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郑大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所教授）
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主持人： 危兆盖（本报特约记者）
激进还是保守，这是近代中国人面临的两难选择，它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两翼，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课题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发了几次大的讨论。当然，这一关涉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极其复杂的课题，需要不断地加以讨论以使之深化。为此，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何晓明教授和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俞祖华教授，就“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
一、激进与保守：如何界定？
记者：在遭遇两千年来未有之剧变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想天平发生着剧烈的摇摆。在探寻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时，有人趋于保守，有人主张激进，双方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我首先想问的是，史学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有无明确的界定？
郑大华：在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之前，我们首先要明晰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来历与含义。激进主义是指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或者这种制度的某些部分的理论与实践。一般认为，激进主义较早地用于说明19世纪上半叶在英法两国出现的主张实行男子普选权或要求实行共和制的观点。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西方所说的激进主义又多指马克思主义以及声明拥护或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左翼”党派或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二次大战以后，激进主义的含义又有所扩大，不仅一切与现行政治秩序相颉颃的个人和集团的言论和行动被指为激进主义，就是一党一派或某组织中与多数人意见相左的观点也往往被戴上激进主义的帽子（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61页）。保守主义是指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激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势力和思想流派。一般认为保守主义思潮的鼻祖是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他在法国大革命后写了《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批评大革命是企图切断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实验，认为它已经演变为一场颠覆传统和正当权威的暴力叛乱，而非追求代议、宪法民主的改革运动。因此在西方话语中所谓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大多指的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但在近代中国，除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外，还存在着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全面改革甚至革命，后者主张维持现状或逐渐改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方面，前者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后者主张认同、维护传统。我们在谈论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必须对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加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谈清楚。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来关于“激进与保守”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俞祖华：我认为，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要把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定位在现代性思潮上。激进也好，保守也罢，在探寻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赞成乃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差别只是在程度上不一样。在西方，“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余英时认为，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但在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维持现状”虽不能说是要守护自由主义，但绝不是要退回到“前现代”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价值形态上，而是希望在大变局中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保守主义的“不要变”不是拒绝变革、不要进步，而是希望把变革的程度、速度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所谓“不要变”的范围仅是指仍优于西方价值的传统文化的某些层面；它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赞成现代化转型的，只是其对现代性、现代取向作了相对狭隘的理解与取舍。因此，可以这样来定性保守主义：它是一种从传统的视角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化的现代性思潮，其基本取向是基本承认和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但崇尚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与人文主义内涵，致力于从本土文化中转换出现代性因素。而正如保守主义一样，激进主义也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批判言说而出现的，不过激进主义是从社会主义、从后现代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和谐所进行的揭露与反思。激进主义在追求中国现代化时表现出更强烈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无论是在现代化目标的设定，还是在现代化途径的选择上，都表现出一种非常焦灼的心态。如果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激进主义之“激进”就表现在追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还急于寻求批判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何晓明：作为现代化思潮的保守与激进，内涵十分丰富，绝非如字面所显现的那么简单。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说：“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章太炎说：“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他们都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变革的方略而论，而非简单表明维持现状的温和态度或打倒一切的破坏意绪。因此，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背景之下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格局中来加以讨论。19世纪以来，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激起了强烈的文化反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是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由主义相伴而生的文化思潮与派别。自由主义全面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变革持温和态度；激进主义彻底反传统，主张以革命方式重建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保守主义则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批判地、有限度地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同时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三大思潮均为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生，可以被认为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关于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理论思考的结晶。
二、保守与激进：何时发生？
记者：我注意到三位在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时，着眼点各有不同，在具体界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看起来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的确很复杂，要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恐怕很难。既然在界定上出现了一定的差异，那么，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三位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这一问题的发生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认识？
