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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1日下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W. Fogel(罗伯特•威廉•福格尔)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四季厅作了题为“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The Changing Nature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题演讲。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为庆祝成立10周年举办的“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继Robert A. Mundell，James J. Heckman和Vernon L. Smith等人之后的第四场。福格尔教授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热情的支持者，这是福格尔教授第三次来到我们中心来，并且发表讲演。
演讲会由陈平教授主持，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介绍了福格尔教授。林教授介绍说，罗伯特•福格尔教授是新的经济理论创始人，是用量化的方式和反向思维的方式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根据这一理论，福格尔教授指出，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并不是巨大的科技突破，而是一系列的微观的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期取得了迅猛增长；奴隶制这种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相当有效的，奴隶制的崩溃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崩溃的，奴隶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尽管他的言论引起诸多争议，但是福格尔教授以具体翔实的数据在美国和全世界赢得了这场争论。在他40多年的研究生涯当中，福格尔教授以其对深度挖掘数据的重视、在社会改良方面身体力行的做法以及与大学领导机构之间的互动为经济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在题为“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The Changing Nature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题演讲中，福格尔教授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富国的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经济学家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宗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恰当。经济学家需要对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做出考察。在福格尔看来，这一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技术机能进化，即高速技术变革同人类生理学进步之间的协同作用；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的产出分配的影响；以及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务的全球市场所在地的迅速和彻底的转移。
世界范围内技术机能进化最为重要的方面包括，人类已经对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取得了巨大的控制权，身体大小、平均寿命、生命组织系统的能力和强壮程度大大提高；人类征服了三个世纪前还流行于世的慢性营养不良；工作时间比重下降，闲暇时间比重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结构产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卫生保健和教育部门的支出显著增加。
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的产出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出中实物产品占主导的现象以一个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非实物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尽管实物商品的分配仍然存在物质不够极大丰富的问题，但在富裕国家中，最难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即自我实现的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实物援助是克服精神疏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实物环境的改善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种各样的新型教育项目和教育体系来指导需要帮助的人们。
关于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务的全球市场所在地的迅速和彻底的转移，福格尔预测到，东亚和东南亚将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跨国公司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且规定新产品的标准。然而，福格尔指出，即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增长一段时期，技术领先地位也未必会从西方转移到东亚或者东南亚。究其原因，信息、生物化学、基因工程以及能源工业等领域中的新技术是由基础科学知识的水平推动的，所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还要取决于这些科学家能够多么迅速地发现科学研究最有前途的新领域。而科学训练是一项需要师生长期持续互动的技能，新千年里各国对科学领先地位的角逐意义重大，必定精彩。
接下来，福格尔教授和陈平教授、林毅夫教授以及现场的同学进行了讨论。陈平教授和福格尔教授就GDP衡量中城市化成本的计算以及如何在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等学术问题与福格尔教授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林毅夫教授提出，如果德国不出现纳粹政府，美国还能不能确立科研领域的主导地位？如果能，需要多少年？福格尔教授认为，会拖延一代人的时间。即使没有纳粹的话，美国也会继续派年轻的科学家到欧洲去学习的。即使没有出现驱科学家的话，我们也会邀请那些科学家到美国来。而中国拥有美国不曾具备的一个优势就是，美国当年没有出现来自英国、法国、或者德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海归派的群体。林毅夫教授还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几大古代文明先后衰落，失去主宰地位。而美国在科学技术，乃至文化领域都居于领先地位，它需要依靠什么手段来保持领先？福格尔认为，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功不可没，但他不认为美国可以无限期地依赖这种地位。两位教授都认为，对儒家文化传统、政府对国家前景的信心和有力政策、高度国际化的社会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复兴的文明。在关于中国强大后会不会走上扩张之路的问题上，林教授和福格尔教授都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对东南亚或者南亚国家行使扩张主义的政策，中国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建设上。
演讲结束后，福格尔教授还和经济中心的老师和同学在经济中心万众楼大教室进行了学术讨论。
以下是部分现场的听众和新浪网友问题。
问题：外资进军中国，除了资本投资，并未带来足够的技术，这是否会导致中国拉美化？
福格尔回答到，欧美企业已经对中国做出了重大的技术转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如果要走到世界科技的前沿，仍需做出大量的努力来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技术创新是分阶段的，创新的基础之一就是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现在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改进自己的工作的机遇。
问题：衡量经济增长最大的工具是什么？
福格尔回答说， GDP是一种有益的测量经济增长的方法，但是随着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日益加重，GDP显然不够客观。至于更好的衡量指标，经济学家仍在探索中。
问题：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经济期，如何在国内经济和开放性市场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何制定一项有效的发展策略？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有什么看法？
福格尔答道，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利用入世促进经济发展，从市场开放的角度来看，中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必须在仍然留有回旋余地的时候改革金融系统。
问题：如何清楚的界定中国发展的质和量？
福格尔说，中国的产品质量一流，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参与竞争。在质和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衡量之上，中国面临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要做出衡量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手头的数据不够完整，但它们构成了研究的基础。在医疗领域，中国有一些专家已经谈到了很多未经测量的成本和收益。在卫生保健领域已经有了这样的尝试。福格尔希望这一研究工作能够继续推广到教育等领域。
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帮助社会中遭遇失业等种种压力的人们的益处是什么？
福格尔说，绝大部分国家的绝大部分人都愿意承受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经济高增长体的痛苦代价。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让受益者把他们的收益与失业的人和失败的人加以分享，比如说推出再次的培训计划，使失业的人再一次融入到新经济当中；或者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项目来解决这些不平等的现象。
问题：1999年的时候，福格尔教授做出了一项预言，即“到2015年的时候在，中国的汽车产量将达到一千万辆”。福格尔和即将进军中国的世界各大汽车厂商是否对中国人买车的能力估计过高？
福格尔先生解疑释惑的同时，还对中国政府如何处理由于汽车行业迅猛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出谋划策。他认为，环境问题应该从技术角度来解决，而不是通过限制私车消费。另外，汽车工业是一个最大的全球化的工业，中国的汽车厂商不应该放弃利用外资的黄金机遇。
问题：下一个经济阶段最主要的驱动行业是什么？
福格尔认为，在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工业化的国家是有所不同的，在美国驱动性的产业将是以医疗保健以及相关的生物的制药等产业。对于正在工业化进程当中的国家，他们要建立起工业的基础设施是拥有在高昂的研发机制过程当中投资的一项先决的条件，比如说在医药和生物，以及化学的领域的研发进行投资。
问题：听是不是认为科技进步总是对于社会来说是具有正面的效果，科技进步会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效应？
福格尔指出，科技进步不总是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果，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有负面、消极的一面。很多人会失业，或者受到冲击。然而，每一项技术也都能够带来进化。在20世纪的时候人们更希望是后者工业快速发展。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焦虑的是如何进一步的推动环保的革命，减少汽车尾气废气的排放。
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何建议？
福格尔认为，中国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改革金融体系；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
附Robert W. Fogel简历：
福格尔教授192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48年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学哥伦比亚大获硕士学位，1963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人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教员和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
福格尔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北美死亡率的经济解释，营养、劳动福利、劳动生产力的长期变化，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观察，对两代人不同的家庭行为数据的分析。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数量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而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