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化分析导论》
作者：张旭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3月第1版
字数：1010千字
这是一部内容充实、逻辑严谨、分析细致、论证充分、有创新、有发展、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
近几年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停滞和沉闷的局面，《制度演化分析导论》的出版打破了这种局面，把制度分析理论引向深入，也许会开创出一种新的研究格局。
《制度演化分析导论》考察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基本性质的制度演化，也不是某些局部的、细小的制度变迁，而是以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发展变迁为背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定（有所限定和扩展）和基本分析方法，探讨了包括决定和制约行为主体、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各种约束在内的一般制度演化，其框架结构是相当宏大的。
——张曙光
目录
绪言
一、分析制度演化至关重要
二、制度演化分析的历史回顾
上篇 制度演化的基本理论
第一章 制度演化分析的方法
第一节 制度的“截面”分析与演化分析
第二节 制度演化分析的实证与规范
第三节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制度主义
第四节 主因素决定论与多因素互动论
第五节 行为动机
第六节 广义经济人假设
第七节 交易能力差异性假设及其他假设
第二章 制度：定义、分类、特征
第一节 制度的定义
第二节 制度的分类
第三节 制度的特征
第三章 制度的收益与成本
第一节 改制成本、创立成本与创立收益
第二节 实施收益与实施成本
第三节 维持成本与持有成本
第四节 收益和成本的度量
第四章 制度的需求、供给与制度的均衡
第一节 制度的需求
第二节 制度的供给
第三节 制度的均衡与稳定
第五章 单项制度演化的方式
第一节 单项制度演化的三种方式：个体式、协议式、强制式
第二节 个体式制度演化
第三节 协议式制度演化
第四节 强制式制度演化
第五节 单项制度演化的渐进与突变
第六章 制度系统的演化
第一节 制度系统的演化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
第二节 短期中决定制度系统演化的随机矩阵及其变化的因素
第三节 长期中引起制度系统外源演化的因素
第七章 政府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
第一节 政府在制度演化中应有的作用
第二节 政府在制度演化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分析与评价
第三节 制度演化的自发性与预设性
下篇 基本理论的运用：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第八章 一个理想化的集权模式：乌托邦？
第一节 理想化的集权模式应有的特征
第二节 理想化的集权模式可能成为现实的模式吗？
第九章 高容量低质量计划的经济后果
第一节 计划的容量与质量及成本与收益
第二节 高容量低质量计划的不良经济后果（Ⅰ）：劳动者工作激励的丧失
第三节 高容量低质量计划的不良经济后果（Ⅱ）：不均衡引起的低效率
第四节 高容量低质量计划的不良经济后果（Ⅲ）：充分就业、非充分效率的国民收入水平
第五节 战时共产主义模式演化方向
第十章 斯大林模式中的消费品市场
第一节 消费品市场的制度特征
第二节 消费者行为
第三节 计划中心的行为
第四节 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关系
第五节 市场供求的数量调节
第十一章 斯大林模式中的个人收入差别分配制度
第一节 差别分配制的初始形态
第二节 差别分配制的初始形态与劳动者行为及其效率
第三节 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失败的尝试
第四节 差别分配制的完善：奖金制
第五节 福利制度的影响：效率与公平
第十二章 斯大林模式的生产系统：双层控制与两种公有制
第一节 双层控制与两种公有制
第二节 双层控制体制中的指标控制与计划价格
第三节 双层控制体制中生产单位的三种行为倾向
第四节 生产单位的创新行为
第十三章 双层控制的经济绩效：短缺与经济波动
第一节 双层控制下的短缺
第二节 双层控制下的宏观经济（Ⅰ）：短期总供给
第三节 双层控制下的宏观经济（Ⅱ）：长期增长
第十四章 官僚主义倾向及其后果
第一节 官僚主义的原因
第二节 官僚主义的后果
第十五章 斯大林模式的制度趋向
第一节 模式绩效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
第二节 对斯大林模式绩效的评价
第三节 决策分层化：陷入循环的制度演化
第十六章 分权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对分权模式的理论探讨：兰格、布鲁斯、锡克
第二节 南斯拉夫模式的形成
第三节 分权模式形成的渐进过程
第四节 民主社会主义——一个可能的方向吗？
第十七章 兰格—布鲁斯—锡克模式：成就、问题与趋势
第一节 兰格—布鲁斯—锡克模式的成就与缺陷
第二节 私有制：产权制度自然演化所趋向的均衡状态
第三节 通向私有化的不同道路
后记
制度分析理论的深入和创新
——《制度演化分析导论》序
张曙光
1．引言
