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案 一个企业家命运的政治含义

　　
　“很多事情没人干；很多人想干事却不能干或没法干”。
　　11月21日，专程去徐水拜访孙大午。
　　聊着聊着，说起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
　　孙大午坚持认为，产品生产会过剩，但劳动力不应该过剩。但一个人身体大脑没问题，总该能找到事情做。问题是权力寻租太严重，哪怕做小本生意都会遭遇许多盘剥，结果想创业的都望而却步。在目前的环境下，大午集团要做大也不可能。民营企业做大有很多好处--它可以为地方创造财富增加税创，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为社会稳定做贡献。但是，民企要做大前提是银行给贷款，但民企要贷款几乎不能不服从行贿这样的潜规则。这就是我不得不控制大午集团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原因。
　　孙大午从牢里出来后，童大焕在搜狐星空发表了《一个民族的突围》。这个概括和判断与我非常一致。中国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改革后，现在不得不正面面对几块最难啃的骨头了。国企普遍不振，民营经济遭遇非国民待遇的困境，就是其中之一。民营经济能否为自己争得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突破重围，这已是事关民族未来生存的大问题。
　　孙大午从牢里出来了，但他说，他很幸运。
　　他说得对，一个月后，四川德阳就传来悲惨的消息，“四川的孙大午”--肖宁的家产被德阳政府设个圈套洗劫一空。
　　去徐水的路上，我对孙案辩护律师张星水及许志永讲，孙案通过类似西方“辩诉交易”的方式取得成功，虽然为孙大午赢得了人身自由，却对民营经济摆脱政策和法律困境没有什么帮助。此案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还是因为孙大午个人私德无亏，没把柄罢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样局面。
　　本来打算从徐水回来就推出孙大午案的后续报道，因临时有特别安排就推后了。
　　巧的是，就在四川的孙大午案南方周末披露的前几天，我还和网友就民营经济的生存困境有过一次交流。孙全兴这样概括说：一、权贵资本主义，兴亡不能系于红顶商人。二、抢来本钱不是做买卖。资本外逃，挥霍。资源不能用其所，何谈发展三、没有人文关怀的发展，不得人心。社会不得安稳，发展有隐患。四、滥用公权无可遏止。真正的企业家无法生长，只能长出权势的依附性的民营资本。
　　政府的权力太大，政府“公司化”，权力寻租甚至已经演变成不同级别政府部门之间丑态百出乃至血腥的武力争夺，郑州两级政府的馒头办之争、襄樊的两级政府“抢猪肉”。
　　现在该是从法律的角度，彻底地对政府权力边界和行为方式进行规范的时候了。（2003年12月25日）
　　
　　“这个地方不可爱了，咱们走吧。”——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戴罪”回家，她的妻子准备去“投案自首”之前，对孙大午说。
　　但孙大午不同意，“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他说。
　　与被迫自杀身亡的河南首富乔金岭，48小时内被迫交出亿万身家的海南巨富蔡宝银，和已坐了8年牢、财产被四川德阳地方政府“抢劫”一空的肖安宁等民营企业家的悲惨遭遇相比，孙大午虽然被关了几天，且“欠”了几年的牢，但还是算幸运的。
　　著名学者茅于轼对此感叹：在中国，做一个正直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编者注）有多难！
　　一方面，民营企业忍受着地方“八个大盖帽”的盘剥，忍受着金融短缺、司法不公等等非国民待遇，在夹缝中艰难渡日；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却慷慨地给予外企税收、地皮和贷款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慷慨地授予大批烂透了的国营企业到股市上大肆圈钱的特殊关照。
　　占国民经济1/3强的私营经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民营企业，在层层的枷锁和障碍面前，如何做大做强。
　　自古民富才能国强。一个没有自己强大的民族经济和竞争力的国家，如何能够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
　　为此，必须从制度层面上进行反思，给民营企业一条出路，给中国留下一线希望！
　　
　　中国有多少“孙大午”？
　　
　　肖安宁：至今我还在为侵占自己的财产而坐牢……
　　肖安宁与他修建的德阳标志性建筑——大风车。
　　12月1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披露了四川德阳市政府“抢劫”90年代中期德阳最成功的企业家肖安宁的一些内幕。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读来令人发指。
　　“你们吃多了！我们正在搞政通公司（肖安宁任董事长，编者注）破产，你把度假村收购了，他有钱还那些购房者，我们还搞个啥子？”1995年，因资金周转问题，肖安宁向当地农行申请贷款。农行提出以不到市价一半的低价收购他开发的大片房产（是市场行为还是趁火打劫？）。再向德阳市农行领导汇报并请签字时，该领导如此“痛斥”申请提出人米运国、明再远。
　　“先抓，后定罪，再去查。”1995年3月21日，德阳市领导以如此“莫须有”的命令责成有关部门签发逮捕令。同日晚，肖安宁被捕。一年半后，被判18年。
　　肖安宁被捕后，德阳市建委、工商、审计、公安、检察、法院等10多个部门开始“公然抢劫”肖安宁的公司和个人财产：
　　肖的总资产至少有2.68亿元，而肖当时的债务只有8000万元。而经过德阳市政府的“破产”评估，肖的资产只有8000万元，而债务高达1.2亿元。造价7000多万元的度假村，评估人员大笔一挥，就成了1800万元。
　　而后，德阳市政府各部门开始疯狂瓜分肖安宁这块“肥肉”。一幢7000平米、价值千万的商住楼，市工商局仅用210余万就买下，旋即转手，净赚数百万；一幢价值近两千万元的商住楼，市建行以400多万元买下，随即转卖900余万元。肖安宁私人住宅内的一切财物由检察院查封，不准亲属监管。后来房子被清算组卖掉，屋内一切家用电器、家具、衣物、书画等私人物品均被洗劫一空……
　　而肖安宁本人，除了坐了这么多年牢，公司资产被“抢劫一空”，其母亲和舅舅还都“受不了刺激”，猝死在旁听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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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金岭：长葛（河南长葛市）人民失去的一位最优秀的儿子