何晓明：学界论及保守主义，多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其发端期。我以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以及这种碰撞和交融在思想领域激起的巨大波澜，抹杀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派在保守主义发生史上的先驱地位。作为社会思潮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是其中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冯氏在1861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实际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要害。其后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发展形态，无不继承了它的血脉，打上了它的印记。相对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发生要晚30—40年。戊戌时期的谭嗣同，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与文化持猛烈的批评态度。在温和的体制内改革面临绝境的危急关头，他不惜铤而走险，图谋以绝然方式推进改革，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仁学》中已经明白表露的激烈主张作为思想基础的。我以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从谭嗣同殉难到孙中山革命方略的成熟，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想的形成期。更具体地说，1905年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奴，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将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大主题昭示于人，就是激进主义形成的标志。
俞祖华：在追溯保守主义的源头时，将现代性的保守主义与极端的保守主义、封建的保守主义加以区别是很有必要的。封建顽固派的保守传统、卫护旧秩序，与作为现代性思潮的保守主义根本挂不上钩。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也还谈不上是现代性的思潮，它只接纳科技的现代性而排斥人文的现代性，拒绝现代性向科技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展，包括拒绝儒学的现代性创新，与守护传统但着眼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能混同的。我认为，无论是政治保守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戊戌思潮。康有为的新儒学既主张“保教”，又主张对其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既接纳现代化，又展示了比西方现代性更为美好、更为完善的大同前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既认同又革新、对现代化既有批评又坚持导向的品格，是比较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严复则可视为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先驱，他激烈抨击专制主义，但又认为取消君主政治“其时未至”，他批评康、梁等“鲁莽灭裂”，主张变革过程中的权威主义、强人政治，这些与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所强调的渐进主义与秩序原则是契合的。至于激进主义，我认为也可以追溯到戊戌思潮。被归为激进主义一脉的各种思潮中社会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而社会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言说被中国思想家关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戊戌思潮还是力主大刀阔斧式的现代化变革乃至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的起点。因此，作为现代性思潮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是从戊戌时期开始且相伴而生的。
郑大华：我也不赞同以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因为19世纪中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文化主张，虽然是后来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至远至深的思维模式的最初表述，但在当时它不仅不具有保守的性质，相反还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想，在19世纪中叶还有什么样的文化主张比“中体西用”更激进呢？没有。因为在当时整个社会对西学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学习西学就是“以夷变夏”的情况下，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论，一方面强调中学之“体”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肯定西学之“用”的辅助作用，主张破除成规习见，引进西学以弥补中学之不足，从而实现以中学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文化之间的调和与互补。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中体中用”文化观的否定和突破，从而为学习西学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中体西用”成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后来的事，是后来社会发展了，人们对中学和西学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进步了，但在当时它并不具有保守的色彩。我也反对将中国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头衔戴在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以及他所代表的维新派的头上，因为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为“托古改制”亦即维新变法服务的，不具有保守的性质，也不是文化理论而是政治性的论述。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正式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戊戌时期的张之洞因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论的系统阐发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团体是辛亥时期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国粹派。国粹派基于对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反省和认识，既对那种脱离中国文化生命机制的“欧化”主张表现出严重的不安，也不赞成一味守旧，拒斥西方文化的一切因素，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精神加西方的物质。而这正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有学者反对把国粹派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主张反清革命，是革命派。这种说法混淆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这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文化激进主义最早也是在戊戌时期出现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激烈批判，樊锥和易鼐在《湘报》上提出的中国“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可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之先河。到了20世纪初，所谓“欧化”、“欧化主义”这一类体现文化激进主义价值取向的词汇在报刊上已屡见不鲜。1907年6月由吴稚晖、李石曾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既是革命派内部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大力宣传提倡过所谓“欧化主义”。当然，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五四时期。其时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派别，而陈独秀、胡适、吴稚晖等人则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激进主义者。
三、保守与激进：对立还是共生？
记者：由此看来，我们真的不能简单地机械地从字面上去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更不能随意地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或褒或贬。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好像也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水火不容，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或主观上轻率地判定谁对谁错，而是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辩证分析，审慎界定。
郑大华：是这样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之间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既互为矛盾、互相对峙又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各有着相对独立、自成特色的价值系统、政治立场与文化观念，并在推进中国文化的前进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激进主义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时期的一定阶段往往起着打破旧的政治秩序与旧的文化传统，实现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开创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的作用，而保守主义起到的则是对过度的激进主张进行制衡，对现代性的弊端进行修正，使传统在现代化的变革中得以延续的作用。但激进和保守都存在于同一历史时代中，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也就自然有交叉交集、相近相似、相辅相成的一面。以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而论，在文化问题上，他们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都是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学和如何建设新文化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性”、“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实际上，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提出保守或激进的文化主张的目的，都是出于振兴中国，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文化出路的考虑。当然，其主张在客观上的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他们都不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是各自选择的方向和道路有所不同而已。文化激进主义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老路；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正因为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之间有着如此之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再加上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或者是前一时期的激进者到了后一时期成了保守者，或者是前一时期的保守者到了后一时期又成了激进者，或者是保守与激进同时交战于胸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种转化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前一时期的激进思想或观念到了后一时期则变成了保守思想或观念。
