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出于临时语境借用了 “软实力”这个概念，张闳则消解了它。一个概念发明后，一时间很可能谈所有问题我们都从这个角度思考，我和张闳感觉相似，这个概念有一种让人本能不太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也就不怎么套用它了。我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经济跟文化的关系，或许跟这个话题有关。
交换空间的缺失
首先经济活动是一种交换，社会生活的维系一直存在着基本的交换活动，最初是物品交换，现在则是商品与货币交换，这是交换活动的一个基本层面，也许人们会把这个交换活动或交换能力看作是硬实力的表现。
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形式的交换活动，比如说思想、观念、意见的交换，社会认知和信息的交换，这些交换活动可以被认为属于软实力。我是硬套进这个概念的。
还有一个层面的交换是我自己从事的领域——人文学科和文学话语活动，这是属于象征交换的领域，是被社会排斥或者忽略掉的那些东西，比如情感、感受、个人经验与生活的意义的交换等。我们必须发明一些办法，如象征符号、隐喻、修辞等，使它再度进入社会交换，这意味着一种感受力及其表达，这些是否属于更加“软性”的实力？
交换的不同层面都存在着各种问题，商品与货币交换马克思分析过，主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即使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也有很多直接经验与感触。农民在秋天的时候收获了很多粮食，但一旦进入交换系统，他们立刻成为穷人。这是不公平经济交换的一个结果，知识经济与虚拟经济加剧了又模糊了这一状况的社会伦理意义。
与此同时或伴随着经济交换活动的问题，我们会进入第二个层面，即意见的交换，我们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各种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比如说对有关公正问题的理解，就需要进行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换或交互作用。但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创造一个很好的渠道与媒介，能够使各种不同意见得到有效的表达。现在意见或权威意见是从上而下的灌输，有一个代表集体真理或集体利益的虚幻假象，社会自身的真实意见、思想、认识，被先验性的真理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就像我们的社会曾经由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安排取消了经济领域的自由交换一样。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领域的更多的自由交换活动，给予了流通空间，然而意见与认识领域依然没有实现这种较为自由的交换。
经济领域中的交换活动的不公正会把问题压向意见交换领域，意见交换领域的不自由会把问题与能量压向情感、无意识、暴力与本能的领域。意见包括情感的交换被压抑下来，导致社会各种层面的动荡。意见交换空间的取消，会带来越来越频繁的暴力，这是仇恨、暴力与死亡的交换，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暴力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语言，只不过是我们不喜欢的语言，暴力是变形的语言，也是一种失败的语言，伤害着社会的肌体。一个社会的交换活动越是不充分、不自主，就越是自我消耗、自我伤害。就像经济交换一样，交换活动带来的是一种社会活力，交换越少、越不自主，越是受限，社会就越是陷入一种被监控的处境，而反应也就越是激烈而缺乏理性。交换活动就会从建设性的、积极的方面进入毁坏性的和消极的方面。
我一直在人文学科这样一个领域写作，研究那些被压抑的、不能进入社会层面的交换。思想与意见交换领域伴随着情感与感受，而思想意见交换方式的受阻、交换空间的狭小可能加剧人们的情绪、感受，甚至是激起冷酷、冷漠、仇恨。在经济交换活动之外的社会交换被忽略时，当这些能量不能转化为语言符号时，就会进一步转化为暴力、冷漠与仇视等社会消极力量。
这些情绪与感受，仇恨、暴力、冲动、欲望是人文学科也要学习处理的。我们可能会发明各种语言符号，包括诗歌的隐喻与象征，使之进入社会的象征交换。人文学科就是要通过一种象征符号的语言，使这些不良经验不良感受，即这些被社会交换所压抑的东西重新获得一种非暴力的语言，使这些经验重新被“主题化”，使这些东西可以被社会所感知，被他人理解，进入社会经济交换与意见交换相平行的、也是一种更深层的交换领域。只是这种象征交换活动目前来说给了一个学院式的小学科分支的命名，使它狭隘化了，被限制了意义的扩散。一旦说到人的情绪、感受、感受力或想象力，似乎就是文学领域或文学话语，意思是这是无足轻重的，不重要的，直到它戴着仇恨、暴力与死亡的新闻面具出现，人们还没有认出它来。
伦理感受力的式微
现在从这一层面讨论一下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就是经济和文化都涉及一种感受、感性与感受力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文化，都围绕身体、欲望、感性问题而发展。经济活动提供满足身体、感受与其他感性需要的物质条件，而文化则创造满足身体、感受力与感性的属于心理价值或精神方面的“升华”形式。宗教社会一直对身体、感性持压抑态度。何光沪老师研究宗教学的，不知他是否同意，尽管不同的宗教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对人的身体、欲望、感性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而经济活动则承认人的欲望合法性，经济社会是对人的各种欲望合法性、正当化的过程。同样，肯定与推崇感性价值，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所以从这一点讲，经济活动对人的感受力、包括需求与欲望的开发和文化对人的感受力与感性的塑造，两者具有共通之处。