　　今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到黄河集团（乔金岭任董事长）视察，称赞黄河集团“在中原大地上有这么一个亮点”，勉励乔金岭“就一个企业来说，就一个企业家来说，就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说，企业要笑到最后，人生要笑到最后，一定要笑到最后。”
　　然而，乔金岭这个被副总理称赞的“一生为善，以诚为本，光明磊落”的民营企业家，2002年福布斯富豪榜第58位，在人生最灿烂的年华，却选择了自杀。
　　至于自杀的原因，长葛市市委书记朱桓宽所致的悼词中隐约提到：“乔金岭信守‘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的千年古训，但正是这‘屈死不告状’的信条，最终使长葛人民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儿子。”
　　乔金岭自杀的导火索，媒体有多种版本。中新社的报道称，乔金岭创业时的一个合伙人，1986年以借乔金岭等4人名义在郑州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在辽宁借款1亿元到海南搞房地产开发，后来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1亿元灰飞烟灭。黄河旋风副总经理胡新英评论说，乔金岭是蒙受了一起彻头彻尾的不白之冤，所有的事情从一开始，乔金岭都是一无所知。而一位北京的知情人声称，乔去世前曾找过北京一位人，央其同他一起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去说情。
　　此案的更多信息，至今公众仍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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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开兴蔡宝银夫妇：被权力剥夺了巨额财富的亡命鸳鸯
　　仅仅因为一个人的举报，所有家产一夜间换了主人，自己从亿万富翁变得一文不名，不得不亡命天涯，这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谈，却是发生在海南的活生生的现实。
　　2000年11月，海口公安局接到举报，一个叫黄汉民的人称蔡宝银个人拥有的资产为国有资产。之后，蔡宝银被公安机关带走，48小时内，她就自认有罪。自己经过15年努力辛辛苦苦做起来的公司资产被公安机关交给了举报人黄汉民，蔡宝银一家只能离开海南省，亡命天涯。1.8亿的资产，一夜间被掠夺。
　　事后据调查，此事乃黄汉民勾结某政府部门的个别人及海口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丰凯，联手操纵的违法案件。待丰凯被捕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三年了。唐氏夫妇被侵占的资产却仍然没有得以归还。海南中海油气有限公司（唐氏夫妇拥有的企业资产）2003年的利润高达7000万元，而唐氏夫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现在仍未归还他们的资产而黯然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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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午：一个感动中国的“罪犯” 
　　18年和农民一起在农村摸爬滚打，草创下一个企业，辛辛苦苦赚来的大笔财富，却拿来办赔钱的学校，和相当于免费的医院。孙大午身为上亿资产公司的董事长，从不向政府官员行贿，从不攀权附势，耿直倔强。他是个亿万富翁，却过着“斯巴达”式的苦行僧生活，连属于自己的一辆专车都没有，出差还坐硬座
　　这个“罪犯”拥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梦想建立一个世外桃源，人们可以很祥和的生活在一起，“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
　　他是一个挑战官场“潜规则”的唐·吉柯德，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先行者、实干家，一个信仰共和、信守良知的思想者。最终，他却锒铛入狱，成了“有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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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午”们，还有多少？
　　
　　民营企业是“后妈”生的
　　著名学者茅于轼感叹：如果你坚持正义，就会面临孙大午所碰到的麻烦；相反，如果同流合污倒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在中国做一个正直的企业家有多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众芳芜秽”，而“小人得志”的诸多事实？
　　孙大午也好，肖安宁也好，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都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而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性格上都有理想主义的倾向，都拒绝“黄道”、“黑道”而选择了“正道”，不按官场的潜规则行事等等。
　　然而，这样的人、这样的企业，却难以在社会上长期立足。为什么？
　　孙大午在长期与地方工商、税务等部门周旋的过程中，总结出当前农村的农民和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他指出，当前农村，是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如果把这八个大沿帽都去掉，或者剩一个大沿帽管八个破草帽，恐怕农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卫生局、农业局、土地局、畜牧局、工商局、税务局、技术监督局等等，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都有自己的执法队伍。而农民的执法队伍、企业的执法队伍在哪儿呢？
　　