何晓明：余英时认为，保守就是维持现状，而近代中国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保守主义很难有什么立足点，“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姜义华则认为，保守主义显然并非不要变或是要求变革较少，而只是要求使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如尊重传统、尊重权威、维护民族主义等等。因此，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但我以为，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不是谁强谁弱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双方都有存在的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从社会实践的基础看，双方都有可以依凭的利益集团作为社会基础。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就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大目标而论，双方绝无分歧。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保守主义的理性思考更为辨证；而在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构建方面，激进主义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更有利于难局的突破和道路的拓展。如果说在国难当头、时局危急的当年，人们无暇坐而论道，那么在政治安定、思想解放的今天，我们理应以平和的心态和科学的精神来辨析两者之间的共生互补关系，以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俞祖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很明显，双方有过激烈的交锋，但两者之间的互动也确实很多很密切。譬如，他们都有着强烈而深沉的民族主义关怀，但表达的形式不一样，并选择了激进与渐进的不同手段；他们都是时代催生的现代性思潮并都对西方现代性有所反省与批评，但批评的角度与修正的思路又有所不同；他们在人类社会的远景规划上都认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激进主义思潮自不必言，属于保守主义阵营的康有为、梁漱溟、张君劢等也提出了大同思想或表达了空想、改良性质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也都有浓郁、炽热的传统文化情怀，一些激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家，在其激进反叛、弃之如敝履的姿态与话语背后，那种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理性认同、那种对故土文化的归依怀恋、那种对传统话语的信手拈来、那种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沿袭、那种沟通调和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不懈努力，依然有线索可循。因此，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时，不仅要看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表面上的对峙，更要看到两者在对峙的表象之后隐藏着的互动与共识，还应当重视两种主义、两种力量在交锋与互动中产生的思想激荡及所形成的精神成果。
四、激进与保守：如何定位？
记者：这就关涉到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到底应该作怎样的历史定位了。近些年来，有一种声音在为保守甚至倒退的力量喊冤叫屈而对近代以来的进步和革命力量贬损甚至否定，你们是如何看的呢？
何晓明：保守主义所要表达的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在近代中国，作为社会心理的保守主义，拥有十分宽厚的民众基础和顽强的传统力量，远比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作用更大，影响更深。我们应当承认保守主义对民众思想实际影响的必然性，同时又要引导人们避免为其后顾性的文化取向、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所束缚，真正尊重历史，创造未来。同样，激进主义所要表达的也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作为价值系统，它既可以呈现为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可以表现为一般的社会心理。从一般社会心理的角度，激进主义特别符合近代中国挣扎于贫困死亡线上的下层民众的激奋情绪。既然旧世界使我们一无所有，那就干脆打它个落花流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反，它主张冲决一切“网罗”，颠覆传统，以暴力打碎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器。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激烈，传统包袱沉重且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更符合情感激越、救亡图强愿望急切的精英集团的思想倾向与策略选择。无论人们赞同与否，激进主义无疑引领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度，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凯歌行进。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反复，理应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的内在特征、近代中国与近代世界相互关系的特点等方面去寻找更深刻的原因。
郑大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海外学者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加以批判。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说，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结果。海外学者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很快得到了一些中国大陆学者的响应。一时之间，批判激进主义似乎成了时尚。他们在激烈批评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也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发难。这股批判政治激进主义的学术思潮怀疑、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还有人进一步认为变法、改革也过于激进了。他们把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归因于改革派的激进，将辛亥革命的发生说成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而将中国现代化的延误归咎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同时，对维新派的激进改革与革命派的流血革命打断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渐进改革表示遗憾和惋惜。这种对近代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一是尊重史实不够，有主观臆造之嫌，如有人在批判辛亥革命的所谓激进主义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二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夸大主观观念、某一思潮的作用。须知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派别的思想、或某种思想观念甚至某种思潮主观愿望的结果，是历史发展为包括激进主义在内的近代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思想演绎的舞台，而不是激进主义在规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决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观念，任何思潮的作用都不可能大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地步。
俞祖华：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沉沦、磨难，甚至在重新恢复国家独立之后也发生过像“文革”那样的灾难性事件，但总的趋势是从饱经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变为一个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东方大国，是从“前现代”的、落后的封建帝国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兴国家。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研究只能从既成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想当然地搞假设，替前人谋划历史发展的“正道”。这种越俎代庖的研究本身就离开了历史研究的正常轨道，说它别有用心一点也不冤枉。事实上，从1840年到20世纪初，历史已经给予清政府足够长的时间，在这一时段里，东邻日本崛起了，而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程度却大大加深了，因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何错之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怎能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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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992年4月，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发表申辩文章《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从此成为“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主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全面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此后，激进与保守之争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大热点。《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有陈炎对姜义华教授的访谈《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2003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已经出版的有关激进与保守的研究著作有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88年增订再版）、郑大华的《胡适与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年）、李世涛主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