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和“哲学家”这两个词是否充分代表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来面目，经济学界是否已经丢掉了早年存在的理想主义？
文/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维吉尼娅•希勒（临床心理学博士）
1953年，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入世的哲学家：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的生活、时代及思想》（①Robert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The Lives，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中，就经济学家做什么给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说明，几十年来，这一说明都是无数刚开始修习经济学的学生们的指定补充阅读材料。海尔布隆纳写到，他选择“入世的哲学家”这个词，是源于经济学家探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称谓深入人心，很多年来，经济学家被普遍比作入世的哲学家。在这本书的激发下，很多人都渴望成为经济学家，并积极投身于研究工作。
虽然经济学家的大量研究令人赞赏，但也有人开始质疑，“入世”和“哲学家”这两个词是否充分代表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来面目，经济学界是否已经丢掉了早年存在的理想主义？为了将研究推向前沿而追求狭隘专业化的强烈冲动是否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观丧失？
始于2007年并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被大众传媒广泛视为经济学界的知识和判断丧失道德的佐证（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为什么经济学界作为一个整体没能在本世纪最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发出预警？许多来自经济学界之外的批评认为，经济学家所依赖的模型过于简单、过于专业化，以至于大部分经济学家看不到大图景（big picture），听不到问题正在酝酿的预警。
在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考虑未来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研究进程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先来考虑海尔布隆纳的两部关于“入世的哲学家”的著作。回顾一下，那些书中特写的人物以及对经济学早期发展有影响的那些人，包括亚当•斯密、马克思、亨利•乔治、凯恩斯、马尔萨斯、马歇尔和穆勒，他们都有着渊博的知识，并且都参与了影响居民生活的重要公共政策问题。他们比现在的经济学家有着更渊博的学科知识，更严格的道德准则。
1.例证
亚当•斯密是一位教授，不是经济学教授而是哲学教授。（①历史上很多年，经济学在剑桥大学都是作为一门道德科学来授课（Masudul Alam Choudhury，1994）；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方面的教授直到19世纪才出现。）他的《道德情操论》首次出版于1759年，该书是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综合体。它对经济活动背后的内在动力存有疑虑：人本质上是不是自私的，或者是否关心他人？在评估人类道德时，斯密发现了人的心理，并尝试准确描述人的内在驱动力。这本书为他撰写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奠定了基础，而《国富论》又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凯恩斯写了一本关于概率理论深层基础的哲学著作《论概率》（1921）。他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应该用概率来思考问题：“一些统计上的频率，无论范围宽窄，都是稳定的，但是稳定的频率并不常见，且不能轻易地做出这样的假设。”（②Keynes(1921)，第336页。）由此可见，在凯恩斯看来，概率就是相信度，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他并不认同严重依赖概率的经济学模型，并提出了一个观点：动物精神是驱动经济的力量之一。他的概率哲学以及他对机械运用概率模型的反对，就成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核心。（③参见Thomas Cate and L.E.Johnson（1998）。）
凯恩斯明确地将经济学描述成道德科学（Jan Peil和Irene Van Staveren，2009），凯恩斯对道德问题的兴趣成就了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该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内容是关于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他对《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沉重战争赔款表示担忧，不仅从纯经济角度分析了赔款，还讨论了赔款的心理影响、公众对赔款正义与否的认知以及谈判人的道德品行。凯恩斯的分析预见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的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这是经济学家预测历史最重要、最成功的著作之一，它展现了一种极为广泛、感性的探索方式。
2007年之前，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些人预警了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在这些预警背后似乎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探索方式。但是，在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识别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依然诉诸对概率模型不可靠的思考，而不是人类心理、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和制度变革。
