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结果－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
主讲人 林毅夫
时间 1998年3月06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主要学术著作：《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 1993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结果
－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
1998年2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北大致福轩作了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后的收入分配变化趋势的讲座。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国际上，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并没有定论。因为这既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又取决于实行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方案。我国80年代以来，尤其在90年代后，对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讨论越来越多。为了弄清我国地区收入分配的真实情形，林毅夫、蔡方、李周选取了各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收入，运用基尼（Gini）系数、差异系数等统计指标进行分析（以下以基尼系数的讨论为主，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差异或不平等越大），发现了两个令人困惑的现象：（1）在1978－1995年期间，全国平均的人均GDP成倍地提高，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明显地扩大。其基尼系数在1978－1985年期间呈缓慢的下降趋势，由0.24下降到0.23；1985年以后缓慢上升，1995年提高到0.27。而这与通常的感受不尽相符。一般认为，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发展差距具有急剧扩大的趋势。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央政府才特别强调“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江泽民，1995〕。（2）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的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其基尼系数先在1978－1982年期间从0.13下降到0.10，此后一直提高到1995年的0.17。这种变化情况与地区间人均GDP的变化情况差异较大，因此与通常的经验不相符合。一般来说，地区生产发展水平与收入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两者的变化应呈现相同的趋势。为了澄清上述的困惑，他们分别仔细考察了地区生产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对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进行分解研究，并得出了有意义的解释。
困惑之一：18年来地区发展差距变化不大
为了弄清第一个困惑，林毅夫等人采取了两种方法来分解总的地区差异。
第一种方法是产业分解法，即将GDP分解为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计算每个产业产值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基尼系数弹性。基尼系数贡献率表示在人均GDP基尼系数之中，每个产业的人均产值基尼系数分别发挥多大的作用。基尼系数弹性表示每个产业产值的增长率对总基尼系数提高的影响。分解后的各项基尼指标说明第一、三产业对人均GDP地区分布的总体不平等水平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虽然较大，但从1978年以来趋于缩小，说明其影响在下降。又由于第一、三产业的基尼系数弹性为负数，所以当这两个产业的产值增加时，可以降低总体的不平等程度；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为正值，所以作用正好相反。而从三个产业占GDP份额的变化情况看，农业不断降低，而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具有一种反向变动的关系。这种相互制衡关系决定了总体基尼系数的走向是缓慢的上升，总体地区差异并不显著。
第二种方法是三类地区分解法。即进一步将人均产值的地区差异分解到每个省，计算全国30个省份人均GDP和人均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的产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这样就可以分省来观察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之间及它们内部的不同变化趋势。观察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发展最快，同时由于其内部较落后的省份发展水平提高，所以其内部差距缩小。中西部地区落后于全国水平的程度普遍加大，但由于其内部较发达的省份降低了位次，因而其内部差距也缩小了。所以从全国来看，由于三类地区内部差距都缩小，因而总体的人均GDP基尼系数没有明显的提高；地区差距更显著地表现为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为了更准确地揭示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及其之间的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林毅夫等人采用Theil entropy分解的方法，将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分为以上四种差距占总体差距的比重，合计为100％。分析结果表明，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始终居第一位，在50％上下波动并趋于上升；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占第二位，约1/4左右，并趋于下降；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则在12－13％左右，并缓缓下降。这再次证实了上面的印象。
困惑之二：地区收入差距与地区发展差距的变化不对应
一个地区人均收入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和表现，所以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两个指标的变动趋势通常是一致的。但是林毅夫等人经过研究比较发现，我国人均收入的差异比人均GDP的差异增加得更多。
为了对这部分扩大的差异作出解释，他们首先仍采用三类地区分解法，将人均收入分东、中、西三类地区内部及其之间的差距进行考察。发现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所起的作用略有下降，但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略有提高；因而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所起的作用虽有所增强，但其幅度不如人均GDP地区差异那样显著，所以用三类地区分解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的困惑。
