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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刘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到会论坛专家成员（按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蔡 昉 曹远征 陈锡文 樊 纲 郭树清 李晓西 梁优彩 刘 鹤 茅于轼 邱晓华 盛 洪 汤 敏 汪同三 魏 杰 温铁军 吴晓灵 谢 平 许善达 杨伟民 易 纲 张曙光 张维迎
到会特邀嘉宾（按签到顺序排序）
汪 洋 郑京平 宁吉喆 李青原
到会企业界嘉宾（按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陈庆振 段永基 林荣强 卢志强 茅道临 史玉柱 汪远思 吴 力 熊贤林 许钟民 阎 焱 郑跃文 朱希铎
主办单位：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合作单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第一部分：开幕词
刘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3年年会现在开始。首先，向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汪洋：（国家计委 副主任）
首先，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50人论坛对很多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一，50人论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名牌，是名牌就有名牌效应，就会扩大影响力。第二，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集中起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第三，50人论坛逐渐成为联系学术界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桥梁。
我们现在正在做“十一五”规划，也想通过适当的方式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在“上世纪末总体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解决小康社会的稳定问题。
要用二十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量问题是核心的因素，因此在运作上要注意结构问题。现在东部经济发展很快，在二十年后可能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西部地区要落后一些，这就有可能出现“总量目标实现了，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反而加剧”的局面。
因此，我们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问题。要加强与50人论坛的合作，多听取专家的意见。
最后，预祝50人论坛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第二部分：工作总结
樊 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所长）
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50人论坛一年以来的工作向大家汇报一下。
50人论坛是一个公益性的、独立的组织，旨在把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为大家提供一个相对集中的场所，针对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产生一些启发。
论坛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内部研讨会。今年我们针对“就业问题”组织了一次内部研讨会，大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另外，我们还在大连举办了题为“中国加入WTO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的专题研讨会，在联想集团举办了“如何打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专题研讨会。
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举办“长安论坛—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公益性的论坛。举办长安论坛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政策讨论有一个出口，能够进行发布，向相关的研究人员和新闻媒体做一些介绍。长安论坛已经举办了37期，2002年举办了18期，效果很好，每次会议都是人满为患。每次研讨会由主讲人做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然后回答听众（主要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企业界、新闻界人士，还有相关研究人员）的问题，互动交流。像长安论坛这样的公益性的政策论坛在国内是比较少见的，赢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经济论坛。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了50人论坛的网站（WWW.50FORUM.ORG.CN），公布论坛的工作动态，为专家成员的发布最新学术成果，还与一些学术支持机构的网站做了链接互换，加强学术交流。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举办年会。
对于2003年的工作，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多举办几次内部研讨会，就大家关注的热点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封闭式讨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同时，继续办好长安论坛。论坛专家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都可以通过这个论坛进行发布，还可以介绍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国外的专家学者来长安论坛发表自己的观点及政策主张。
另外，我们和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达成一个互相合作的框架协议，在民营经济、产业发展等各个领域进行一些合作的研究，共同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通过活动，使论坛获得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和企业家的交流使我们的研究更加丰富，更贴近于实践的需要。
第三部分：合作单位致辞
段永基：（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汪主任，刘主任，樊教授，各位老师，新闻界的朋友，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我们很荣幸能够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入世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世的影响会更加全面和深刻。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中国正在加快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去年11月，中共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为建设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构筑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框架，也为中国的民营经济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入世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机遇大于挑战。面对机遇，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学习，面对挑战，就更需要学习。要学习国际化的市场经济规则，学习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学习商业运营机制，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中国民营企业要“强身健体”，迅速提高自己，不失时机地进入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基于以上共识，努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搭建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今天，中国民营实业家协会将与50人论坛签订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中国经济50人论坛汇集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专家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我们相信，通过广泛的合作，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更快的成长，中国的民营经济将会创造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辉煌。
