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港台地区的几十位商学院院长齐聚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参加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Global Dean‘s Forum），探讨商学院教育及全球经济的未来。这一论坛乃是北大汇丰商学院（原北大深圳商学院）十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北大深圳商学院创办于2004年。六年前的10月，在获得汇丰银行1.5亿元捐助后，北大深圳商学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由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深圳研究院院长的海闻教授兼任院长。也是2008年10月，为了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法律人才，搭建高层次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隆重创院，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前院长Jeffrey S.Lehman教授担任创始院长。
两个全新学院的“诞生”，是海闻主政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的“代表作”。“让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是海闻的一个“梦”，将深圳研究生院办成一个国际化的北大新校区，是他圆梦的“着力点”。“因为没有本部那么多历史文化包袱，平地起高楼，相对会容易一些。再加上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它所处的环境、体制和社会文化氛围，使我们的众多变革，会比较容易实现。”海闻说。
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21世纪》：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与发展转型，因此对于创新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在您看来，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哪些条件？
海闻：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靠高校能解决的事情，要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比如，我们要能接受孩子们的异想天开，不能只要求他们循规蹈矩；高校招生方式也要改革，不要再把分数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这些改革对创新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当然需要有高考制度，但应该允许高校录取学生方式的多样性。公立大学强调公平，但要允许有其它类型的学校，比如私立学校，有录取学生的灵活性，那就会给其它的创新人才给予同样的高端的教育渠道，而不是达不到这些标准，连大学都不能上了，这些涉及到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在三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是给学生宽广的知识领域，因为每个人的能力特长是什么，别人包括老师都无从判断，必须让他自己去了解。比如乔布斯，曾经关心过艺术、宗教、IT等领域，最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大学阶段，学校需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很宽的知识领域和眼界。大学里不仅仅是读书，不仅仅教知识的地方，在信息时代，很多知识学生可以自己去学习，不需要一个老师按书本教下来，信息类的知识，学生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大学课程要改革，要让学生有更多的广度，包括国际的接触，以便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
第二，教师的引导和榜样的力量也很重要。学校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当年的陈景润之所以对数学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他的小学老师说，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就如同摘下了皇冠上的明珠，这就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兴趣。我在美国教书时，学生进来是不分专业的。学生如何选专业，完全靠各个院系的老师把课程设计好，然后需要老师来吸引学生来选这个专业。在北大，每年都有很多学生选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学位，其实并不是每一位同学都想挣钱，而是因为我们中心最优秀的老师都给本科教育开课，林毅夫、周其仁和我都给本科生上通选课。有些学生开始也就是听听而已，但在听课的过程中，许多学生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所以，教师的引导和榜样的力量，对学生兴趣的激发特别重要。
第三，要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一个学生对物理感兴趣，你要允许他学物理；另外一位同学对化学感兴趣，你就要允许他学化学。这样，他们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尝试，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性大学的本科教育，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核心，这样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
《21世纪》：您曾经提出，在本科阶段，通识教育是学生发掘和培养兴趣的基础，而自由选择专业则是激发学生兴趣和创造力的保证。如果专业选择不是个人兴趣的结果，学生就会被各种社会概念所胁迫，去选择自己并不喜爱的专业，如此一来，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创造力。那么，高校实行通识教育和学生根据兴趣选专业的难在何处？
海闻：这里面有理念问题，有社会影响的因素，也有利益问题。比如有人会担心，一旦自由选择，大家都选择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没人选数学、物理怎么办。我认为，一开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只是暂时的，因为社会发展有一个过程，需要从动态来看问题，之所以大家现在都喜欢选金融和管理之类的专业，是因为中国现在有大量的需求。但不会永远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大学里的专业或课程也有热有冷，这一阵子热的专业（课程），过一阵子可能就冷了，这就符合市场要求。反过来讲，如果一开始我们强迫学生学数学、物理，而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到了研究生阶段他还是会更可能选择学金融或管理。现在，我们很多学生找工作，还是奔着挣钱的职业去的，学校老师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培养他，他没有兴趣，其实是浪费他的时间，也浪费老师的时间。
另外，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么势利。很多中学生刚刚进入大学之门，对物理、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很感兴趣，问题在于如何继续激发他的兴趣。相对冷门的学科的教师，有没有在这方面真正花功夫？比如，我们的数学老师，有没有让学生感到数学的伟大？我们的化学老师，有没有让学生感到化学的神奇？其次，学校也可以有一些相应的调节措施，比如学商学的不设奖学金，同时加大冷门学科的奖学金力度，以达到一种平衡。
还有一个就是学校内部不同部门、不同院系之间的利益问题。比如有些院系现在老师比较多，他们就担心自己有200个老师，结果只来了100个学生，该怎么办。这也是需要从学校层面考虑的问题，可以暂时不减少老师的人数，让这些老师去开通选课——当我们允许学生自由选课之后，也许专业学化学的人变少了，但是全校的学生，无论是学金融还是学历史的，都要学点化学知识。应该把学生与院系的隶属关系分开，本科生不属于任何院系，英美的大学基本都是如此。