今天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广大领域，包括城市建造、居住、娱乐与购物等生活环境的改变，都十分注重身体、感受与感性的需求，这一点被很多学者表述为我们的环境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使用器物的审美化。所谓审美就是关注感性生活、感受力及其表达形式。但是无论城市发展多么快，局部环境多么舒适，都把感受力的另外一个层面排除掉了，就是理论和道德感受。
今天所说的感性与感受在流行文化和经济活动里面是强调感官快乐和身体娱乐的一面，它把这种感受力的另外一面遮蔽了起来，我们对其他理念的感受，比如说对公正的需求，对不公正的感受，某些基本的社会伦理意识，被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经济和文化合在一起的两种感性力量遮蔽了，与日常生活的审美感受相比，伦理感受力变得越来越微弱了。
感受性主体的困惑
最后我想回到道德感受力的何以能够发生、如何能够保持它的社会良知功能这个问题上来，这是崔卫平已经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和她今天谈话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人的潜能、担当与创造性问题。
就我们的社会来说，个体的概念和个人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虽然十分缓慢，文化还是在促进着个人的自主性概念的发展，经济活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对个人自主性的确定，个体在一些领域慢慢变成一个主体，不再是一个家族、种族或其他集体的被动的从属体。个人的主体化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前提和条件。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里也缓慢地发生着。我们开始注重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尊重个人的存在与需求，注重个体的经验、个人的思想、个人的意见与感受及其表达。
但同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个人可能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我们可能会有个人意见和认识，但并不是一个行为主体，并且越来越丧失作为行为主体的能力。认知主体与行动主体的这一分裂，导致现代哲学的一些命题，比如人之死，大写的人的死亡，作者之死，主体性的消亡等等，并且他们常常用语言本体论来代替个人与主体，这种状况令人不安，会导致整个生活的空洞化，个人主体消失将导致道德感受及其问题成为一个幽灵。
我们可能通过学习、思考，获得一种认知和判断能力，但是行为可能是受到限制的，比如我可能同意一个文本，但不敢在这个文本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知道我的认识和我的行为之间是不能统一的，一旦做到“知行合一”就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甚至使我丧失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我可以是一个认识主体，但不是一个恰当的或有效的行为主体，与此同时，我的丧失道德行为这一处境使我产生一种主体的内疚、痛苦，使我们因为行为的缺失、因为知行分裂的高度刺激产生一种感受性的主体。敏锐的个人，在面临这一状况时导致感受性主体的发生。
在现代社会个人获得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一边意识到传统的宗法制社会的消失，家族、地方习俗及传统的族群信仰对个人控制力的消失或弱化，同时也意识到一种更加强大的集体力量正在兴起，比如说社团，政党，还有公司，最重要还是政党与国家。
它们是非常抽象的主体，但在行动意义上讲，今天是抽象行为主体比我们的个人主体要强大得无法比拟。而且，二十世纪里，随着宗教的非神圣化，发生了对抽象主体的神圣化运动，政党、民族和国家都要求个人对它的忠诚，服从于这个抽象主体的意志，抽象主体的行动能力比有着独立认知、判断的个人的行动能力大得多。在居于绝对的支配性的抽象主体的控制之下，个人行为主体是否还有行为空间，或者如何寻求他的行为的有效性？
到此为止，敏感的个人就成为一个失败者，这是没有行为能力的感受。现代思想领域一方面可以通过消解主体消除反抗意志，另外一方面就是，个人主体性的从行为主体沦落为一个敏锐、强烈的感受性主体，这既是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也许还是一个出发点。
我有时候会沉迷于感受性主体的不良经验进行写作，如果我们不能取消抽象主体，那么如何将感受主体的道德感受或情感投射向抽象主体？如何影响它的“意识”、“意志”和行动？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尤其在抽象行为主体已经被神圣化的时刻，我们对它的意见投射会受到阻隔，这就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即意见、思想与感受的交换问题。
我分成两个问题谈，但可能还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个人获得独立与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尤其经济社会使个人获得至少在经济活动上的个人特性，但同时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能力，在抽象主体的绝对支配下日益丧失个人行为和选择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成为经济上单独核算的被原子化的个人存在，然而在社会进程中又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知行合一的主体，以至于陷入个人不良感受的封闭型感受与消极体验的道德意识之中。那么，淤积在无数个人内心的无效的伦理能量如何投射到更有凝聚力的行为主体身上，他们的意见与认知如何凝聚在一个更卓越的或更可效仿的行为主体身上，或者限制行为主体行动和意识，使它接受多数人的意志，这里存在着一种意见与思想交换领域里的经济学，这也许正是一个民族的所谓“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