再次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组委会以及在座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对民营企业一如既往的关爱和支持。预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谢谢。
第四部分：樊纲与段永基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第五部分：年会主题自由研讨
刘 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今年是入世首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回顾，并展望新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入世之前，社会各方面曾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有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中国发展宏观策略的变化。主要包括：入世后经济能否加速增长？会不会引进通货紧缩？国际收支顺差会不会减少？失业是否继续增加？
第二方面：产业增长。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资源密集型产业受到得冲击比较大，特别是农业；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得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出口型产业；第三，资本密集型产业喜忧参半，一些“热点”产业，比如汽车工业会受到致命冲击；第四，知识密集型产业可能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方面：体制制约因素。大家普遍认为政府行为的国际化速度会进一步加快，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会进一步增加。另外，行政性垄断和寻租现象会减少，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强，市场秩序会产生新的变化。
第四方面：社会意识形态。入世后会带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国际化的意识会进一步加强，本土化的意识会减弱。另外，随着竞争的加剧，学习的意识、社会的意识会成为一种新的普遍的观念，法制的观念也会进一步加强。
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大家普遍感到担忧的是，入世后，地区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在短期内会进一步扩大。总的来看，入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建立新的体制，对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乐观的，但在近期内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遇到阻力。
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产生错误判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制订“十一五”计划，首先要对当前的新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便于讨论，我先把入世后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和争论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请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
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入世以后农业面临的情况和事先的预计有非常大的差距。
入世之前有很多人（包括我个人在内）担心农业价格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会迅速增加。当然也有人持乐观的看法，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入世后会较快的扩大出口。
但是，从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判断都有偏差。实际状况是，农产品进口有适当的减少，出口虽然比上一年有增加，但是增加的主要是粮食。
农产品进口适当减少
出现这样的情况，和目前国内农产品供求状况以及去年主要的农业国家面临自然灾害有直接的联系。
从国内来看，主要农产品仍然供大于求，去年粮棉都是增产的，粮食虽然增产，但价格有所下降。从国内粮食作物的价格水平来看，国外产品无利可图，因此农产品进口有所减少。当然，我们也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粮食，有两项重要措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个是取消了粮食国内运输的铁路政策，第二个是对出口的粮食全部退费。
从国际情况来看，北美和澳大利亚遇到了旱情，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谷物产量比前年减少了一半，造成国际股市价格大幅度上扬，这样就给增加出口创造了机会。
农产品出口虽有所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粮食
预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的出口会较快增加”的情况没有出现。我们仅仅依靠产品价格低廉在目前的农产品市场上是很难占据优势的，因为最近这几年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用质量和技术作为壁垒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产品在出口中遭遇质量安全指标的限制是很普遍的。
对此，我有几点看法。第一，我国不可能长期处于主要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外农产品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压力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世界各国采取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作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迅速发展，如果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不能增加科技含量，提高质量标准，其出路会越来越艰难。第一年看起来“风平浪静”，比我们估计的情况要好得多，但是背后隐藏的“惊涛骇浪”没有表现出来，压力还在后面。
第二，中国农业发展的压力和农民的压力主要在国内，而不是在国际。现在大家谈的到最多的是从1979年开始农民收入下降，我们入世是在2001年年底，农民收入增长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显然不是入世造成的，而是国内市场还存在问题。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尽管能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2%—5%的幅度），但主要依靠非农产业的支撑，农业的收入是在减少的。农业收入减少主要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根据我们的计算，2001年城镇居民粮油肉菜四种农产品的人均消费比1996年减少了132.1元，这是造成农民收入难以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们很难解释“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农产品过剩”的原因。
另外，从国内的实际状况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压力主要在内陆，而不在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和内地农村的收入比例最大可达到4：1，也就是说，上海、江浙等发达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是6000元，而甘肃、贵州等地区只有1500元左右。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收入结构上，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来自于农业的部分都差不多，都在1100元到1300元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在6000元的农民人均收入中，即使农业收入减少一半也没有什么影响。而对于内地农村而言，其1500元的收入中有1200—1300元的收入是农业收入的，这部分收入减少产生的影响就非常大。因此，入世后要关注不同地区的农民受到的具体压力。
