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年度研讨会。除了2003年由于SARS影响停办一次，至今已总共举办六届。历次年会，NBER都组成以主席Martin Feldstein教授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研究人员以及应邀参会的其他中国学者和官员，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世界经济的热点和深层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以“中国与世界经济”为题，CCER与NBER第六届年会于2004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与会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围绕宏观经济、银行和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环境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等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我们分5期简报报道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道有关银行系统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报告内容。
刘明康主席：中国国有独资银行改革与监管问题
中国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发表题为“中国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监管与未来”报告。下面是其报告的主要内容。
首先介绍中国经济及其银行业的总体图景。从GDP、进出口总额角度上，中国是亚洲第二大国，仅次于日本。最近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是否出现经济过热，紧缩政策是否已经起到了效果。货币量供应量从四月开始减少，五月份继续减少，CPI与产品价格指数（包括一些生产性产品）的增长率从四月份开始下降，同时存款也三、四月开始下降，信用扩张得到有效控制，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的增速都减缓了，投资热潮也已经开始消退。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私人部门的投资是重要来源，从数据上看，固定资产投资已经降下来了。
无论从存款总额还是看贷款总额，中国的银行部门都是相当庞大的，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超过了所有金融部门资产的90％，保险业占3％－4％，证券业最多时也仅占3％，银行业至少占了93％。同时国有银行在银行业还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银行业资产的55％属国有，62％的固定资产是通过银行融资形成的。
将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帮助他们解决历史负担――不良贷款问题。这是吸引外资、民间资本进入国有独资银行，促进股权多元化的必要手段。第二，外汇注资可以改进资产负债表，从而强化管理者的职责。这次改革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所有权结构的变化，二是管理（治理）的变化，三是我们从最初就明确提出目标，四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实现所有权变化的改革程序包括：第一是不良贷款的处理，大量不良资产存在会导致明确管理者职责困难，因为大部分不良资产来自于计划经济；第二是重组这两家银行使之成为非国有独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是吸引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第四是银行的公开上市；第五是改变激励机制；最后但也同等重要的，政府收回投资，逐步让出政府股份，减少股份持有，让私人部门充分发展。
关于银行治理改革，中国银监会给出了十条指导原则：一，建立一个有股东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和有相应制衡机制的管理结构；二，吸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三、确定未来几年的发展策略；四、建立健全的决策程序、内部管理与风险管理机制；五、减少管理层级，改革银行的行政管理色彩；六、引入管理责任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七、建立谨慎的财务制度，提高透明性；八、建立一个现代的管理信息系统；九、推广员工培训加强吸收高素质员工；十、充分利用专业咨询服务提高各项工作绩效。
即将建立的治理结构，关键在于一个功能健全的董事会。几项规则已经确立，首先，由董事会作为最终管理主体而非个人；其次，在董事会下，至少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与薪酬与补偿管理委员会；第三，为吸引新的投资者，委员会成员必须由金融专家组成，审计委员会主席必须是独立董事。
这次改革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就是目标明确。确立了一系列指标。如绩效评估指标包括股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费用收入比率；资产质量指标如不良贷款比率；谨慎管理指标如资本充足率等。最后，所有银行都将要严格遵守旧巴塞尔协定及新巴塞尔协定的第二与第三条款（Pillar II、III）。
我们还确定了清晰的改革时间表。例如到2005年资产回报率必须达到0.6％，到2007年接近1％；到2005年股本回报率必须达到11％，2007年至少达到13％。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费用收入比将控制在35％－45％范围内，这个比率的目前水平是在40％－50％之间。从2004年开始，不良贷款比率将控制在3％－5％间，也就是说今年底就必须达到这个水平。2004之后，资产充足率将始终保持在8％水平以上。从2005年开始，风险暴露（large exposure）、单个顾客的贷款不能超过银行净资产10％。到2005年底，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NPL Provisioning Coverage Ratio）将提高到60％，而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将提高到80％，2007年底的这个比率还将继续提高。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有一系列相配套的措施与程序。第一，每一个季度我们都要审查两家银行的经营绩效与改革进展，并形成报告直接呈送国务院与并将其意见反馈给银行管理层；第二，每年都有一个年度总体评估，我们要求管理者对实现这些目标是有职责与义务，从而对银行改革的方向与进展进行监管。