张旭昆教授的《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以下简称《演化》，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是一部长达750页的大部头，其真实分量也许比它的外观更为厚重。这样的鸿篇巨制，通读一遍尚且不易，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特别是在这个浮躁和不思的年代；做出像样的评论就更难，这需要全面地把握、深切地理解和认真地思考；而其研究写作的困难外人更无从得知，不知作者尽思竭虑，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仅从其即将完稿请我写序算起，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尽管其中还有不少曲折，然而，它终究正式出版，摆在了读者面前。为此，我既要向作者祝贺，也要向读者道喜。这是一部内容充实、逻辑严谨、分析细致、论证充分、有创新、有发展、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中国，再加上市场化改革的环境，国内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个学习和研究制度经济学的热潮，翻译出版了科斯（1994）、诺思（1993）、奥尔森（1995）、布坎南（1988）、青木昌彦（2001）等一批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国内也出现了一些论文、著作和教科书，诸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刘世锦的《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樊纲、张曙光等的《公有制度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林毅夫等的《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李建德的《制度演进大纲》等，笔者还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系列，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也开始举办。但是，近几年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停滞和沉闷的局面，虽然文章和著作不少，除个别外最近读到杨其静著《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是一部有较大理论价值的学术著作。，缺乏真正的创新和突破，倒有不少商业化和快餐式的产品，给这种气氛增添了一些异样的光彩。《演化》的出版打破了这种沉闷和停滞的局面，把制度分析理论引向深入，也许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笔者一般不愿意漫无边际地发一些随感式的议论，总想做一点认真的评论和进一步的讨论。虽然这样做也许是自讨苦吃，但却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鉴于《演化》巨大厚重的特征，很多人可能会望而生畏，笔者想在本文中做一点提纲挈领式的评述和分析。
2．框架设计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三四百年以来，虽然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竞争，再发展到今天的跨国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有的国家甚至发生过国内战争和尖锐的冲突，但市场经济以及与之耦合的民主制度基本未变。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到百年，曾经在十多个国家和将近世界一半的人口中实行，然而都先后发生了基本制度的根本变迁，尽管变迁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不同，但共同的趋向都是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仅如此，这种变迁并不是外部强力所为，而是内在矛盾激化所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演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不少学者对资本主义如何在中世纪的欧洲兴起，并取得胜利，提供了一系列互补甚至是竞争性的解释（诺思，1973，1981；张宇燕，2004），而且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实践，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不同学派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秦海著《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制度分析综合的理论尝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对此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综述。。然而对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上述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尽管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可以说是诸家蜂起，著述汗牛充栋，但入情入理、经得起检验的解释甚少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1986）可以说是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经典之作，但主要是一种截面分析，而不是一种演化分析；后来出版的《通向自由之路》，虽是演化分析，但相对简略，学术性也不强。。或者是由于时间太近太短，过程还在继续，或者是由于知识和经验积累不够，或者是由于笔者的阅读面不够宽，遗漏了有价值的著述，不过，《演化》的解释至少可以成为一家之言。
