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麦克提尔： 如果参照美国标准而不是中国标准，美国当前经济表现很好：经济增长接近潜在增长，失业率不高，只有比较轻微的通货膨胀。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2.5%。其中1%来自劳动力的增长，包括更多的工人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另外1.5%来自生产率的增长。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劳动生产率增长从1.5%增加到了3%，这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一方面，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在这里可以用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美国我的家人；互联网出现之初几十年只和少数人有关，在最近十年中已逐步被绝大多数人使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不断改变着世界。国际间贸易和国际间投资更加自由，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更为放松，允许更多的商业活动。政府为保护国民不受国际竞争而建立的种种障碍逐渐减少。经济增长的加速并没有带来紧缩货币政策的压力，自然增长率从2.5%增加到4%，自然失业率从6%降到4%。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而快速地增长。 2001年确实经历了一次衰退。200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已经非常缓慢， 美国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变强了，经受了“9.11”，经受了数年前公司治理的问题，经受了最近的能源危机（石油价格上涨到70美元/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的削减以及管制的减少和放松。资本收益的税收大大削减，企业获得更多回报。同时，货币政策在沃尔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管理下更为明智。但另一点往往被忽视的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生产率增长今天并没有消失，最近的增长率甚至比九十年代更高。 美国经济增长不能同中国相提并论，4%的增长率对美国而言已是相当好，中国则致力于两位数的增长，并且没有减缓的迹象。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增长比美国高得多。中国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等待着制造业扩张而进入制造业，我相信中国劳动力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比美国高很多。另一方面，中国生产率的增长同样快于比美国，因为中国不仅可以从技术革新中获益，还可以通过追赶获益。中国可以跳过很多中间步骤，不必经历美国所经历的一切，中国可以无需拥有大量固定电话而直接进入移动电话时代。 若干年前，美国由工业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美国曾经有90%的人口在土地上工作进行食物生产，如今只有2%的人口生产食物然而仍同时大量出口农产品。从90%下降到2%，人们不必在田间辛苦工作，这带来了愉悦。农民从磨坊开始进入了制造业，直至二战后制造业达到鼎盛时期，雇用了近50%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减少到16%以下。同样，我们比过去生产更多的产品，却只雇用更少的工人。今昔之别来源于生产率增长。 而那些工人如今在哪里工作？他们就业于服务行业。人们经常怀疑在服务行业工作不如制造行业工作好，但服务部门还包含娱乐业、电脑、医药等部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教育体制能够帮助人们适应这些转变，因为大量工人就业于制造业部门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很多人如今不再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因为那过于昂贵，美国的工资太高，很多产品如今转移到中国或墨西哥生产，很多办公室工作如今转移到了印度，因为印度人也说英语。 美国历经几十年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制造业经济，又历经几十年从制造业转为信息经济，花了很长时间，中国可以大大缩短这一过程。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同时也向信息经济转变。中国过去一直生产包含大量劳动和少量资本、技术的产品，这一情况正在改变，中国不断吸收资本和技术与大量的劳动相结合，增长将非常迅速。高速增长并非坏事，尽管高速增长会带来很多问题，却无需为此感到紧张。 这一切如果用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话说，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提出，只有放弃旧工作才能获得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工作。据CNBC报道，美国上个月创造了12.8万个新职位，这么说其实不准确，应该是创造了112.8万个新职位，因为有100万个职位消失了，人们谈及创造的新职位通常是两者之差。这也是全世界的情况，每个月有无数旧工作消失，又有无数新职位出现。美国一个月有100万个旧职位消失，中国的数字会更高。如果美国没有3.5%的经济增长，中国没有11%的经济增长，这将带来很大问题。“创造性毁灭”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却也让那些从事旧工作的人感到恐慌。 美国有相当复杂的保障措施帮助人们进行转变，如失业保险、失业培训项目等，我相信美国的保障体系比中国更完善。但我并不提倡中国建立过多的保障制度，因为人们往往过于依赖这些保障，政府往往实施过度。对“创造性毁灭”的“毁灭方”实施保护的同时必然会对“创造性毁灭”的“创造方”进行限制，因此要小心对待。 美国通常拿劳动市场的情况与欧洲比较，两者都是发达经济，欧洲对于工作的保护比美国做的多得多。欧洲有很多法律为企业开除冗余工人带来很大障碍，使得企业裁员变得非常昂贵。其目的是保护工人，而实际效果是，如果企业难以解雇工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会更加不愿意雇用工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法国的失业率是10-12%，美国目前的失业率是4.7%。美国的工人境况更好，因为政府让工人更多地依靠自己；欧洲的工人境况更差，因为政府试图对他们实施保护，他们对此习以为常。 大家不妨回忆数月以前法国的例子。法国政府试图通过一条法律让雇主在雇用之初的六个月里解雇工人更加容易，政府这么做的意图是让企业在一开始更加愿意雇佣工人。法国的工会对此却不能理解，并且不愿理解，他们将该法律阻挡回去，自己却沦为输家。事实证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人和雇主都起到很好的保护，它虽然不保护旧的工作，却让新工作变得易于获得。 因此，大学教育不但要教学生事实、信息，还要教学生如何学习、如何适应变化。美国过去获得一份工作，可能会做一辈子，如今已经不再如此。如今绝大多数国家一个人一生都会从事好几份工作，中国也是一样。需要学习的最重要对象就是是如何学习，如何习惯变化，适应变化而不是抗拒变化。 自由市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新事物，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市场自由化转型并从中获益菲浅。获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应该尽力地帮助转型中受到伤害的群体，但是必须非常小心，不可行之过分。用美国的俗话说，就是“不要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提问： 中国政府大量花费于社会保障体系，对此很有争议，您认为政府对社保体系的投入是否恰当？ 罗伯特·麦克提尔： 美国的社保系统现在很糟糕，不应作为你们学习的榜样。美国的社保体系是“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制，当前的工人存钱，当前的退休人员花费。该制度成立最初有大量工人工作，只有少数人花费，所以不成问题。然而天平不断向另一边倾斜，就是越来越少数人工作，越来越多数人花费。目前尚有余额，今后却难以为继，美国对此必须采取措施。企业的养老金计划同样存在问题，他们过去承诺支付工人既定数额的养老金，结果却难以兑现。我们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一种灵活的制度，新成员为旧成员买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体制，如果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和养老金体系须以此为鉴。 美国政府曾经试图推进改革，提出不伤害旧体制中的人，但新的工人可以选择管理自己的储蓄。然而改革没能成功，因为旧体制中有太多人，而两党制的执政方总是希望矛盾最小化，不愿得罪那些旧体制中的人，因此这种体制很难转变。企业方面的出现的变化是由固定收益制（Defined Benefit Plan）向固定缴款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的转变。前者企业承诺支付既定数额养老金，后者企业将员工的储蓄交由市场管理，由市场决定最终支付的养老金数额。 因此要谨慎对待社保体系，一旦形成了难以改变的体制就会陷入其中，最好一开始就处理得当。最好的保障是家庭、是朋友、是人们所在的社区，政府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 （刘鎏、卢锋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