　　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的“潜规则”中总结出的“合法伤害权”，是地方官员屡试不爽的法宝。诸如四川德阳肖安宁案中，有关领导“先抓，后定罪，再去查。”的定罪逻辑，使一个健康向上的企业顷刻间分崩离析，积累起来的巨额资产都成了贪官们荷包里的玩物。然而，他们大多是以政府单位和组织的面目出现，即使出了事，个人承担的责任也很少。在巨额的财富和极低的风险的利益权衡下，选择对肖安宁下手，不但可以吃得饱，而且因为肖安宁手中无权，也无三亲六戚在朝中做靠山，被报复的几率和风险都很小。
　　所以，在基层，官员们可以在法律的庇护下任意横征暴敛，可以无所顾忌看谁不顺眼就搞倒谁，到头来即使出了事，一有组织上撑着，二来个人也不会承担太多的责任。
　　
　　经过“八年抗战”，肖安宁案最后的判决结果，肖安宁胜了，法院撤销了以前错误的判决。但对于肖安宁提出的赔偿请求，法院认为不能进行审理，也不能作出判决。至于德阳有关领导的责任问题，更是不了了之。至今，那些从肖安宁这块“肥肉”身上捞取了巨额好处的众贪们，未受到任何处罚，该升官的照样升官，该发财的仍在发财。而肖安宁，至今仍在为侵占自己的财产而坐牢......
　　还有孙大午一案中，因为得罪了“土地爷”、“税务爷”、“工商爷”们，多年来一直官司缠身，最后以孙大午被捕入狱达到高潮。多年的官司，大午集团折进去的财力物力人力，没有人计算得清。至今，孙大午仍是戴罪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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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工作者经过长期论证，从制度层面上提出了私营企业之所以是“后妈生的”的体制障碍：
　　例如，一些投资收益较高和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领域，如金融、保险、通讯、城建、环保、卫生等行业几乎都由国家资本垄断，私人资本很难进入。甚至一些外国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国内私人资本也不准进入。
　　另外，私人投资的企业审批时间长，手续繁琐，涉及的部门多。
　　还有就是民企的国民待遇问题，在进出口商品配额、权限、用人、土地征用、政策优惠等方面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这个已经成为制约私营企业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在税收方面，外资、港资企业在内地都有着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内私营企业却享受不了这些优惠待遇，反而是众多税务官僚冗员眼镜紧紧盯着的猎物和目标。外商投资连企业所得税都可以退还一部分，而国内个人股增资，却要在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该投资者税后收益就所剩无几。换句话说，相对于外企、国企，私营企业税收机制的不平等，就决定了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收益率不平等。
　　再有一个就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孙大午就是栽在这上头的。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从农村地区“战略大撤退”，短短几年，大幅裁撤县级机构网点3.1万家。同时，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严格控制贷款向县级以下地区的发放。本已严重“贫血”的农村，通过银行的撤退和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血盆大口”，每年在农村抽走约4000亿资金。处于“金融真空”边缘的中国农村，企业向哪里贷款？没有贷款的支持，企业如何发展？在农村，私人投资的资金来源50%到60%要靠自筹。所以，孙大午十年来递交的贷款申请，最少有100多份，贷的款却寥寥可数，绝大多数的地方银行贷款都流向了房地产这个黑洞。被逼无奈，孙大午开始以民间融资的方式在乡亲中筹款，用以企业的再投入和建大午学校，而这一切，刚好给人以口实，导致被捕并判刑。
　　贷款难，是摆在私营企业面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已成为制约私有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而进入证券市场融资，对于普通的民营企业来说，门槛可谓高不可攀。在当前A股市场上，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几家是民营企业？而90％以上的国营企业，又给赔得血本无归的中国股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
　　
　　这一切，都是谁的错？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长期以来，各地政府都将招商引资奉为官员政绩的圭宝，巴不得一下引来金凤凰。然而，对涉及到社会根本的问题，如司法公正、公民教育、吏治腐败等问题，却尝尝视而不见，任由其泛滥成灾。
　　而投资环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它包括当地的文化环境、司法环境和人才环境等诸多的要素，是一个系统工程。
　　许多从80年代开始从商而渐渐富裕的企业家，正是认识到作为私营企业和私人财产的权利，在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极易受到粗暴的侵犯，在恶劣的司法环境下，诉诸司法的成本又极其高昂，所以，在90年代后期，纷纷开始出走国外，加剧了资本外流的严峻形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2年所做的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至1999年间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530亿美元，约4300亿人民币，相当于1998年北京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相当于1998年整个河北省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1998年东三省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多！而这其中，贪官带出去的，截止到2002年上半年，才只有50个亿。也就是说，90％以上的资本外逃，是企业行为产生的。【详细】
