来，凯恩斯是视野开阔的大师级经济学家，而非当前囿于学科分野的技术性经济学家。
虽然本书的书名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但波斯纳主要考察的是美国的特殊经历，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一般性的探讨。波斯纳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本地性，完全集中于美国。他或许指出了美国一定的制度性问题，但书的结论不一定能适用于其他民主化、市场化的国家，本书不能视为一本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整体分析。而且，在绝大部分篇幅里，波斯纳是在谈金融问题，而对民主制度与危机的关系甚少着墨。一方面，他相信美国的制度性僵化与政治文化堕落将带来长期的恶果，但另一方面，他也相信，虽然集权国家施政成本更低，往往能更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调和经济周期，但从长期看，极权国家的一切都会是丑陋的失败。或许可以说，虽然美国制度问题重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模式就能在竞争中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