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从东亚发展经验看中国的经济变革
主讲人 卢荻博士
时间 1999年3月26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从东亚发展经验看中国的经济变革
1999年3月19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卢荻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有关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报告。现摘录如下。
今日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体制与东亚有很多相似之处。自1997年东亚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东亚的经济发展便倍受关注。本次东亚经济危机的特点是：规模大，对实际经济部门带来的破坏严重，可以称之为“经济灾难”。人们在讨论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时，往往会提到东亚的体制，认为其体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固定性。比如，系列化的企业集团；政府与企业关系过密；主办银行制度；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等等。进而认为东亚体制一无是处，是对市场规律的严重背离。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在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更常用的一个词汇是：东亚奇迹。在过去30年，东亚是全世界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人均收入持续上升的地区。自198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发展逝去的时代”，如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东欧全面的经济危机等。而东亚和中国却是例外，东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东亚体制是一个低效率的体制，该体制必然导致“经济灾难”。而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东亚体制在一定的环境下可以发挥其优势，而在另外的环境中就会出现问题。
从理论上讲，在经济体制中存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固定性企业，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另一种是灵活性企业，如自由竞争的原子经济。东亚的体制介于两者之间，体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网络式：一方面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另一方面企业之间又长期合作，如那些组装企业与零部件供应企业。广而言之，企业同银行之间的关系，企业同贸易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同各级雇员的关系都是介于完全固定的体制与完全灵活的体制之间。如果需求环境是稳定和可预见的，那么固定性的体制就表现出优势，它可以通过严格的内部分工计划获得规模效益；如果市场环境是激烈变化的，那么大企业应付这种变化的成本很大，而小型的，原子型的企业就表现出特定的优势。因而东亚这种网络企业体制的特点是：
1、如果市场环境是变动的，并且是稳步增长而非激烈变动，那么东亚体制就会表现出特别的优势，即“学习的效用”。这不仅是一个边干边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鉴于东亚体制有一定的固定性，当环境稳步变动时，组装企业与零部件企业都会互相学习，而因为员工同企业有长期关系，员工也有动力去主动学习。因此东亚体制本身就显示了其优点。
2、如果市场环境有较大变动，那么东亚体制的固定性就会使企业的调节成本变大，单位成本上升，企业效率下降。
3、如果环境的变化表现为系统的震荡，货币贬值，利率大幅度攀升，需求迅速萎缩，那么因为东亚体制将所有的利害相关因素都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系统的震荡到来时，就会引起社会普遍的心理恐慌，需求进一步萎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高增长的年代，东亚的体制表现很好，形成东亚奇迹；而在现在世界性的通货紧缩时，就会面临严重的危机。
然而世界经济环境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这种巨大变化与世界金融活动有极大关系：金融活动脱离生产积累而极度的膨胀。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80年代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东欧的外在危机，以及现在东亚的金融危机，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因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扩张而出现的现象。而为何只有东亚的危机会如此的严重？这就是因为东亚的体制需要一个稳定增张的需求环境才能表现出其优势，而在一个需求萎缩的环境中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
再来看中国。中国的体制同东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表现出很强的固定性。不仅是国营企业，而且集体企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固定性。诚然，企业的固定性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一定程度的低效率，但这并不表明国营企业的效率就一定低于非国营企业。因为固定的体制有生产方面的高效率，表现为集体学习的高效率。如果这个高效率可以弥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那么这种体制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生产方面的高效率必须在一个需求稳步增长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才能实现。如果从税前利润率这个简单的数据来考虑，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整体，国营企业的税前利润率在经济景气的时代（80年代）比非国营企业高，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特别是90年代）要比非国营企业差。这种现象就可以用我们上面的理论来解释。
如果以上的理论是合理的，那么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就不容乐观。因为中国现在的国营企业，甚至是集体企业都具有很强的固定性，面对现在中国经济需求萎缩的现状，问题就特别严重。而且中国现在的许多经济政策都值得商榷。现在中国政府要在三年之内将国营企业扭亏为盈，这个政策如果是要纯粹从财务的角度扭亏为盈，那么，国企“亏”的一个原因是企业负担了过多冗员，那么冗员下岗之后，会对企业“扭亏”起到一定作用，但冗员下岗会对社会经济需求造成严重的 影响。企业冗员下岗以及政府机构改革（裁减三分之一的公务员）对城市的消费需求会造成严重的打击。下岗的政策还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为了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会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我们可以观察到：去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并不显著。那么中国会不会出现象日本那样的情况：财政政策“启而不动”？再来考察一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构：去年中国政府的投资主要用于建公路，邮电等基础设施，然而这些设施在中国本来就是过剩的。去年的投资只会增加这种过剩。国家财政无法刺激非国家的投资的根本原因是国家财政无法刺激国内的消费。现在中国出现了普遍的过剩：产品过剩，资金过剩。归根结底，问题应出在消费需求上。那么中国现在的财政政策的结构和思路都值得考虑。
需求不足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最关键的地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就越高。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甚至沿海与内地都呈现出两元经济的特点。因此要刺激中国的消费需求，就要从一个更细密的层次考虑。
总之，因为中国的体制是一个固定性很强的体制，所以中国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才可以使固定性强的企业摆脱困境。与东亚的出口导向型体系不同，中国的经济主要以内需为主，因此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有效的刺激中国的国内需求。当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具有最低生活保障，因此中国总是会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即使发生经济危机，也不会象东亚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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