　　这些私人资本，为什么会对中国没有信心？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镇企业曾经历了一个黄金的发展阶段。但是，从1997年开始，乡镇企业（大多是私营企业）开始破产倒闭。官方统计资料表明，1997年至2000年，私人投资速度降到了7.6%，远远低于1991年至1996年年均增长30.4%的水平。2000年，私有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降到了20%左右，比“八五”期间下降了13个百分点。2000年私有企业从业人数比1999年减少了63万人，自199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经过这几年，私营经济元气大伤，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的发展趋势。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书中，有一篇《洋旗的价值》，谈到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他谈到，一些民营的航运企业宁愿忍受当“假洋鬼子”的骂名和屈辱，也要拿巨额的“挂旗费”去买个外国的旗帜挂在轮船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躲避地方官员的无耻盘剥和压榨。而且，一旦轮船被地方上无端扣押，外国兵舰往码头一靠，地方大员就会吓得魂飞魄散，不敢不放船。在这个暴力决定规则的元规则之下，这些航运企业在外国势力的保护下，生意红火，一直到49年过后挨整并被公私合营成国有企业。
　　这种现象，在今天沿海地区也多有存在。许多企业把资金往国外的账号上一打，而后倒回国内，便成了“外资企业”，从而堂而皇之地享受外资企业的多种优惠措施。这些“假洋鬼子”的存在，本身就是民营企业血泪心酸的真实写照。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长期奉行吸引外资战略的东南亚国家当头一棒。在经济全球化的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强大的民族产业、企业，而单纯依靠世界游资来支撑民族的工业现代化，那么，一旦发生金融动荡和政治危机，这个民族的经济基础将极其脆弱，以至于达到崩溃的地步。这种未来的结局对中国人（特别是8－9亿农民和大量的城市下岗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孙大午倒下了，结局是什么？当地的政法机关抓了孙大午，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规模缩小了将近一半，下岗好几百人，孙大午还被罚款40万元，这么一个行动给谁带来了好处呢？没有，没有任何人从中得到任何一点好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哪个企业经受得起这样的折腾？我们这些手中掌握着别人生杀大权的人，知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重大？（茅于轼语）
　　
　　众所周知，私营企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民间财富，而且在吸引大量剩余劳动力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与1991年相比，私有企业的吸纳的从业人员增加了2644万人。四川德阳肖安宁案，一个健康向上的企业，被地方的官吏们抢食殆尽，那些工人们，又该到哪里去觅食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口口声声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地方官吏们，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到底是谁在制造不稳定因素呢？
　　
　　
　　
　　民营企业的头上有几座大山？长期在农村摸爬滚打的孙大午说，有“八个大沿帽”。他形象地比喻说，一个农民要将煮熟的鸡蛋到市场上去卖，必须要经过卫生、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四十道手续，否则就是违法。
　　四川德阳肖安宁案，政府多个部门集体参与了“搞倒”肖安宁的违法行为，并违规拍卖肖安宁巨额的公司和个人财产，从中渔利，8年来，却没有任何人遭到处罚……
　　显然，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了，它广泛涉及中国的吏治、司法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多个领域。所以，用纯粹的经济手段，已不能解决民企的难题。
　　如果企业的财产和作为公民的企业家的个人财产可以随意被侵犯，如果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吸引”外资企业而继续严厉限制民企，如果地方保护继续筑起市场的壁垒……，那么，民企的明天在哪里？
　　肩负着振兴中国民族经济重担的民企，该如何突围？
　　
　　民企问题，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吗？
　　
　　民企的困境，仅仅是由于经济领域的问题造成的吗？先来看看这两个黑色幽默：今年12月7日，为了争夺对猪肉的检疫权，湖北襄城区与襄樊市动物检疫站的检疫执法队伍，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一场殴斗，双方大打出手。
　　
　　湖北襄樊两级政府部门为“抢猪肉”大打出手
　　检疫站好歹还算是政府职能部门，所以这种类似于黑社会“争夺地盘”的欧斗还算是师出有名。然而，2001年郑州也发生过一起政府两个部门当街打群架的事情。为了争夺辖区内馒头生产企业的办证权、处罚权，郑州市市、区两级“馒头办”发生了将近1个月的持久战，双方由动嘴，到动手，大动干戈。
　　最绝的是，郑州市政府最后出面解决这两个因为“馒头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而打起来了的单位的纠纷时，作出撤换两级“馒头办”主任、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的决定。直到后来，在引起了群众对“馒头办”的职能和管理的“强烈反响”之后，才宣布撤销市、区两级馒头生产销售管理办公室，改由工商、卫生、质量监督等职能部门依法对馒头生产和销售管理工作进行管理，“确保市民吃上放心馒头。”
　　这两起事件中，从新闻报道中看，人们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卖猪肉的，或蒸馒头的，他们平常是如何被“管理”的？为什么没有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从“孙大午”案、“肖安宁”案等案件，折射出民营企业的困境绝不仅仅是经济学者所强调的产业倾斜、税收政策和市场壁垒等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司法、行政和公民权益等休戚相关的社会综合系统的问题。
