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0%，对国民收入分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的每10元钱，可能有6元多成为了财政收入，只有3元多留给了社会！
是这样计算的：假定2007年经济增长为10%，那么，2006年每100元的GDP，到2007年便成为了110元，增加了10元。同时假定，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即每100元GDP有20元成为了财政收入。20元超过30%的增长，即增加了6元多，社会剩下3元多。
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使中低收入者不能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面对这个问题，财政部门的解释说，如果按照“科学的”计算方法，中国的税负在世界上并不算高。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发达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多数都比中国的高。
但这种比较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我们来对中国和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一个简单的比较，看看财政部门的分析问题在哪里，同时说明，为什么尽管中国现在税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国要低，却更有必要尽快减退税。
中美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至少有以下5个方面的重要差别。
第一，在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前，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美国于1776年建国，建国之初，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国家弱小。在这个以抗税运动为导火索开展独立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国民对缴税有强烈的反感，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总的来说，税收水平都非常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被以“违宪”为由，拒之千里之外。直至建国137年后的1913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这一点对我们进行科学的国际比较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富有的国家和一个贫穷的国家，同样的税率给民众造成的税负是完全不同的。理由很简单，富国民众的钱，更多地用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而穷国民众的钱，更多地用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同样税率造成的痛苦，在穷国要高得多。中国的财政部门，在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开征个人所得税，大力提高税收，必然会给人民造成沉重的负担。
第二，美国政府税收的增长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直至20世纪20年代前，美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基本在10%以下。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个比重达到了10%左右。30年代，罗斯福为了反危机，大搞新政，税收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5%左右。税收超过GDP的20%，在美国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事情了。在国家参加世界大战时，将税收增加到占GDP的20%，国民是不会有多大怨言的。
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的税收达到GDP的20%。而美国达到现在的30%整整用了60多年的时间，其间人均收入又增加了好几倍。
第三，美国财政的最大支出，是社会福利开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加大了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反映在财政支出上，就是政府的福利支出，特别是给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开始大幅度上升。2003年，转移支付占到了财政支出的40%以上，占整个GDP的12.5%。也就是说，美国近几十年在税收上成为“大政府”，主要是因为政府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与在财政开支上搞“大福利”紧密相关的。
第四，减税退税始终是美国社会舆论的主流，美国的政治家难得有几个不用减退税来为自己争取选票。因此，美国的纳税人，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从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那里，收到一张退税的支票。上世纪80年代，里根高唱“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根源”的口号，实行了大规模减税，使联邦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多，很快下降了两个百分点。里根的减税，为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包含了更多的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内容。即使在没有普遍减退税的年份，作为一种常规，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也包含了很多针对个人特定条件的减免退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1)对中低收入者的劳动所得，有专门的减免；2)按人头实行的减免，减轻人口较多的家庭的税负；3)对重大意外支出或经济损失的减免，比如当家庭发生大额医疗支出，遭受盗窃或其他意外事故时的减免；4)对中低收入者在教育、培训方面支出的减免，鼓励公民对自身人类资本的投资；5)对房贷利息支出，从收入中减除，减轻购房者的负担。
最后，我们还要强调两点：一是美国的税制也存在许多问题。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低收入者还是感到税负过重，而且，美国政府的转移支付和扶贫力度，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小的，因此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在美国比在其他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比其他发达国家严重得多。因此，对美国的税制，我们首先是了解它，其次是批判性地参考它的经验。但无论如何，以税收在美国占GDP的比重超过中国，就说中国现在的税负不算重，实在不能算是什么“科学分析”。二是美国税收体制中的很多经验，其实并非美国的专利。轻徭薄赋才能国泰民安，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得到印证，有着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大力实行放权让利，既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广大国民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迅速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状况。可惜这个成功的经验，后来被税收最大化的错误目标所代替，使税收成为民众的重负，成为近年来财政工作重大失误的一个主要方面。
希望财政部门尽快出台方案，对中低收入者减税退税，改变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只有这样，才是财政部门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