以上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要靠国内来缓解压力，入世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第三，入世后在宏观经济方面还会对农业带来不确定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是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通货膨胀下的农产品市场和通货紧缩下的农产品市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通胀率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当年物价指数是21.7％，粮食价格上涨了50％，农民增收是非常容易的。而这几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负的，对农民增收非常不利。
另外，我个人认为人民币所受到的升值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农业产生的压力就很大。
第四，在最近几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的趋势加强，利用质量安全指标来限制自由贸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利用绿色壁垒来限制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努力把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提上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要在WTO的框架下，充分运用我们的权利来争取应得的地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有一些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其目的就是为了设置贸易壁垒，因此我们应该通过科技进步打破壁垒，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便于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盛 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所长）
入世后，中国从贸易保护走向自由贸易，这是一个转折点。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对转折的时机把握的比较好。大家普遍认为入世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实际上，入世也给对我们的政府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导致政府行为的变化。政府为适应WTO的规则，改变自身职能，取消了很多限制竞争的政策。政府的政策变化带来了系统的变化，而不是仅仅是对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产生影响，这一点很重要。
谈到入世，有人说是“狼来了”，我们会直接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看上去是不利的，实际上未必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去年美国经济一直比较低迷，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我们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结论是“美国的经济变化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国经济7个百分点”。但是从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经济低迷，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他就会去消费比较便宜的东西，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去年浙江的出口形势就非常好。
另外，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人民币相对于日元和欧元区也在贬值，这对中国向日元区和欧元区出口也是很有利的。
由于受到“9.11事件”的影响，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入的速度减慢，而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国。事实证明，我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因此，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总体而言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去年国内市场的迅速发展也是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汽车市场增长50％，旅游、住宅、通信、电器等行业增长速度都很快。汽车、旅游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新的需求增长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变化会导致对需求的持续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内需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加大，而且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
总之，虽然当前形势很好，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守住汇率的底线，不能重蹈日本广岛协议的覆辙。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考虑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要进一步国际化，将来要靠发行人民币来弥补贸易逆差。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理事长）
入世首年，实际情况比我们的预计要好得多，但是未来的状况会怎样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要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回顾。
有人提出“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入世就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标志。原来大家担心汽车行业，但是在过去的一年，汽车行业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关键是价格放开，自身的创新能力增强，同时促进了汽车行业的重组。汽车消费信贷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还有金融行业，管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内的管制，外资进入的程度比内资进入的程度要大。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都要允许内资进入。但是目前这些问题还没有落实到操作层面上。
另外，中国的出口现在增长很快，但是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够高，只有4%左右。总的来说，中国出口通货紧缩弱化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某些所占份额比较大的出口产品，比如纺织品，对世界的价格是有影响的。出口较少的产品可能只在局部上影响该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哪些产品对国际价格有影响？影响在什么地方？影响有多大？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谢 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局长）
今年我参加了西南财大和人民大学的校庆，对教育的价格很感兴趣。