专业细分确有其独特的优势：它为快速发展的科学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是沿着前人证明的方向发展，不过这些前人们的专业并不那么狭窄。但是，专业细分也有潜在的劣势：如果过分专业化，就容易导致偏离原始想法（original ideas）太远，超过了这些想法的适用范围。学术的专业化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压力容易导致专业学者常常感觉既没有时间考虑宽泛的问题（broad issue），也没有时间学习专业外的简单基础知识。他们的常识（general knowledge）极其有限，致使他们只好退居自己的专业领域从事研究工作，为专业领域的发展添砖加瓦，而忽略了更大的图景。
2.长期趋势——提高科学严谨度和专业程度
现代社会科学于19世纪晚期开始快速发展。《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在1892年这样评论经济学科：
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多个科学的集合。以前，人们认为任何一个普通智力的人都可以教政治经济学……但现在，它需要一组专家来展现经济学所有子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①“Political Economy,”The Sun (Baltimore)Feb 20，1892，第3版。）
目前，在经济学界，那些重社会和道德问题而轻正式分析的人与那些强调纯经济理论的人互不相让。1889年，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adjunct professor）时，曾对“旧学派”和“新学派”之间的冲突作了评论，前者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后者重视先验自然法和抽象推理。（①Loc.Cit）
塞利格曼提到，“新学派”的拥护者大多是年轻人，年长的经济学家往往更有哲学倾向。有趣的是，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或许某些与年龄有关的见解可以超越一个人所生活的时代。
长期致力于提升学科的科学性，并不总是导致狭窄的专业。到1916年，作为观察家，哈佛大学的哲学家拉尔夫•巴顿•佩里（Ralph Barton Perry）论述了对人性的更广泛认识如何渗透到经济学：
经济学理论不断地引入更多的心理因素……至少在理论上，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透过探究经济进程的已有形式和工具，进一步揭示构成经济进程之基础并使这一进程充满活力的人类动机。（②Perry(1916)，第447页。）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重点在于通过有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来表现人的经济行为，这可谓是从更宽泛的人文主义视角理解经济进程的一个成功，因为它将人及人的动机视为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并推动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福利经济学又使经济分析更好地和道德相联系。
然而，在批评者看来，20世纪晚期，经济学各领域的技术专业化变本加厉，一些创新，如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被一些人过度吹捧。
1961年，甚至理性预期概念的提出者约翰•穆思（John FMuth）也开始担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一概念会逐渐狭隘化。在穆思1984年写给迈克尔•洛弗尔（Michael CLovell，卫斯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一封信里提到：
有些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认真严肃地提出理性预期的替代理论。我最初的论文只是针对和高度理性的决策行为相并列的幼稚预期假设（nave epectations hypotheses），而且被广泛误读。
有两个方向似乎值得探讨：（1）解释为什么“平滑”（smoothing）规则会起作用，以及它的局限性；（2）将人们熟知的认知偏差与预期理论合并（Kahneman 和Tversky）。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很少有人在这些方面进行研究。（①该信写于1984年10月2日，由Michael C.Lovell提供。）
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入世的哲学家》第七版和出版于1999年的最近一版中，增加了最后一章题为“入世哲学的终结？”他担心的是：经济学逐渐成为堪比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科学”，致力于发现经济事件背后的规律。海尔布隆纳引用了马歇尔的话：“经济学不能与精确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因为它处理的是千变万化和微妙的人性力量。”（②Heilbroner(1999)，第317页。）他还指出，经济学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因为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政治。
3．经济学作为一门道德科学
近年来，“经济学作为一门道德科学”这种说法首次出现在196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就职演讲中。在博尔丁看来，科学通常无需考虑道德影响，因为它们的目标只是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然而，博尔丁认为，科学本质上依赖于共同可接受的价值体系，因此有内在的伦理成分。在提出这一论点时，博尔丁表示：
我们必须正视，一旦科学从纯粹的知识转向控制，也就是说，转向创造知识，它所创造的知识就变成了一个伦理选择问题，不仅依赖于包含科学亚文化（scientific subculture）的各社会的共同价值，也依赖于科学亚文化本身。就此而言，科学要前行，起码要有隐含伦理（implicit ethic），而隐含伦理就是与共同价值相称的亚文化。