对银行机构的监管有五个重要的标准：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水平、资本充足率、风险暴露（large exposures）、不良贷款余额。这些举措与方法并不能保证这一次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就一定会成功，根本性的改革涉及到行为习惯等文化特性，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中国银行业改革将与政治、法律、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密不可分。
在自由讨论阶段，Martin Feldstein教授问刘明康主席：你在报告中提到将来要吸引外资参股中国的国有独资银行，那么你是否考虑过将来外资可以在这些银行中是大股东，还是只能持有少部分股权。相关的，尽管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早就分离了，但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还是经常受到政府各种影响，并不严格依据商业原则行事。另一个问题，将为这些商业银行是不是可以作一些投资银行业务，或者还是主要做存贷款业务。
刘明康主席回答：开放中国的银行业是很明显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将很受欢迎，没有对外资并购中国银行的限制，当外资股份超过25％时，银行的性质就变了，就成了中外合资银行，到2006年底，中外合资银行还不能开展业务。所以我们鼓励外国战略投资者入股，但建议不要高于25％，单个投资者，目前规定是能高于15％，但我们将很好修改这一规定，将来单个投资者可以投资20％。
张新博士：中国银行部门的改革问题
中国证监会张新博士就中国银行和金融部门改革问题发表讲演。他的发言要点如下。
随着近期政府向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注入了450亿美元资本金，标志着国有大银行重建的开始，而中国金融部门的重建计划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中国，融资结构非常简单。银行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在中国的金融部门并不那么重要。去年底，银行贷款占整个融资的85％；今年的情况更糟，从最新数据看，第一季度银行占93.8％，股票市场IPO占2％，政府债券占3.6％，公司债券占0.6％。超过90％的融资为银行贷款，所以可以说银行业的重组是整个金融部门改革的核心。在长期应该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更平衡的金融部门，但现在必须处理银行的问题，否则，金融系统将无法良好地运行。
中国的银行有许多问题，如资本金不充足，坏帐很多。与我们的邻居相比，无论核心资本充足率还是总资本充足率都较低，不仅低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低于备受银行不良贷款困扰的韩国、泰国。从金融机构总资产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占了60％，股份制商业银行占了14％，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各占10％，其它金融机构不足10％。不良贷款数额巨大，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有18900亿元，政策性银行有3000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有1870亿元，农村信用合作社有4920亿元，城市信用合作社有1000亿元，资产管理公司有5000亿元，总共有35000亿元之巨，占GDP的30％以上。和其它存在很多坏帐的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尚未遭受危机的打击，所以还有时间消化坏帐。
由于处理不良贷款是本次计划的核心内容，人们自然关心不良贷款是如何形成的。不良贷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政策决定是尤其要强调的。在2002年，我们研究了314家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情况，并将不良贷款的成因分为六类。发现由政府导致的重复建设占8.5％，国有企业管理不善占26.8，政府导致的破产占6.1％，政策性贷款占29.2％，滥用法院判决逃债占10.1％，银行自身管理不善占19.3。当然，这项研究的估计会有错误，因为我们是依靠银行所提供的数据，而银行有动机说坏帐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由他们造成的。但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推论。第一，银行坏帐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第二，因为主要的贷款决定都由政府做出，过去对于银行来说现代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缺少必要性。
坏帐形成的历史原因、解决问题的速度、不断提供新的贷款、政治压力是影响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的四个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而要达到改革的目标，就必须使用一些政府可控制的工具。例如，解决问题速度就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到2006年底，基于WTO的承诺，中国将向国际竞争开放银行业。而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向银行补贴，对核销贷款损失实行税收激励等等。
中国的银行业重建计划包括三个阶段：金融重建、公司治理重建和上市。到今年六月底，金融重建已经完成。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金融状况明显改善，不良贷款率低于5％，资本充足率达到10％。到本年底，将完成公司治理改革。明年（具体时间视市场情况而定）将实现上市。理想的考虑是希望使用上市公司的压力来迫使管理层、政府表现得更好一些。
