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球迷，我时常感叹为何我们的球员踢球不敬业？我曾考虑过是由于我们的球员文化素质太差，但当我对中欧球员的文化背景作比较时，我便否认了这一想法。我发现在欧洲踢球的球员文化水平不比我们的高多少。而且，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不敬业的球员出了国就兢兢业业。看来，这只能从制度的角度切入，因为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是制度给予了理性个体一种激励机制，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只要改变一种制度就行了。那么，中欧足球机制究竟存在什么样的不同？我的观点是竞争激励机制不同。对此，本文将以三个部分来阐述：首先，从理论的角度来表明效率工资对人的激励的重要性；其次，对中欧足球俱乐部的激励机制作比较，以分析两者的异同；最后，谈谈中国足球改革的方向与对策。
一、 效率工资理论综述
根据古典经济的学家的观点，只要工资有向下弹性，一个社会就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以图1为例。图中显示的是一个劳动市场，其中DL为劳动需求曲线，SL为劳动供给曲线，两者交点E0决定了均衡工资W0与均衡劳动量L0，此时劳动市场中供需平衡，不存在失业。古典经济学家还认为，如果所有市场都是竞争性，那么均衡为帕累托有效。注意，古典经济学家结论是以信息完全为条件的。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结果则不同。譬如，在签订合同以后，如果理性个体获得了全保险，他的行为会发生改变，称为“道德风险”。在劳动市场中将表现为，一旦工人没有了失业危险，他就会偷懒——出工不出力。为解决劳动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有人提出可考核劳动力的劳动成果，以劳动成果的多少来鉴定其努力程度。当然，在一些行业中，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是，有些行业的劳动成果不是完全由劳动者努力程度所决定的，可能存在一些外部因素导致劳动成果减少，甚至为零。就以足球为例，不是只要球员努力就一定能赢得比赛的。在这些行业中，劳动力就会把劳动成果未达考核要求的原因归究于外部因素。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对此难以鉴别，只有劳动力自己最清楚失败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定理不一定成立。
在20世纪初期，美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时候也出现过上述类似情况。那时的美国汽车工业正处于急剧扩张时期，汽车工人没有失业之忧。如果被解雇，第二天只要换一个方向上班就可以了，因为找一份新工作很容易，所以在工作时他们经常偷懒，甚至还不服从管教。1914年，亨利·福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给工人加工资。他把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这是当时一般工资的两倍。其结果以图2为例。图中的2美元/天的工资是劳动市场均衡工资，工人没有失业。当工资提高到5美元/天时，劳动供给增加至L1，劳动需求减少至L2，L2- L1为失业。实际情况是，当福特提高工资后，汽车制造厂门口等待就业的工人排起了长队，可想，在厂内工作的工人还会偷懒吗？我们把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工资称为效率工资，意思是这种工资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通过效率工资，福特解决了信息不对称。
二、 中欧足球激励机制比较
现可以借助于效率工资理论，对中欧足球激励机制作比较。
欧洲足球给人的映像是足球水平高，工资也异常高，一个球星的转会费可高达几千万美元。不可否认，高工资是由市场所决定的，但是单纯由市场决定工资，无法解释全世界各地的球星涌向欧洲绿茵场时，为何没有压低欧洲足球运动员的工资，反而还有上升的趋势，因为按照古典理论，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会使得市场均衡工资下降，直至达到市场均衡状态，这可以表现为一个球队无多余的替补。另外，如果国际足球运动员市场可自由流动的话，还应该出现国与国之间运动员工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么只能说欧洲足球俱乐部并不完全按照市场“出牌”定价。我认为他们支付的是效率工资，俱乐部的管理人员有意要造成一部分高水平的替补，因为一个优秀的球队必须要有失业，而且失业者应对就业者产生一种压力。换句话说，替补要对场上的首发产生一种压力。一场比赛失利，可以归结为外部因素，但是连续几场失利可以让替补试一试，以鉴别信息，即失利是由于球员的主观原因还是客观的外部原因。设想，如果替补与首发的差距过大，那么教练会冒风险作这种尝试吗？所以鉴别信息的条件是替补与首发的水平相差不大。
反观我国的前足球甲A联赛。由于在我国处于一流水平的球员数量太少，而甲A曾一次又一次地扩军，使得高水平运动员供不应求，这将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提高了这些球员的工资，其结果是使俱乐部投资者负担越来越重，最后不得不退出足坛；二是使这些球员没有沦为替补的压力，便出现了踢球不敬业甚至还有不服从管教的现象。一旦他们出国踢球，情况则不同了。机制改变了，他们有失业的压力，所以必须全力以赴。
三、 中国足球发展的思路
既然找出中国足球发展滞后的原因，那么改革的思路是应该进一步提高球员的工资，吸引更多外国球员参与我国的足球联赛吗（在我国球员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足球市场难以支撑高工资，更何况这个市场不再是我国俱乐部完全垄断了，现在更多的欧洲俱乐部开始开拓我国市场，竞争会使利润下降，将进一步增加投资方退出足坛的可能；另一方面，吸引外籍球员只能满足短期利益，从长远来看，要使中国成为足球强国还得依靠中国人。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不赞同提高工资。我的思路以图3说明。
图3中的E0点与图1相似，满足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如果把W0提高会产生与图2相同的结果——失业。正如前文所述，我不赞成以提高工资方法达到提高效率。我认为，应该缩减今后超级联赛俱乐部的规模，工资则维持现有的水平不变。削减队伍可使对一流球员的需求减少，这在图中可以表现为工资维持在W0不变时，劳动需求曲线向左移动至DL1，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将从L0减少至L2，又由于工资不变，劳动供给量仍然为L0，所以失业同样可以产生，为L0- L2。
补充一点，减少队伍会减少比赛的场次，球员锻炼机会减少。对此，可以通过增加比赛的类型加以弥补，如在英格兰有超级联赛，还有足总杯以及联赛杯。通过类似的方法完全可以增加球员的锻炼机会。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足球整体水平来决定比赛队伍的数量，它至少应与我国注册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人数相联系。只有当我国注册职业球员人数提高至欧洲水平，职业联赛的队伍数量才可提高，否则是足球版的“大跃进”，最终阻碍我国足球水平的提高。当然，我国足球的问题不止这些，这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我意在引发更多的经济学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