教育的价格和其他劳务的价格不一样，处于刚开始定价的阶段。比如一个大学生支付五万元人民币学费，究竟他所受到的教育的费用值不值这个价格，是以后才能发现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很贵，因为这种人力资本在当时的既定价格是很贵的。但是等他毕业以后，可能会发现这个价格其实是便宜的。于是，很多企业家向母校捐款，这其实是由教育价格产生的一种“回报”。这和贴现引资的原理是一样的，在时间序列中，教育价格不是一次定价，而是类似于期权定价。当学生的知识不断积累的时候，他发现当年支付的教育价格是很便宜的。有意思的是，如果有N个学生，这N个学生对自己支付的同样的价格在主观上的评价是不同的。所以，越是名牌大学，专业设置的越多，培养的学生越多，学校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新的教育定价模式，这个模式和一般劳务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如果他的学生中有几个人成为企业家，他一定会利用各种方法回报老师。因此，教师的收入定价和教育定价也不一样，教职工的收入应该把这一部分也考虑在内，工资应该定低一点。所以，如果把N个学生当成N种资产的价值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教育的价格也完全不一样。教育定价取决于学生毕业后，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在心理上的主观评价，这个评价很复杂。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常务理事）
2002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性的一年。
首先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是“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中学、西学都为体”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变成“一边倒”，学苏联，学不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走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以后，向发达国家学习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关于“学不学资本主义国家”的讨论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的情况时和国际惯例接轨，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整个中国的进步可以说是中西交融的结果。电脑、喷气式飞机这些新事物虽然不是中国的发明，但是都被引进来了。更为重要的，我们现在一系列的概念，像宪法、环保、证监会，这些概念都是“进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争论结束了，也不是说要全盘西化。但是从大趋势可以看出，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发达国家的那一套规则。
我今年70多岁了，观察了半个世纪，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中国走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轨道，这个方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了。
中国的道路走得对，但是不是没有问题呢？也有一些人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很糟糕，陷入了巨大的陷阱。这种论调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特别是这两年因为收入分配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能不能顺利的走上发达国家的道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的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弱势人群的生活条件能否改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老百姓受了委屈要能够通过正常的程序加以解决。
另外，这几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是有增长的。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也在加快。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推进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上问题不大，解放以后经过五十多年的争论，大家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学，原来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人现在也在用主流经济学来反对，经济上的讨论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现在突出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就业问题、政治基本权利问题。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应该从正当的渠道表现出来，各种利益方要有申诉的权利。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缓解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包括收入、就业、教育等方面。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
评价入世效果的好坏，结构调整对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有没有起到作用是一个指标。
从这个角度看，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通常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资金有缺口，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引进资金，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第二个是进入问题。去年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但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少，劳动
力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多。中国在贸易转型后，国外对华投资在增长，除了一般的资金以外，更重要的是专利。
中国人口众多，可以很快的把一个产业发展起来，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华为和中兴的兴起就对中国通信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入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
第一个挑战，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资源贫乏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比如石油，去年中国石油进口7000万吨，预计在未来两年还会继续增长。石油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而我国的石油资源越来越贫乏。还有粮食，中国的粮食产业没有竞争力，现在农业又面临粮食安全的问题，还存在“进口粮食好还是自己生产粮食好”的争论，关于粮食的问题就变得比较突出。
加入WTO是双向的，全球化的安排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一个挑战，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可喜的是，去年有两个迹象表明这种问题还没有出现。一个是中国加入“东盟十加一”组织，还有一个是东盟六国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国际化变得非常重要，现在与国际化相关的问题，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都已经提出来了。
第二个挑战，可能会形成不平衡的局面，尤其在区域和很多产业职能部门。
第三个挑战，收入分配问题。这就要求在税收制度方要做一些安排。
总体而言，入世利大于弊。但是在短期内，在某些方面会出现弊大于利的情况，我们如何应对？这是我们遇到的比较现实的问题。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 副局长）
农业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很多思考。
农业实行“费改税”以后，农业的常量是征8.4％的税。根据农业部的统商品粮是40％多，不到50％，如果按照50％计算，相当于对商品征了16.8%的税。这个税率和增值税税率是一样的，农产品购进所有的税收是一律不予抵扣的。工业品在销售时期进项都可以抵扣掉，而农业所有的购进，包括化肥、农药、柴油、机器这些钱所含的税款都让农民自己去消化，自己承担。对销售的商品粮，平均税率是17%。根据1994年测算的数据，购进的税率至少在3％以上，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字，相当于对商品粮征税6％，因为只有一半是卖出去的。有这样一个判断：对农产品的商品征税的实际税率高于20％。如果按农业特产税来计算的话，刚才所说的8.4%还低了，实际上还要高。