这个方案可能不是最终理想的解决办法，但这是向前进的步骤，而私有化是未被考虑的。许多研究表明，在转型国家里，私有银行并不必然比政府控制的银行表现更好，严肃思考后的结论是私有化并非可行方案。
上面讨论可以发现政府应对银行业危机的一些政策含义。政府介入银行危机处理是很重要的，尤其在由于政府行为引起问题时更是如此。政府有责任、同时也有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银行认识到贷款损失。很久以来，银行并不承认存在贷款损失，这阻碍了银行业的重建。资产管理公司是处理不良贷款的有效工具，但难以帮助银行的重建工作。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们在政治上不够强。现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头头是原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副行长，他们无法去和原来的上司周旋，以推动银行重建。
姚洋教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报告讨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他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1996年后，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十分剧烈。与1996年国有企业数目相比，到2001年，只有60％左右的企业仍是国有的。引起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市场的自由化和银行部门的商业化。随着市场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国有企业失去了原来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的特权，而且来自私有部门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现状已难以维持。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政策变化加速了银行部门的商业化，同过去相比，国有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面临越来越硬的约束。这些都促使国有企业加速私有化。
在官方，这个过程被称作改制。改制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上市、公司化改造、分立重组、债转股、破产重组、员工自愿持股、出售、租赁和合资嫁接等等。从份额上看，员工自愿持股最大，占27％；内部重组其次，占23％；租赁占15％，出售占13％；破产重组占11％；上市占7％；合资嫁接占4％。在这个过程中出售国有资产是个颇为敏感问题。大概信息是其主要障碍，很少使用公开投标的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内部人购得企业，或是由管理层购买，或是员工自愿持股。考虑到国家工人原先作为雇员其工作是有保障的，而且基本是终身的，所以改制时雇员通常能得到一些企业资产作为失去国家工人地位的补偿。
在出售企业的过程中，通常价格是有折扣的。折扣的标准包括，雇佣原职工的数量、是否购买新的资产、是否一次付清款项。以哈尔滨为例，一次付清款项折扣为30％，购买净资产60％能得到10％的折扣，超过60％的部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折扣率就增加0.5个百分点。以此计算，全部购买净资产的折扣率是60％，是相当高的。从所调查11个城市看，在314家改制企业中，有64家存在折扣，平均折扣率是20.4％。有一些改制企业净资产是负数，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被私有化，政府需要向购买人付钱。在实际中，政府从未向购买者付钱，政府只是向工人付钱。这时土地在改制中起到平衡资产作用。土地被估值并计入资产，使净资产为正数，同时土地也被用做雇佣原职工的补偿。如果即使计入土地价值，工厂的净资产依然为负，那么此时私有化就很难实现。
在改制的过程中，企业往往逃避债务。重组是逃避债务、尤其是逃避银行债务的普遍办法。地方政府也常常和当地企业、当地法院合谋逃避银行债务。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中央政府外，大家都能得到好处。
安置工人是改制中的一个难题。通常的做法有三类：内退，其退休工资较高，而且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下岗，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其费用由政府和工厂共同承担；失业，工人通过失业保险维持生计，费用完全由政府承担。从调查数据中显示，在1996－2001年，裁员是非常普遍的。改制企业员工平均有65.1％在岗，26.2％退休，16.8％下岗，1.0％失业；非改制企业员工平均有43.9％在岗，22.1％退休，32.7％下岗，1.3％失业。被调查的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还是私人控股企业都经历了大幅裁员。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比如抚顺，三类相加的失业率高达45％，非常高。
对解雇工人补偿水平也相差很大。补偿应等于其在工厂继续工作应得的价值，一般数额在数万元。但与谈判能力也有关系，比如大庆，一般达到10万元，最高达到15万元。改制企业喜欢通过更多雇佣原职工来获得购买时的折扣。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南安区的做法，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政府首先接管全部职工，然后评估企业的资产，并单独出售。工厂被要求至少雇佣原职工的50％，其余工人进入下岗范畴。
改制后的企业绩效表现有了改善。与非改制企业相比，改制企业新增到期未付欠款的比例要小，而且人均工业增加值提高了。在对改制和非改制企业的回归分析中发现，改制对就业和工资增长都有显著的正影响。这支持改制是提高了经济效率的假设。一般的结论是：私有化极大地改变中国经济状况，其最重要的障碍是庞大的债务和冗员，而且私有化改进了企业的效率。
（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卢锋、赵洪春、张晓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