《演化》考察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基本性质的制度演化，也不是某些局部的、细小的制度变迁，而是以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发展变迁为背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定（有所限定和扩展）和基本分析方法，包括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均衡分析以及博弈和演化博弈分析，考察了包括决定和制约行为主体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各种约束在内的一般制度的演化。《演化》一方面构造了一个制度演化分析的一般性理论，说明了经济制度的系统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揭示了制度演化的动因、方式、路径和趋势，另一方面，将其运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实践的解析，予以实证和检验。其框架结构也是相当宏大的。
《演化》的框架结构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制度演化的基本理论”，下篇是“基本理论的运用：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两篇的篇幅基本相同。上篇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制度分析基本概念的梳理和界定。这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四章，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这不仅是全部理论和后面分析的基础，而且是由于原有制度分析的理论概念就有很多粗疏、混淆和偏颇的地方，引入中国以后，由于国内学者的基础、训练和学养不足，再加上一些人追时髦，赶浪潮，望文生义，似是而非，把一些基本概念搞得很乱，有的甚至搅成了一锅粥，如果不加以严格界定，就会发生歧义，根本无法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比如，很多人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都搞不清楚，往往把实证分析简单地等同于对实际材料的分析，而对一般的理论实证往往要作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至于“交易费用”或者“交易成本”的概念更是五花八门，到处乱用，其外延范围和内涵结构很少有人讲得清楚。这种梳理和界定，尽管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正确把握和理解《演化》的理论和分析是必要的，对于作者在《演化》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是有效的。当然，这种梳理和界定并不限于这几章，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和努力。不过，应当指出，这一部分的确有点过于细碎庞大，居然用去了180多页，占整个上篇的一半。也就是说，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我们居然仍在边缘上徘徊，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主题，这无异把那些没有耐心的读者拒之于门外。如果不从这里读起，一些混乱又难以避免。即使上篇单独成书，恐怕这种头重脚轻的安排和设计也是值得再三考虑的。
这一部分的另一个内容是制度演化理论，包括第五、六、七章。这是上篇的核心部分。《演化》分别讨论了单项制度的演化和制度系统的演化，单项制度演化的方式和速度，制度系统演化的决定因素及其短期演化和长期演化，揭示了制度系统的演化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讨论了政府在制度演化中的应有作用和实际作用，说明了制度系统的演化是一个自发演进和主体建构结合和互动的复杂过程。
下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八、九两章，这一部分关于军事共产主义的讨论既为下篇的全部分析确立了一个理论的参照，其意义相当于一般均衡分析在市场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演化提供了一个基础和起点。第二部分包括第十至十五章等六章，分别从消费品市场、收入分配制度和生产控制方式等方面讨论了斯大林模式的运行机理及其演化的原因和方向。第三部分的最后两章，考察了分权模式的形成、从分层模式向分权模式的发展以及分权模式的演化。三部分的分量分别是73、196和81页。虽然第一部分的分量不宜过大，现在的安排也比较恰当，但第三部分的分量过小，有些可以和需要讨论的问题尚未涉及，而第二部分的分量过大，形成一个大肚子。况且其中有不少重复之处和常识性论述，特别是一些问题前人已有分析，虽然《演化》指出了前人的某些不足和失误，但其中心在于说明斯大林模式中的各项制度或者是低效率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必然会发生演化，其演化的方向是分权化和实行自由价格制度，其演化的真正起点是扩大生产单位的自主权（第666页）。因此，在笔者看来，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大大简化，而第三部分的分析可以适当扩充。
通过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演化》的框架结构是相当清晰的，其逻辑层次也是很顺畅的。但在安排上却有点头重、脚轻、肚子大的毛病，给人以不成比例的感觉。
…………
6．一点附言