在1968年的演讲中，博尔丁还提到了经济学家的一种极端倾向：痴迷于帕累托改进，将它作为政策分析的框架。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经济科学应当把帕累托标准作为从事研究的金科玉律，这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我们应该追求让每个人都变得更好的政策变革，摒弃不值得考虑的、会使任何一个人境况变糟的政策。然而，博尔丁认为，帕累托理论背后的基本假设，即人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经济体系中既无善意也无恶意，肯定是错误的。博尔丁断言：“人类的状况不可能如此简单。”（①Boulding，第4页。）
博尔丁在这里所说的是，为了将经济学作为一门道德科学来追求，就必须理解“人类的状况”。在他看来，这要求经济学家除了具备不断发展的数学和技术技能外，还应该有一些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果我们不单独依赖狭义的帕累托标准，我们就需要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情绪反应与动机。
4.推动经济学成为一门道德科学
在经济学家未能预见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学的专业化与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平衡。要怎么做才能鼓励经济学家继续这一趋势呢？是否有一些支持措施或激励措施能够鼓励年轻经济学家重拾入世哲学家的称谓呢？
那些能够影响经济学研究方向的人，包括那些评估研究计划、参与雇用和培养研究人员，或者主管学术期刊的人，在鼓励拓宽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一旦拓宽了视角，就可以汇集多种方法，对经济问题进行更综合的评估。
一个例子是创建于1987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首届编辑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卡尔•夏皮罗和蒂莫西•泰勒，在就职仪式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专家与专家最容易谈得来”，并且声称，经济学家需要一份新的杂志，一份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学术型经济学杂志。他们写道：“新杂志的名称反映了它的两个核心使命：为经济学提供宽阔的视角；展现经济学视角如何帮助理解社会及社会问题。”（①“Forward”，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3页、第3—5页。）
这份杂志上的文章没有预测到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但是在危机之前，它确实刊登了多篇相关文章。其中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弗雷姆等人（WScott Frame and Lawrence JWhite）的一篇文章，虽然两位作者并未预测到即将来临的危机，但他们对房利美和房地美出现的系统性问题表示担忧。2005年秋季号中，有一个“认知、大脑科学与经济学”的专题，其中有一篇费尔等人（Ernst Fehr and JeanRobert Tyran）撰写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未讨论当前形势，但提出了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投机性泡沫认知理论。该期还有一篇希默尔伯格等人（Charles Himmelberg、Christopher Mayer and Todd Sinai）撰写的文章，他们描述了房地产市场所谓的投机性泡沫，虽然只得出一个很弱的结论“很难明确断定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①Himmelberg et al，第89页。）2005年冬季号包含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专题研讨，准备从社会学角度讨论当时市场中的投机状况，虽然后来并未真正付诸行动。
这些学者显然看到了危机的迹象，但并未将所有这些迹象放在一起来提醒读者危机可能即将到来。这些作者是否真的根本预测不到危机？还是他们自身就是专业模型的创建者，对运用自身的最优判断来挑战我们的金融体系固若金汤这一流行观点犹豫不决？显然，这份杂志的创立并不能解决专业细分带来的所有问题。
但是，以《经济学展望杂志》为代表的鼓励专业经济学家从多个研究方向综合考虑，形成对当前迫切问题的判断，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只是需要推动更多的变化，例如其他跨学科论坛，改善对研究人员的激励方案，这不仅包括对他们的培养，也包括他们的职业生涯。在提高人类福利这一广泛的道德目标的指引下，加倍努力地鼓励研究人员运用交叉多角度思维，是真正的当务之急。（②感谢Marie-Laure Djelic的有益讨论。）（张彩琴译）
Robert J.Shiller，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有多部畅销著作问世，包括《非理性繁荣》、《动物精神》（和另一诺奖得主Geroge Akerlof合著）、《21世纪金融新秩序》、《终结次贷危机》等。2009年《比较》编辑室有幸接待希勒教授访华，为他安排了北京、上海、深圳的三地之行，希勒教授关于金融危机和动物精神的演讲激起了国内学者和金融业界的热烈回响。Virginia MShiller，Robert Shiller的夫人，拥有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专攻儿科和家庭护理领域，并著有《如何奖励我们的孩子》（Rewards for Kids! Ready-to-Use Charts & Activities for Positive Parenting）。原文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 Proceedings，2011，101:3，17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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