他们接着尝试了城乡分解法，将人均收入分为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考察农村、城镇内部及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发现城乡之间的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农村和城镇内部差异的作用占另外一半，其中农村内部差异的作用更重要一些。从变化情况看，农村内部的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中的贡献份额上升最快，从1978年的23.82％提高到1995年的27.02％；城镇内部差距的贡献率也有所提高，但不如农村那样明显，从22.82％提高到23.47％。十分有趣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虽然占重要的地位，却是下降的趋势，从53.36％下降到49.51％。人们通常注意到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差距在决定总体差距中的份额处于降低的态势。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农村内部差距加大是造成人均收入差异变化大于人均GDP差异变化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农村内部差距会增大呢？林毅夫等人又进一步将农民收入按收入来源分为：（1）劳动力收入；（2）家庭经营收入；（3）转移性收入；（4）财产性收入。其中劳动力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基本收入，前者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参加农村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后者则主要指农户从承包土地经营中获得的收入。从全国平均来看，这两部分占农民全部收入的93.8％，因此，它们决定着农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地区分布。经过各项基尼指标的分析，他们发现劳动力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两项的基尼贡献率都较高，1995年分别为58％和35％。这意味着两者合起来可以解释农民收入地区差别的90％以上。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土地承包是按家庭人口数和劳动力数平均分配的，在土地数量没有大的差别的情况下，家庭经营收入的地区差异不会太大。而劳动力获得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则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异，所以地区差别较大。因此，这两种收入来源之和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劳动力收入差异造成的。劳动力收入的地区间基尼系数大大高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基尼系数，1995年前者为0.54，后者只有0.13。所以不难理解，农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劳动力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机会不一样。
他们同时也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考察，发现目前国有经济部门保留较多的传统劳动工资特征，省际平均工资水平差异较小；而集体经济部门和其他经济（包括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资经济和港澳台资经济等）的省际平均工资水平差异较大。由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平均工资水平和就业比重的省际差别，城镇居民收入的省际差异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有经济部门具有较大的基尼贡献率（50％以上）和较大的负值基尼弹性，起着降低收入差距的作用。另一方面，其他所有类型的部门的基尼贡献率不足50％，却起着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省际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就业和收入来源中的作用增强而形成的。
上述对分省资料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各省的总体状况，其不足之处在于掩盖了各省内部存在的差异。因此，他们利用1992年的分县数据分析了全国和各省内部的收入差异，发现（1）全国以分县计算的人均收入、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和城市地区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都与他们事前预期的一样，比以分省数据计算的同类基尼系数大；（2）不管以分县的数据或以分省的数据计算，也不管是全国还是全省，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地区人均收入基尼系数都比不分农村和城市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小，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地区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3）多数省份以县为单位计算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比全国以县为单位计算的同一指标值要小，说明多数省份内部的收入分配比全国的收入分配要均匀。
通过对上述两大困惑的研究求解，他们得出了几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1.虽然GDP的增长与收入的增加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在我国，这二者并不具有完全对应的关系。一省的生产总值上升并不一定导致收入相应的大幅度增加。收入增加的幅度取决于该省对重点发展产业的选择。
2.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水平在各省间越来越趋于平均，它对降低地区发展不平等水平的影响在下降。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省际发展差距缩小可以使地区发展水平更趋于平均。
3.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加大主要是由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村内部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地区差异。促使农村劳动力收入地区平均化的途径有两条：（1）发展中西部的乡镇企业；（2）使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更为自由。比较而言，（2）比（1）更好。这是因为：首先，产值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收入增加。其次，从实践的经验来看，鼓励和扶植中西部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政府所要扶持的乡镇企业，实际上瞄准的是农村工业，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市场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形成和维持工业生产能力的代价十分昂贵。事实上，靠政府的直接扶持和干预，人为地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往往是短命的，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再次，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加大可以使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趋于平等。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可以更方便地进入较发达地区获取收入，这将大大有助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平均。所以政府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社会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集中在改善中西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居民和劳动者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以增强这些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提高它们利用外部市场机会的能力。
（秦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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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闻 姚洋 发行：邢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