值得特别指出和肯定的是，作者阅读了大量文献，而且在行文中，不论正误，不论大小，也不论古今中外，凡讨论到的问题和观点，前人有论述的，《演化》都尽可能注明来源和出处。这是一个严肃学者的操守和品行，也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这也有别于目前学界很多人的行为。但愿中国学界能够以此为榜样，改变以前的不规范行为。这是中国学界走向成熟、学术水平得以提升的重要契机。对此无论怎样宣扬都不过分。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出现遗漏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苛求于人。特别是现在信息爆炸，文献浩瀚，求全责备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然而主要文献不应遗漏。美中不足的是，《演化》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的引介是有明显缺憾的，只提到了短缺的需求决定论，而忽略了很多重要问题。这绝非因笔者是《大纲》的作者之一，而是因为《演化》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大纲》也有涉及，而且二者的逻辑和结论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只是对象结构和内容侧重的不同而已。例如，《大纲》在总供给分析中，曾经讨论了劳动努力程度、创新激励和资本配置效率等问题，这是《演化》关于斯大林模式及其演化中集中讨论的问题。特别是第十三章第二、三节关于双层体制下宏观经济的讨论，以及有关收入幻觉和体制变换周期的观点，应当注明和提到《大纲》的有关分析。相对于对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引证，这种忽视就更加明显了。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短缺的需求决定论给了作者先入为主的感觉；二是没有认真阅读《大纲》。
张旭昆教授是笔者多年深交的好友，我去浙江大学讲学和去杭州开会，或者他来京办事，往往都要一起吃酒，促膝交谈。确是酒逢知己，话也投机。在请我写序时，他明确表示，任我品评，不要碍于情面。笔者的信念是，表扬和肯定绝非恭维和客套，批评和讨论则出自责任和友谊。以上所论，当作学习《演化》的读书笔记，是以为序。
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2006年12月6日
（由于序言全文较长，此处只节选一部分，全文见文后附件）
《制度演化分析导论》后记
张旭昆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厚重的专著，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历程的结果。
1982年2月，本人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留在母校——杭州大学经济系任教。那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揭开序幕，一个全新的时代逐步展现在面前。作为从小经受正面教育，又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其间曾在部队阅读《资本论》）的年轻人，目睹新时代的一系列新现象，深深感到书本上学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距，渴望找到能够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理论。
在校读书期间，经过经济系各位老师（谢瑞淡、王荣、丁之江、吴梦蛟等）的教导，笔者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种掌握为书中比较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化思想奠定了部分的基础。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本人在学校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曹增节、陈晓燕、董建萍、冯钢、何包钢、姜乐英、胡征宇、路虹、宋卫平、寿柏年、王旭烽、徐俊、徐敏、严建强、杨兆和、叶航、张建民、周明等）一起讨论中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并编写过几期学生刊物《思考》，这些讨论激发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浓厚兴趣。那时思考的成果体现在本书的第十四章中。
毕业后的最初半年，有幸聆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吴易风先生来杭州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吴教授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的讲解，使我从此走上了从另一种角度看待现实社会的思想道路。更为幸运的是从1982年秋季开始一直到1983年暑假，我又来到复旦大学经济系进修，师从宋承先教授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宋教授深邃的思索，独立的思路，启发学生深入考虑问题的授课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开始渐渐学会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吴先生和宋先生是我西方经济学的两位启蒙导师。现在吴先生依然健在，宋先生已驾鹤仙去。学生如果稍有成就，得饮水思源，感谢两位启蒙导师，当然一切不足皆因学生不才。
在复旦大学进修期间，与宋先生和其他一些教授的硕士生交流甚多，其中有史晋川、史正富、符钢战、金重任、蔡江南、陆德明、罗首初等人。那时的研究生，正可谓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与他们课后饭余的讨论甚至争执真正是一种精神大餐，一些对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斯大林模式的看法开始初步形成。这些看法又经历多年的推敲，就成为本书第二编的部分内容。在此也要向他们致谢。