我们在研究进口农产品对我国产生的冲击的时候，要考虑国内对农产品征税20％的现实，首先要把情况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由相关的部门解决。收购农产品的企业，像那些龙头企业，在收购农产品以后抵扣，要计算扣除，原来扣除是10％，现在是13％。农产品加工后销售出去，加工成饮料销售是不能扣除的。有些龙头企业就有抱怨，说我什么都不加工，就要先承担4％的税，原封不动地卖出去，你承担13％，我要交4％。对于扣除部分，有人认为对农民征得多，对农产品收购企业、加工企业又是抵扣不足的现状。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研究怎样应对国外农产品进入带来的冲击，就要基于以上的现实情况进行研究。先把农产品税收的问题理顺，这是更为迫切的要求。
魏 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
我想谈谈企业界对入世的看法。我们最近针对“入世一年以来，中国企业的感想和期望”，对一千家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意见比较集中的有个三方面。
第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关联程度越深越好。目前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以美元结算的方式很好，美国经济不景气，可能我们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只要美国经济走好，我们就会从中获益。我们今年向欧盟、日本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美元贬值。
第二，中国的企业改制必须加快，尤其是民营企业要求改制的呼声很高（我们的问卷调查对象以家族企业为主）。民营企业要求自我革命，这是一件好事。
第三，技术创新。虽然出口主要依靠成本优势，但是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技术创新问题。根据问卷调查，今年民营企业对社会科技资源的利用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年份，对实验室经济的重视程度也比以前高出很多。科技力量的整合很重要，我们调查了13家企业，他们普遍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是利用社会的科技资源，包括由院士和著名高校的教授共同组建技术研究中心等。社会资源的整合是一件好事，入世成为资源整合的主要推动力，入世的正面效应越来越显示出来了。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企业界对入世的看法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以上就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一些意见。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
入世以前，大家都认为银行业将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但是从入世一年的情况来看，银行业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巨大的冲击。
很多人认为，入世后，会有很多的国外银行到中国设立办事处开展业务。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目前外资银行的发展趋势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像汇丰、花旗这样的大银行在中国的网点很多，他们还要继续扩张，加大投入。另一方面，有些中外合资银行大量卖出股份，有的外资银行甚至关闭了在中国的一些分行，这是与世界经济不太景气有关的。
入世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有一个倾向：他们更倾向于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银行寻求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寻求合作伙伴。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体质量比国有商业银行好一些，社会负担轻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借助这些银行现有的网络来迅速进入中国市场。
中资银行可能会难以适应入世以后的形势。中资银行在去年一年的表现无论从新产品的设计，还是在扩展营运市场等方面做得是不错的。主要是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入世后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冲击，因而在制度安排做了较大的调整。特别是财政部从2002年1月1号实行的新的财务政策，对于中国银行业的稳健经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呆帐准备金是从1985年的5‰开始提的，在此之后每一年增加0.5‰，最后增加1‰，要用年初的贷款余额提，1％还晚提了一年。因为看到中资银行贷款质量的差异，以及在未来和国外竞争的压力，财政部作了一些调整。他们同意金融企业按照实际的呆帐水平最高可以提到100%，其他按次级比例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现在财政部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没有任何成长的限制，关键是在于有没有那么多利润，能不能提到一定数量的准备金，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另外，对于应付未付利息的预提，过去是三年以后才能列为表外，后来变成了两年、一年，今年已经是半年了，基本接近国际水平。在财务制度方面，财政部也作了较大的调整，这对中国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很有好处。从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来说，由于中国金融业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批准金融机构办理新业务方面“打擦边球”，特别是在两业之间跨业经营的批准尺度放宽了。
入世后，未来和外资银行竞争的主力军是谁？前一段，有些同志鼓励发展民营银行，认为四大商业银行不行了，未来和外资银行竞争的主力应该是民营银行。但是从去年一年的情况来看，这个观点不一定站得住脚。面对这样的形势，民营银行应该怎么发展？到底什么是民营银行？
我认为真正的民营银行，它的资本应该是民营企业个人的资本，民营资本应该占绝对总量。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民生银行是百分之百的民间资本，是典型的民营银行。现在有些银行，包括很多城市银行在内，在改建的过程中，有30％的政府股份，70％是集体和私营企业个人的资金，这些银行都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作。
要让一个银行真正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更多的需要考虑银行运行的外在环境，特别是对于人的管理，以及对企业法人自己决策的尊重程度。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进一步改进的话，银行就未必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运行。
汤 敏：（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 首席经济学家）
入世的第一年，出现了很多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入世之初，很多人都认为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在短期内会对中国造成负面的冲击。现在看来，实际的情况和大家的预测是有偏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和大家的预料很接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而且随着入世的形势越来越好，收入差距可能还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
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个是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个是地区间的差距，第三个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但最主要的还是城乡之间差距、地区之间差距不断拉大。从2002年的数据来看，城市居民收入增加10％，农村可支配收入增加4％，比前年的差距有所扩大，当然也可能是去年的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从中西部来看，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比其他任何差距的扩大都更明显。入世后，市场经济越来越发挥作用，政府的工作职责更多地转向那些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区域。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产生影响：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和税收问题。