现在通识教育既然成为共识，就不再是一个教学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困难在于现有的学院和师资结构，现有的理念等，使得绝大部分高校难以推广。困难确实很多，而困难的解决主要在于领导的决心和理念。
以国际化促改革，做增量改革
《21世纪》：北大国际法学院创办以来，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多位教授曾任教于哈佛、耶鲁等顶尖法学院），教学方式与国内法学院也甚为不同（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等），从而备受关注，请问，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创办国际法学院最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海闻：国际法学院当时的目标希望培养有国际眼界和能力的法律人才。
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也日渐加深。但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却十分匮乏。几年前我参加一个世界经济论坛，有600多人参加，分成大概七八十个小组，几乎每个小组都有中国问题。但参加讨论的中国人只有20多人，严重的不匹配。
具体讲，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法律问题，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法律问题。比如，遭遇反倾销了，我们的企业都不知道怎么去应诉。中国本土能在国际上打官司的人特别少。在美国，法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哈佛大学法学院是培养法律精英的，它每年要达到500人的招生规模。法律人才，尤其高端的法律人才，是将来国家特别需要的。而很多人去美国学法律，由于成本太高，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回国。从这个意义上，在本土迅速地大量地培养国际法律人才，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当时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前校长雷蒙（Jeffrey S.Lehman）非常喜欢中国，跟我私交也较好。所以我飞往纽约，跟他谈这件事对中国的意义、对美国的意义以及对全球的意义，整整两天后，终于促成。我们在以一个很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中国拥有更多懂美国法律的人才，将来跟美国的关系就能通过更好的办法来处理。以什么方式打交道很重要，不然容易产生误会，甚至容易把很小的事情弄得很大……所以这是一个初衷。幸运的是，我说动了雷蒙，创办了国际法学院，否则也很难办得起来。（2011年，雷蒙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012年初，入选国家第七批“”。）
《21世纪》：北大深圳商学院更名为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初衷又是什么？
海闻：我们的商学院为什么接受捐赠冠名汇丰？作为一个后起的学院，我们需要支持，而接受一个公司或者获得一个企业家的大笔捐赠后给予冠名，也是商学院通常的做法。
汇丰银行的捐赠冠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汇丰银行与中国渊源很深，这也是我们选择汇丰的一个原因。另外，当时汇丰刚刚进入中国，也想通过支持高等教育等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双方就走在了一起：对汇丰来说，想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对我们而言，想借助它们的资金来迅速发展我们的学院，这是双赢。
冠名之后，就如企业上市一样，会受到更多的监督和压力。汇丰银行也会在乎商学院做得好不好，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压力。这件事对汇丰来说也是有风险的，他们捐助过许多项目，但是从来没有把名字拿出去。汇丰商学院做得好不好，对他们也是有影响的。这使得我们有一定压力，也有助于我们走国际化的道路，毕竟汇丰在全球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会使我们发展得更加快。而接受汇丰银行捐赠之后，也使得我们的目标更容易实现了。
《21世纪》：在您看来，北大汇丰商学院和北大国际法学院的创新经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
海闻：我想，北大汇丰商学院和国际法学院的一些经验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三方面的启发：
第一，以国际化促改革。大家知道，国际法学院院长Jeffrey S. Lehman，本身就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国际法学院完全交由他负责；汇丰商学院的虽然由我兼任院长，但是我们引进了很多外国的老师，也招收了很多留学生。目前学院53名全职教师中，外籍教师共24人，占总数的45%；在读国外留学生达到120名，招收留学生总数累计达到195名，遍布全球49个国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生活学习，一定会带来观念上的碰撞，也促进文化上的交流，这对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
另外，外国老师的一些想法和行为，跟中国老师很不一样，他们根本不认同权威，比如对于开会，你必须提前通知，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小心，提前把计划安排做出来。他们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也会提出来。他们的言行，也促使我们做了很多改革。因此，国际的师资和留学生，不只是有利于培养国际化人才，而且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创新性，帮助我们创建新的机制，形成一种新风气，为国家承担起应负的创新研究和培养拔尖人才的历史责任。
当然，我说的国际化不是那种同化了的“国际化”。现在很多商学院，很多学校请的国际化的师资，也吸引外国留学生，但很多所谓的国际化师资是在海外有教职的中国人，而吸纳的留学生也都是学了中文，对中国的文化有认同感的，他们会迁就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是被同化的国际化，而不是真正的国际化。
第二，增量改革。其实真正要改革原有的法学院和商学院非常艰难。我们现在的国际法学院和汇丰商学院都是增量改革。当年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北大而言也是增量改革。当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对光华和经院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客观上讲，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也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活跃。所以增量改革，引入竞争，会推动整体的高等教育改革。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竟还是中国人在做事。我们现在更进一步，不仅对原有院系机构有触动，同时也是借助国际的力量冲击我们自身。从国家层面就是建立新的学校；从学校来讲，就是设立一些有新机制的院系，这方面学校要顶得住压力。
第三，要充分发掘国际教育资源。目前，我们高等教育缺乏一流的师资资源，从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经验来看，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优质师资来为我们服务。比如，我们可以聘请国际一流的院长，不要假的，要真的。一些高校请过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做院长，但是很少真正请老外当院长。聘请这些完全国际化的外籍院长，把这些人变成我们的教授。这些人和外国学校到国内来办学不同，比如Jeffrey办国际法学院全球招聘教授，不是代表美国学校，而是代表北大。让外籍院长去整合资源、聘请师资，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