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业的意义上，农民作为一种特定阶级，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农民在政治上是否就必然与专制体制相适应呢？换而言之，如果获得自由选择的机会，农民会倾向于民主的价值和政治体制，还是会倾向于专制的政治体制呢？其实这不可以一概而论。
斯密曾分析社会分工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狩猎采集阶段、畜牧业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最初没有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也缺少权力的集中；随着畜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到来，产生了复杂的分工和财产的集中，也产生了强大的、具有压迫性的政府，因为不仅需要政府协调好不同的生产者，也需要政府保护富人的财产。到了商业社会，虽然有了高度的分工，但其结果是市场兴起、国家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且私人财产的分配趋向平均化，由土地所有者转移到企业家手里，从少数人转移到多数人手里。因而，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政府的强制（coersion）也在下降。 斯密还试图探索农民与市民的区别，他认为，“都市住民群集一地，能够容易地结合在一起。”而“农村的住民，散居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能容易地结合起来。他们不但从来没有组合，并且一向就缺乏组合的精神”。 斯密对于农民缺乏组织性的判断，与马克思关于农民是“一袋土豆”（a sack of potatoes）比喻不谋而合——“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要由别人来代表”
马克思认为，农民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其政治态度是与其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田园生活和农村社会的宗法性质使农民倾向于过安稳的生活而不参与政治的变革。“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 对于农民的这种政治性质，马克思曾经用波拿巴王朝的政治性质来加以说明，“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论断曾反复被贴在中国农民身上。直到今天，也还有对农民采用这样的描述。值得反思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农民，与当代的中国农民是一拨农民吗？显然不是。市场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必然有一些崭新的社会政治品格。这也是由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摩尔对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和倾向的讨论中指出，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带来不同的阶级矛盾，而这又会影响到不同的政治变迁的路径。英美确定的民主道路、德日选择的法西斯道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俄出现的革命道路（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所以出现这些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关键在于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的差异。摩尔分析了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农民、工人等不同群体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倾向，认为农民是一个没落的阶级，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像一枚棋子，既可以被民主势力利用，也可以被专制势力利用。但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的政治取向会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中国不仅农业的商业化程度比较低，而且，农民与地方精英（贵族、士绅）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也不如英国和日本。中国的士绅不直接管理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寄生虫。这种“断裂”使得中国的农民特别容易揭竿而起。即使在国家被迫开放门户与西方通商以后，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商业化程度很低，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阶级。这种小农的生产方式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最终破产使中国农民走向极端，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爆发了。 摩尔在这里解释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且不说这些解释是否令人信服。即便这是论述解释中国农民的过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农民本身也是在改变的，起码这些解释不能说明中国农民的现在和将来。
亨廷顿比较了农民的政治际遇和城市产业工人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农民之所以选择革命的方式，是因为“农民与产业工人不同，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现存的所有权和控制体制发动进攻。……乡村农民经济改善所花的代价远远超过城市工人经济改善所需的代价。因此，农村里较活跃而有才智的人移居城市就不足为奇了。与农村中僵硬的阶级结构比较起来，城市存在着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有利机会，这是驱使他们进城的因素。由此形成的迅速城市化导致城区社会混乱，政治不稳。然而，这种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毛病算不了什么，如果这些人待在农村，后果才是严重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革命的一种替代。因此，与一般看法相反，一个国家遭遇革命的可能性也许同城市化程度背道而驰。” 亨廷顿的这些论述以七十年代的观察为基础，已经关注到农民与城市化，使我们联想到当代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工。给以我们重要启发。但是，中国当代的农民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米格代尔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更倾向于沿袭旧有的传统而不是选择拥抱新的开放社会。因为在农民的眼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的开放世界,一个是相对封闭的农村内部社会。对于农民来说，外部的开放世界充满着极大的风险、非常不安全。在那里存在着贪官的腐败与掠夺,存在着奸商的狡诈与盘剥,每当农民与外部的开放世界发生联系,这种种事情就会反复发生。种种经验告诉农民,只有躲开外部社会才能获得安全,农民便一步步边缘化,以躲避不能预测的不知哪天便会突如其来的种种危险。因为外部社会奉行一种对农民不公平的制度,而旧制度对农民则提供了更多的保护。因此,农民的“保守”,农民的边缘化不过是农民自我保护心态的一种外部表现。 米格代尔对第三世界农民的洞察给予我们启示，但是，这种判断能否套用到中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则必须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走出家乡，不正是在拥抱充满风险的新生活吗？农民恐惧了吗？从这一点看，中国农民是最富有冒险精神的，比城市工人、比国家干部更勇于承担风险，凭什么说他们保守？他们确有保守性，但是，应该有更新角度，更具体的考察分析。
当代中国农民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化变迁、一个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的国家的农民，其是否保守、支持哪种政治体制，是无法从传统的角度加以认识和判断的。经典作家的种种分析判断，不论倾向于论证传统农民保守和“一盘散沙”，还是倾向于论证农民在走向现代过程中不断裂变，一定程度上看来是有道理的。前人的研究和理论贡献需要充分尊重。但是，这些理论范式不能套用到当代中国农民的研究中。有些理论阐述往往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其中的虚妄荒诞常常被证明。许多判断和预测，看上去有条有理，但是也常常让人们一头雾水。所以，不可轻易信以为真，更是难以为凭。研究今天的中国农民，最重要的是，面向农民自身，面向现实生活。当代中国农民的图景更为复杂。“现代化”过程意味着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彻底转变，现代国家政权的力量能够渗入到社会的细枝末节并掌握大量的资源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而，农民如果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表达自身的诉求，必须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整合进这样一种现代的社会政治游戏规则之中。不可否认，宗族和血缘组织在不同地区仍然对农民现实生活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亲戚朋友还是农民走向城市的重要渠道和依赖力量。因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倡导公共生活和公民精神，这样的努力则是推动农民整合的客观进程。
改革以来以来农村的发展变化显示，中国农民非但只关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实践中，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最终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也许会有警世骇俗的表现。现实中的中国农民，虽然我们无法真切地判断他们的政治能力，但是，不容置疑，他们肯定具有更多的政治理性。他们不再是那些“土豆”和马铃薯。大量的农民上访和冲突事件显示，农民会倾向于民主的价值和政治体制。本人认为，中国这些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意义上的“农民”，则“天然地”产生出民主制度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政治上尊重农民，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