　　事实上，现代工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必须具备几大必要的条件：稳定而公正的司法系统保障企业的合法经营管理权，适度的税收政策保障企业的利润和再生产投入，对贸易和财产的强有力保护保证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清廉的政府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等等。在这几个方面，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
　　
　　当前，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内，还存在着诸多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背离的现象，例如：
　　1、政府机构组织与民争利，权力边界模糊
　　上文所提及的“抢猪肉”、“馒头办”的案例说明，政府的一些组织在这个社会的食物链中，广泛地与民争利，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管理职能出现了较大的偏离。在权力的渗透下，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私利化扩大成为改革清障的巨大阻力。对此，孙大午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时指出：围绕政治权力运作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集立法、执法、司法于行政部门一身的行业垄断、审批经济是腐败的根源……应该改变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企业、社团、公民自我共同参与管理，治理社会，尤其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里根曾说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
　　
　　感动中国：一个不能忏悔的“罪犯”
　　他痛斥“审批经济”是“农民将煮熟的鸡蛋拿到市场上去卖，必须经过四十道手续”的畸形“市场经济”，扭曲了创业者灵魂，加剧了腐败蔓延和社会道德的堕落，逼着企业走黑红两道。
　　
　　2、民企的歧视性“非国民待遇”
　　在现实中，对民营企业广泛存在着的行业进入壁垒，以及税收上的多重盘剥，在进出口商品配额、权限、用人、土地征用、政策优惠等方面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等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私营企业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在《“孙大午”们，冲破牢笼！（上）》中，有深入的论述。
　　
　　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背离的现象还有很多很多，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总之，从公权上来讲，民企处于市场的夹缝之中，壁垒和歧视广泛存在；在私产领域，民企的财产权又得不到有力的保护。民企的困境，绝非纯粹的经济问题。
　　
　　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
　　“制度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评论家童大焕先生在《问孙大午：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让当代国人振聋发聩的严肃命题。“任何个人的经历都无法传承，我们能够留下的，惟有制度。”他说。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出了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系列决定。
　　最近，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就私有财产的保护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提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重要的条款。这对于广大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更值得公众高度重视的是，建议提出了将“人权”的概念写入宪法，这无疑将是中国的法制史上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
　　私有财产权和人权神圣不受侵犯是奠定宪政的基石，也是民企实现大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私权领域，人权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尊崇的一项普世价值，已经被党中央作为修宪的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这彰显着社会在尊重公民权利方面的巨大进步。那么，在公权领域，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为政府行为划定明确的边界，是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前的重要课题。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分权机制，那么掌握着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某些地方政府，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现实状况下，就可能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及其财富为所欲为，而不用受到惩罚。四川德阳肖安宁的案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孙大午提到的农村地区“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状况，同样是基于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如何能得到有效保护？没有民企，如何能实现民富，民不富，国何以强？
　　
　　孙大午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民富不起来，国家的富强就只是表面现象。美国强大，是因为美国老百姓富裕。他们的飞机、大炮、导弹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最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是民办的。”反观之我国呢？
