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汲取的重要经验分成四个部分，分别关于：经济学理论、提供经济政策建议、中国经济的特征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本文讨论前两个部分，下一篇文章将讨论余下的两个部分。
一、经济学理论适用于中国
关于经济学理论，我发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用于中国。
这个结论是基于我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而得到的。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城市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通货膨胀的解释，货币供应量的外生变化对总产出和价格的影响，上海和香港证交所的股票价格的确定，上证指数和纽约的股票指数的共同变动，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很多研究的结果已经刊登在《第一财经日报》我的专栏中，并且在我的新书《中国经济随笔》中结集。
我也发现，不管是哪种政府组织和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都可以起作用。在西方，很多人不明白这点，仅仅由于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和他们不同，就批评中国的市场经济。另外，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源的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间或中国的不同省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异。
我做经济政策咨询的经历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单纯用经济学知识做经济政策建议是不够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学术知识与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之间有一定距离。例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聘请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向亚洲的经济体提供建议。危机期间，由于外国投资者撤出了金融资本，这些国家遭受了流动性危机。正确的补救措施应该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却建议严格紧缩政府支出。这一政策严重地伤害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这些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这个经济问题的根源。
其次，在认清经济问题和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体改委的官员已经认识到提升市场效率需要放开价格，但是又有必要寻求一种方法，使得价格放开的同时，不会造成经济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当时，中国工人的住房由雇佣他们的工厂提供补贴，工人每月只需为此支付几元钱；国有企业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材料；汇率也被低估。后来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实施“价格双轨制”，保留低价格，但供应量有限，与此同时，房价、国有企业所需原材料价格以及由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形成的汇率则由市场上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决定。但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建议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休克疗法”，立即放开所有的价格管制。
二、政府政策咨询
在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方面，我还发现了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1.该项政策必须是可行的，过于理想的经济政策受到经济学家拥护，但不会被采纳；2.接受政策建议的官员应有能力去执行它；3.提建议的时机必须恰当；4.经济学家要保持心态的开放，愿意了解政策实施者的观点和面临的客观条件。实际上，最好是通过相互讨论来做出政策决策。
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由“五人小组”决定，这个“五人小组”由当时台湾当局的一些经济官员组成。每年夏天都会有一周时间，从周一到周五，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我作为五名经济顾问之一，和“五人小组”一起坐在圆桌前面对面地开会。五名官员会提出他们的问题，五名经济顾问则返回他们的办公室进行研究并交换各自的意见，然后草拟出一套政策建议。大约6周以后，经济顾问小组和“五人小组”再碰面并讨论通过草案。最后，这套政策建议公开发表在新闻媒体上，告知公众。
同样有效的交流，也发生在我担任国家体改委顾问的时候。1986年1月，在香港我第一次与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等见面。随后，1986年、1987年夏天在北京，1989年3月在香港又再次会面。这些会议通常会持续5个工作日。会议上的讨论坦诚开放，几乎涵盖了经济改革中的所有重要问题，甚至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我和同事们相互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1989年的会议之所以在香港举行，是因为我想邀请当时台湾当局的首席经济顾问蒋硕杰参加。那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控制通货膨胀，在1988年秋季，大陆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5%。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蒋硕杰曾建议台湾当局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以控制通胀，事实证明这项措施很有效。那次会议议定，将大陆的银行存款利率提高到11%以上，很快大陆的通货膨胀就得到了控制。因为人民把大部分的钱存到了银行，不用来购买物品以致提高物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