第一个，就业问题。这几年的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我们做过研究，实际上东部的就业问题比西部更严峻。就业问题是未来几年的主要任务，也是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
第二个是教育问题。从基础教育来看，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非常严峻，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农村的基础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完全由政府来负担？只有把基础教育问题解决好，才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将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高等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这可能是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的，扩招的时机是否成熟有待讨论。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很多人认为还是应该提倡精英教育。如果这些观念还没有转变，就不应该扩招。如果观念转变的太慢，从而放慢了扩招，或者是把扩招停止下来，从长期来看，这对发展的后劲会有所影响。
还有就是中等职业教育。市场上很需要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但是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正在处于萎缩的状态。我们应该进行战略性的研究，把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从城市青年转到农村青年，让农村青年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多种形式，特别是民营的教育方式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问题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政府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梁优彩：（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 首席经济师）
我最近研究了失业问题，向大家汇报一下。
入世后，中国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市场将更加开放，竞争会更加激烈，失业压力也会上升，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现实。
2001年到2010年，十五和十个五期间，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7.5—8％之间，第三产业的比重2010年要上升到37％，比2000年增加3.5个百分比。到2010年，失业率比2000年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GDP增长是7.5—8％，产业结构维持在2000年的水平不变，到2010年，失业率要比现在上升4.3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加大力度，否则失业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经济增长比我预计的降低0.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到2010年达到37％左右，这样的失业率要上升7.8个百分点。如果经济增长放慢的话，就业压力更大。发展是硬道道理，发展思路必须保证在各种前提下加大调整力度，否则中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经济结构保持7.5—8％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有比较大的进展，到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达到39％，这样才能使就业压力基本消除。
杨伟民：（国家计委发展规划司 司长）
入世以来，其他方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就业问题仍然很严峻，压力很大。解决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怎样考虑就业空间分布的问题？
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劳动力还是从西部转到东部来。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政策要求各地政府要重视就业问题。但是有些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地区，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不能靠一个行政区的力量来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要采取地方政府包起来的办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后政府的重点，特别是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区域平衡，包括在未来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重点任务之一。
再有一个问题是产业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前两年信息化讨论得比较多，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各地都在追求工业化。工业化最主要的含义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它不仅仅是提高工业产值在GDP的比重。现在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偏差。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工业、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服务业自然而然就会发展起来。这实际上忽视了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最近十年来，服务业吸收了100%的新生劳动力。入世一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外向型经济在拉动，这是立足于国外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中国人口众多，有这么多需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更关键的是要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来解决就业问题。除了一、二产业以外，更重要的是服务产业。服务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主要是我们在很多方面有限制。最基本的问题是：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工业、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发展服务业？
比如，湖南省的服务业发展比较快，特别是文化产业比较发达，但是湖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并不是以湖南当地的工业发展基础为依托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 副局长）
入世第一年，整体经济表现确实是超出人们的预料，有四个“没有想到”。
第一，没有想到政府连续五年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的累积效应有一个逐步的释放过程，连续五年坚定不移地实施这样一个政策，有力地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对于这方面的效益，大家更多的是看到发债和增加的财政负担，没有想到这一系列的政策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环境，对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没有想到东部地区市场活力的恢复和市场作用的增强。去年，东部地区市场化的改革明显加快，使得政府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再一次快速地体现出来。整个东部地区的投资、消费、出口、生产都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大家更多的关注西部开发，关注西部的政策，没有想到东部地区市场活力迅速恢复，政策调整和适应力快速提高。