1983年秋季开始，跟随杭州大学经济系的蒋自强教授学习并讲授经济思想史。遵循蒋教授的指导，我尽可能多地阅读了西方经济学的名著。先哲们博大精深的思想，无疑熏染了我，为考虑现实问题准备了丰厚的铺垫。在研治经济思想通史的过程中，蒋教授持之以恒、淡泊名利的治学态度深深感染了我。回想起来，蒋先生的影响和教诲，功莫大焉。没有蒋先生数十年坚持不懈研究一个方向的榜样，学生恐怕也难以持续十年钻研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那种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中。
这里还要专门感谢当时杭州大学的沈善洪老校长，他是一位真正懂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点的教育家，在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时，不急功近利、不拔苗助长，不逼迫学者去堆砌领导的政绩，而是尽力为中青年学者创造宽松的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勉励年轻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本人有幸在这样一位富有人文精神的校长的领导下度过了十年可以潜心钻研而不必年年焦虑所谓“业绩”的学术生活。顺便说一下，以自己当时每年的那点“业绩”，按照现在一些高校的考核方式，本人将下岗久矣，且不止一次。
1983年进修结束以后，自己一方面跟随蒋先生研究并撰写经济思想通史，同时不断考虑社会主义经济的诸问题。记得在刚毕业不久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数次与大学同学（记得有付吉青、蒋泰维、林大跃、柳萍、杨晓光、赵杭生、赵涛、赵虹、朱红炜等）聚会讨论，希望用刚刚接触的西方经济学来回答现实经济问题，甚至还设想过与同学们一起自主编写一本从西方经济学观点出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人甚至拟出了一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颇为幼稚的大纲。现在回想当年，确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但是后来很快就改变了撰写思路。那些讨论中形成的思想，在这本书的第二编中留下了痕迹。在此也要向他们致谢。
1984年，在当时的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的刘佑成先生的组织下，本人参加了在浙江德清莫干山举行的全国第一届中青年学者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会上见到了周其仁、张维迎、王岐山、华生、何加成、陈一咨、田源、高粱等人。他们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精彩的发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改革双轨制的思路，给我留下深刻影响，书中不少观点便萌芽于此。在此也要向他们致谢。
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改革开放大潮汹涌，一群身处政界、高校、学界的学者，记得有方民生、傅建中、韩军、胡仲明、蒋泰维、刘亭、刘佑成、史晋川、吴敏一、颜春友、杨晓光、尹俊华、郑志耿、周伟林、朱家良、卓勇良等人，在刘佑成先生的组织下，经常聚会讨论浙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大事。80年代中期，围绕刘佑成先生提出的浙江省外向型发展战略，围绕改革、开放、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刘先生观点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当时未能立即被采纳）。那些讨论往往没有最终一致的结论，但它激活了我的思路，促使我深入考虑发展模式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思考的结果也成为本书的部分内容。这些讨论迫使自己不断地直面现实，虽然大脑时常游历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层面，然而双眼却一次次地关注周边的现实生活。本书的写作准则就是可以有抽象的理论模型，但是力求以现实生活作为背景。
经过十年艰辛，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济思想通史》一书中由我负责撰写的部分基本结束，作为研读经典名著的心得、力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思想市场》一书也完稿待版。于是自己便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现实经济问题。80年代时，常常考虑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来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90年代开始，本人发现，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个稳定均衡的体制，无法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制度框架下专门分析经济的运行机制。于是一个问题渐渐浮现在脑海之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何演化变迁？由此出发，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了我：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90年代初，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国内传播，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开始考虑中国的制度演化问题，如茅于轼、张曙光、盛洪、张宇燕、樊纲、汪丁丁、杨晓维、刘世锦、江小娟、唐寿宁、李建德、黄少安等。本人于90年代初上海三联书店召开的讨论制度经济学的淀山湖会议上，非常愉快地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见了面，并与他们切磋了我提交的、也是现在这本书的最初的提纲，大有收获。在以后的历届制度经济学年会中，本人也都受益匪浅，一次次地促使我思考新的问题和反思自己的观点，同时进一步结识了李建德、黄少安等国内研究制度经济学的高手大家。在拜读他们大作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成分。
