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进行报告的是来自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马汴京副教授，其报告的论文题目是《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干预效应》。以往的研究结论表明，高校扩招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教育回报，作者从择偶婚配和社会分层两个维度进行了扩展。通过构造oaxaca-blinder分解以及搭建反事实与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幸福感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那些无论扩招与否，都能考上大学的学生而言，高校扩招使其文凭含金量相对下降。
对于该篇论文，评论人李磊在肯定论文作者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几个问题与作者探讨。首先，他认为竞争加剧使一直上大学的大学生福利受损，而这一问题也因为控制了收入变量以及失业率的相对无关性得到解决；其次，高考分数和大学档次也应该得到控制。现场也有提问到关于CGSS的详细介绍以及主观福利的诠释，由于CGSS样本数据的局限性，不能进行个人识别，并且主观福利直接用幸福感来代替，这些都是可以在后期进一步优化的问题。
第二位报告者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的陈烽硕士，其论文题目是《上辅导班能提高学生成绩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实证分析》。文章从不同水平学生、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年级三个方面提出三点假设：
1.参加辅导班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有挤出效应；
2.参加辅导班对数学和英语成绩的提升有积极影响，对语文成绩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3.参加辅导班对高年级学生的积极影响比对低年级学生更大。
在CEPS基线调查数据(2013-2014)的支持下，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模型，考察平均处理效应 (ATT)，即干预组（参加辅导班的学生）与控制组（匹配成功的未参加辅导班的学生）在学习成绩的平均组间差异。同时在实证分析中构建OLS模型加以辅助。
研究结论表明：1.参加辅导班学习对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的提升有积极影响，但只有英语学科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2.参加辅导班学习对高年级学生成绩的提高效果更加明显；3.参加辅导班对成绩中等及其以下的学生成绩的提升有积极影响，对成绩中等以上的学生成绩的提升有消极影响。参加辅导班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有挤出效应；4.参加辅导班学习对期望不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是积极的，对期望较高的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是消极的。没有发现参加辅导班存在道德风险行为。
在报告过程中不断有学者提出问题，如最小值出现负值的原因？数学成绩的ATT在七年级出现负值的原因？陈烽解释道，数据处理过程中出现负值，并非样本问题；而ATT出现负值可以这样理解，“七年级相对于高年级，数学学习较为简单。”此外，对PSM与OLS的同时使用，陈烽说，“两者方向是一致的，OLS是帮助检验，加以佐证的。”陈烽坦言自己的研究存在两点局限，一是将辅导班的教学质量当成了一个外生变量；二是只关注参加辅导班学习对学生成绩的短期影响，并没有对参加辅导班学习的长期效果进行研究。
第三位报告者是主持人李磊，报告的论文是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教授合著的《高校内部行政化与科研资源分配——来自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证据》。现有研究发现，教育行政化导致校际资源分配不均衡，高校内部行政化问题也影响了教员的自由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以上基础上，作者从国家级基金项目立项为切入点，利用院长换届的自然实验分析高校内部行政化与学术资源分配之间因果关系。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特点，院长换届对立项率基本上没有影响，整个过程相对公平；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率则与院长换届有着“上任高立项率，卸任低立项率”的关系。文章提出两大假说：1.行政身份有助于提高立项率，形成学术资源优势；2.行政身份的优势因资助额度的不同存在异质性，资助额度较大的项目立项过程中，行政身份作用越明显。运用2000-2015年国家两大基金立项数据以及各大高校经济类院系309位院长数据，依托ordered probit模型，验证了假说：院长身份显著提高了获得社科项目的概率，幅度约33.7%；具体而言，重点项目立项率提高37.8%，重大项目为46.7%。卸任后，院长身份效应随之消失。
针对模型选择，有学者提出：为什么不加入DID模型，将院长与普通教员进行比较？李磊解释：由于很多高校老师资料不全，而且数据整理难度太大，因而只使用了院长换届这样一种before&after的自然实验。
针对控制变量，有学者提问:在已知自己将会成为院长的情况下，此时会对申报项目产生一种激励，这种因素如何控制？李磊解释：一是项目申请是有周期的，二是现实情况下，院长对自己的升迁并不明确。
最后一位报告者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方观富博士，他的论文题为《Does Primary Schooling Pay?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China》。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来分析小学学制从五年改为六年这一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者采取DID模型进行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多出一年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没有回报；在劳动市场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况下，额外的一年对女性的就业产生了负向作用，其中对低技能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点可以从教育成本，即多上一年小学的机会成本角度去理解。这些结论向“教育与收入始终是正相关”这一公认真理发出挑战。
马汴京副教授肯定了这篇论文的政策含义：呼吁关注教育成本以及性别歧视问题。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些结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政策的错误，因为政策的提出基于各方面的原因，考虑了各方面因素，负面效应只是其中一部分，整体效应未曾得知。有学者也提出，政策本身不是那么外生，是否应该进行内生性检验？方观富解释，政策刚开始推行时，经济好的地方先开始，这时候可能会出现内生问题，但2000年统一调整后，各地均实施政策改革，因而内生性得以排除。在数据处理时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文：伍嘉慧 摄影：殷锦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