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讲道德？富兰克·H·奈特的经济学研究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学家如果不把自己的伦理道德态度告白于他人，那么，这种经济学家，或者不诚实，或者没有承担起本该承担的社会道义责任，二者必居其一。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美]富兰克·H·奈特著，王宇、王文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9.00元 早在1836年，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屡遭马克思痛批的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明确表明，经济学的任务是对经济事实做出解释，而表达对道德问题的态度则是不务正业。此后，这种立场渐成气候，它不仅在主流经济学中取得了话语权，而且掌握了话语霸权。这一霸权的表现是，不承认谈论道德的经济学为“科学”，或认为其不够专业水准；顾涉道德的经济学为“意识形态”，只有专业水准难入主流的旁支他派才热衷于此道。这种倾向似乎能讲出一番道理：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清“是什么”，伦理道德的用武之地是向人们展示“应该是什么”，“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具体说，这“二者之间有一条明确无误的逻辑鸿沟。”（[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0页） 真实情况却是，“科学”经济学确有不道德之嫌。例如，在用经济学理论指点企业污染导致河中鱼类死亡问题如何解决的迷津时，主流经济学家科思说：“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R·H·科思：《社会成本问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科思因“科思定理”而扬名于世，并促成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他只是用经济学术语包装了一种有悖伦理道德的现象：损人利己。因为个体（包括厂商和个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成本也在最大化，个体的经营性行为对河流污染越厉害，治理污染的社会成本越高。又如，另一位几乎同样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直接对经济行为中的道德问题发表看法：“现代经济学既没有也不能关注一个人是喜爱健康的食品还是毒品，无论支配它的行为的伦理或其他是如何邪恶，它的‘正确性’并不是经济学要判断的问题……交易学不问消费者是不是正确的、高尚的、严肃的、明智的、道德的、爱国的或常去教堂的；它不关心人们为什么行动，而只关心他们如何行动。”（[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这种看法确实符合科学经济学中自我满足效用最大化原则，但其中隐含的现实问题，将会把这种经济学家逼到不知作何回答的绝境。如果他的女儿吸毒成瘾，作为经济学家的父亲不得不劝诫，而女儿回敬父亲的理由竟是吸毒行为符合老爸主张的自我满足效用最大化原则。此时，作为经济学家的父亲作何感想？ 上述二例表明，“科学”经济学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讲道德，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道德。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中还有虽处于弱势但始终顽强地存在的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固守经济学的学科本性，谨记自己起始于伦理学科，认定经济学与伦理道德密不可分，经济学在探究稀缺前提下有效配置资源智慧的同时，道德表白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倾向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富兰克·H·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他态度鲜明：“我坚持认为，经济学一定要有社会政策意义——除非经济学家完全依靠娱乐或教人们如何相互利用来维持生计”。（第13页）显然，他看到了且不满于科学经济学拒绝道德承担的事实，所以，其看法非常有针对性，“这里给经济学家的一个最中肯的忠告：他们关于智慧作用的观点中要有一些能够站得住脚的东西，不要忘记他们的观点与社会大众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因为，“要智慧不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答案，在目前情况下，会使智慧失去意义”。（第16页）奈特的立场确实不见容于操有话语霸权的科学经济学，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他对自己立场的说明没有道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许会指责大众思维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看法不理性，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更重要的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在经济利益面前维护社会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不是智慧，而是习俗、情感和价值观。我们承认，在社会关系中，智慧能够使个人更为有效地参与博弈。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完全不同于证明数学定理和发明机器的智慧。智慧可能使博弈者更有效地作弊，或把博弈转变为争斗……不受道德力量制约的智慧必定摧毁社会。”（第17页） 力倡经济学应包括道德承当是否会影响经济学学科水平的发挥？富兰克·H·奈特是否由于经济学专业水平太低才改谈道德以期惑瞒他人？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奈特是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新制度学派的精神祖先之一；作为教师，他培养出了像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尤为重要的是，顺着他开创的研究方向继续延伸，计有9位经济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奈特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立意峻高，构筑起来的经济学体系内在理论逻辑空间广阔，极具生发性和扩展性。他把哲学层面的框架分析、经济运行过程的精当揭示、伦理内涵的恰切表白和如何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操作技巧等内容，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他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后人难以逾越。或许，继续深化或拓展这一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学者还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对经济学而言，不确定性问题太重要、太具有挑战性了。 经济学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讲道德？富兰克·H·奈特的经济学研究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学家如果不把自己的伦理道德态度告白于他人，那么，这种经济学家，或者不诚实，或者没有承担起本该承担的社会道义责任，二者必居其一。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对拒绝谈论道德的科学经济学家具有启发意义。那就是表明道德立场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他应该注意的只是：不要利用自己学者、教授的特权身份把自己的道德立场以科学的名义强加于人，而是把伦理道德的评价权和选择权交给读者，把读者作为平等的对话者看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