同时，在杭州自己也有一批经常可以讨论问题的挚友：柏舟、曹增节、程晓丰、冯钢、罗卫东、田维坚、吴报建、杨兆和、叶航、张建民、周明、周顺卿等。这批挚友大体经历相近，旨趣相同，身居草野，心忧天下。每年总有几次聚会讨论国事家事天下大事。这些讨论无疑促使自己考虑中国的制度演化问题。
本人所在的经济学院名字。有幸几任领导都开明通达，知人善任。早期有我的老师李庚锦书记，近年来有姚先国、史晋川、金祥荣、张小蒂、金雪军、陈凌、陈高杨等。他们有几位同时也是对制度问题颇有兴趣颇有研究的学友。领导的开明使我这个书呆子气颇重、喜欢特立独行之人得以安宁，免受了许多烦扰，尤其是近几年。学友之间的切磋讨论丰富了自己的思想，提炼了自己的观点。该书能够写成，与他们多年来对我不少言行的宽容大度，不予苛责有关。
整个90年代，自己的主要思考聚焦在制度演化问题上，力图为制度演化建立一个一般性普适性的分析框架，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书的上篇；同时运用该基本框架去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书的下篇；预测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改革趋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趋向研究的部分，目前尚不宜发表，有待进一步推敲。
90年代初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机制能否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长期并存，思考的结果曾经以论文形式于1991年前后寄给一家重要的杂志社，结果被告知不合时宜。不知是哪位好心的编辑后来把论文转移到境外，结果于90年代末于境外一份杂志面世。现在这个观点（主要体现在书的第十七章中）已经快变为常识了。在此要感谢这位迄今仍未知名的编辑。
1995年自己与丛湖平、郭伟强、朱萍四人，作为高访学者去了德国基尔大学，短短九个月中，收集了一批国外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同时，与他们几位也时常讨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同学科背景的思想交流对自己大有帮助。
1999年至2003年初，自己曾经在宁波大学商学院兼职工作，由于有马山水、钟昌标、唐绍祥、贾让诚等人的大力襄助，有学校领导严陆光、聂秋华、张钧澄、曹屯裕、何心展、叶飞帆、刘剑虹等人宽厚灵活的处事原则，才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至于被繁琐的行政事务所中断。在与他们共同工作和共同研讨问题的过程中，自己从行政角度考虑了许多与制度演化有关的问题，受益匪浅。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一些初步研究成果的发表，本人获得了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重点课题资助，原定两年完成的研究不料又拖延了许久，这里只好恳请规划办的领导曾骅和其他工作人员谅解，并表达晚到的谢意。在本书出版之际，又获得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袁亚春编审、田华副编审。亚春与我数次合作，曾共同撰书，这次也是他竭力促成出版此书。田华女士敬业，高效，认真，诚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本书得以面世，作为作者，深表谢意。
如此叙述本书的成书过程，主要是为了向各位对于本人有过帮助、启发、提示、资助的人和机构表示感谢。一本书的诞生其实是一个社会过程，许多人不知不觉参与了其中，作者则是把许多人的看法集中整理、概括深化、拓展创新。这正是知识产权，尤其是基本理论方面的知识产权难以厘定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补偿，本人有义务向所有（凡是我能够记得的）对于本书的诞生有过贡献的诸位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其中难免有遗漏之人，今后一旦想起，若有再版机会，定当补表谢意。当然，书中的一切不足，皆由本人负责。
写书也许就像母亲怀孕，过程中既有惶惑、痛苦，也有憧憬、欢乐。当孩子终于痛苦地诞生时，内心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十多年的研究过程，让我深深感受到，思考是痛苦的，当思考毫无结果时；思考又是快乐的，当思考取得突破时。求知欲的满足与人生其他欲望的满足一样，都是令人快乐的。
必须承认，本书还仅仅是一本导论性质的书，作为一个时间并不久远的研究方向，许多观点自己也并不十分满意；同时作为一个近年来颇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许多应当阅读的文献也还未及拜读。一次次想改得更使自己满意，但是看来并不容易，估计短期之内也很难有新的进展，只好以现在这种自己也感到并不完美的状态先呈现给读者，好在有张曙光先生所作之序，对书的不足有非常中肯的坦言，可以防止对读者的误导；同时也恳求各位读者不吝斧正，待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仔细修改。
特别感谢张曙光老师，通过多次接触，与我亦师亦友。本书的出版，亦劳他大驾，为书作序。序中对书的要点和成就作了公允的评价；同时，先生富有关中汉子的耿直秉性，并不讳言瑕疵。如此反而使我更敬其为人。良师谏友，平生能得一二，足矣。
张旭昆于杭州嘉绿苑2007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