　　
　　政策扶持，给民企一缕阳光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目前最紧迫的，是给予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这也是经济学界最近几年一直在呼吁的一个标志性口号。
　　
　　对于许多的人来说，目前对于民营企业的政策性歧视实在是难以理解。例如，民营企业在进出口商品配额、权限、用人、土地征用、政策优惠等方面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在税收方面，外资、港资企业在内地都有着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商投资连企业所得税都可以退还一部分，而国内个人股增资，却要在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该投资者税后收益就所剩无几。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同时，非国有企业的民间投资也在大幅增长。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工业产值为119048亿元，其中国有企业33621亿元，集体企业45730亿元，个体企业20372亿元，其他经济类型企业27270亿元，非国有企业经济产值已经占据了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而1978年的时候，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2％。
　　
　　非国有经济的辉煌成就，却是在一系列的歧视政策和市场夹缝中达到的。
　　
　　大午集团厂内的照壁上写着这样的立厂之本：“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名不苟得求美誉，利不虚受血汗钱”
　　其次，必须消除地方保护的壁垒，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商品流通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消除地方保护，加快全国市场一体化进程，更是适应国际竞争的大环境的需要。由于垄断和大量地方保护的存在，许多民企被迫“非法生存”，一方面，优秀的民企的产品无法进入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市场，无法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在地方保护的“卵巢”之下，许多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下的企业却得以生存，其中不乏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厂家。
　　
　　另外，国家还应该在银行贷款方面大力扶持民企的发展，给予民企金融上的支持。融资难，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在资金周转的巨大压力下，孙大午向有关部门递交了100多次贷款申请不果后，被迫选择向乡亲集资，而被媒体喻为“草根金融”，以至于导致牢狱之灾。这样的悲剧，还能重演吗？
　　而且，国家应为民企创造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和空间，并给予其法律保证。例如股票市场，应更多地向民企开放，而不是把股民的钱，拿去填一团浆糊的国企的无底洞。
　　学术界还提出了多种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难能一一列举。总之，需要给民企国民待遇，并在融资政策、消除地方壁垒等各个方面给予政策的支持，是促进民企发展、壮大民族经济的有效途径和政策选择。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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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孙大午案 一个企业家命运的政治含义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大胆放言：“十年之后，国有经济在我国GDP中所占比例将下降到10%，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则由民营经济扮演主角。”
　　在国企普遍烂透了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未来，沉甸甸地压在了民营经济的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民营企业，就是保卫中国的未来。民富才能国强，能够带动中下层百姓致富的民营经济，寄托着中国人的富强之梦。
　　为此，打破对于民营企业的广泛歧视，给予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创造一个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的第一步。
　　没有公平的制度，就没有健康的经济，这个民族，也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在12月初的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经济学家张维迎透露，2002年，福布斯评了200家全世界最好的小规模企业（这个小规模相当于中国很多大企业的规模），其中有13家是印度的，只有4家是中国的。最近福布斯评亚洲最佳最具领导力的公司，请了2500个亚洲的CEO打分，你认为亚洲哪个企业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印度企业得分最高，中国只有两家企业进入了这个名单，而且都是国有企业。
　　
　　世界银行在2002年时做了一个调查，问印度企业的融资方面有没有困难？70％的印度企业认为融资没有困难。而80％的中国企业认为融资有问题。
　　
　　在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在健康发展的21世纪初，中国诸如“孙大午”这样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却因为制度的种种原因，陷入在官司的泥潭中，欲罢不能，欲休难止。据悉，孙大午经过这一折腾，公司规模缩小了将近一半，下岗了好几百人，还被罚款40万元，如此折腾，哪个企业经受得住？长此以往，未来的中国，何以立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