第三，没有想到入世带来的正面效应。我们更多的是想到入世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低估了中国适应国际规则和市场变化的能力。
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平台由国内向国际转换，实现了跨越。我们低估了自己的企业，低估了自己的投资者，低估了自己的民间创造力。实际上，中国人学会适应国际竞争规则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在我们的分析研究中，对这种因素没有考虑到，更多的是站在原有的国有体制的机制上，更多的是站在原有的政府思考问题的角度上做出一些判断。
比如农业，大家觉得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想到沿海地区农业直接与国际接轨，去年一年农业出口大幅度增加。为什么？这说明我们的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也还是很强的，不是说没有竞争力的。
再来看汽车行业，大家预计入世以后，进口车会大大增加，事实也是如此。去年的进口车增加了7万多辆，增长了80％。但是没有想到国内汽车产业的整合、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去年一汽和其他几个汽车厂家迅速在已有的基础上借助外力达到了产业整合的目的。去年汽车业取得的成绩是我们建国以来最辉煌的一年。
还有银行业，尽管受到国际大银行的挑战，国内银行的适应能力也还是快速跟进的。如果银行思想再解放一点，发展会更快。
出口方面，传统的大宗商品出口，像纺织、服装、鞋帽、玩具、机电产品出口迅速恢复，这是入世带来的好处。另外入世后，外资大量进入，这种效应是没有想到的，或者估计得不够充分。
第四，没有想到世界经济趋向平稳，在复苏中见到了曙光，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比上一年有所提高，世界贸易止跌转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稳的外部环境。
这四个“没有想到” 是入世第一年很多方面的情况超出我们意料的主要因素。去年全年经济增长8％，总量越过10万亿，外贸进出口达到5208亿美元，增长21.8％，外贸出口3256亿美元，增长22.3％。
我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是“入世第一年，中国人、中国政府把入世带来的挑战和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同时把入世带来的机遇紧紧地抓在手里，发挥到了最大。所以我们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第二句是“入世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或者是潜在的一些冲击的影响，也还继续需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
如何建立一个全社会守信用的制度，建立一个资源继续加大整合的机制，继续发挥政府与民众双重的作用，在履行义务的同时更好地享受权利，这需要我们继续下大力气解决。入世第一年是初步的考试，大考在后面，需要做好应对大考的准备，不能因为第一年表现良好，就忽视入世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就中国经济个体的竞争力和承受能力而言，我们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不是我们举全国之力应对入世的挑战的话，我们会显示出很大的不足。因此，我们要尽快提高个体的能力，继续把有利的方面紧紧抓住，把不利的方面踩在脚下，这样我们就能继续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郭树清：（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 局长）
入世一年取得的成绩并不能完全说是短期政策起到的效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看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特色，总的趋向不是个性问题决定的，很多事情是由共性决定的。先把情况搞清楚，再说个性上的对策。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过多的强调了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曾经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强调中国和外国是不一样的，但却很少总结中国和外国的相同点。外国人吃饭，我们也吃饭，外国人穿衣服，我们也穿衣服，没有什么不一样。
关于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我们强调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政策和体制的原因，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别吗？比如说，对农产品征收8.4％的税，农民比城里人交的税还要多，假如这种情况不存在，会有那么大差别吗？再假如，如果义务教育由国家全部包下来，会有这么大差别吗？如果农民进城，子女入学没有那么多限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说到义务教育，现在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我们还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情况特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无法解决。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在校学生（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占人口的比例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是下降的。
还有，农民收入增幅不快，那么农民增加收入的出路在哪里？仅仅依靠工业生产是不行的，我们的工业劳动力有将近两亿的人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能还用不着这么多人。农村人口只能往城市走，所以我们要发展城镇。
另外，我们说经济形势很好，GDP增长速度很快，达到8％，出口增长22.3％。这样的增长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有利就有弊，我们对利的方面看得多了一些，对弊的方面看得少了一些。比如出口补贴，这么多产品以很低廉的价格卖给美国，附加值很低？国家还要补贴。这个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和我们获得的市场份额相比，哪一个益处更大一些？我们现在提高工资待遇，平均达到60—70美元，就是再翻两番，也比马来西亚低，价格优势还有，但是非价格优势还是没有，非价格优势能够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但是我们没有。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今天会议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我谈四点想法。
第一点，入世利大于弊。不但经济上获利，政治上也获得了很明显的利益。首先，政府工作更透明，减少了审批。另外，理论界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更趋于一致，大家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第二点，和国际的沟通更多了。各国对我国的各种努力还是基本满意的，这也说明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去年，我国参加WTO的各项活动的积极性比较高，在对反倾销问题的探讨上，中国的看法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另外，国外的学术界、经济界对中国的发展也很认可，他们在以前是不太在意我们国内的反映和意见的。在国际交流方面，南非代表团在听取了我们的介绍以后，也认为中国确实是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点，入世第一年，中国经济的调整有新的思路。十六大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提法不简单，信息工业化的提升是广义的提升，信息工业化是一个均衡的概念。
第四点，就业形势。这和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关，和签署的框架协议有关，和我国的形势趋于好转有关。
刘 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实事求是的意见比较多。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年会，感谢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和新浪网的支持，感谢媒体的关注。
今天会议的自由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会议结束
（本会议纪要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根据会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