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美经济双赢方案

一个中美经济双赢方案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访华期间说：“我们将同升同降。”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但是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建议却是“脱钩”（decoupling）。对于左翼而言，中国为美国生产廉价产品，出卖劳动力，而美国则用阴谋（或阳谋）控制中国，所以中国应该和美国脱钩；对于右翼而言，中国不灵活的汇率制度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美国消费，脱钩就是要中国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缺乏远见。

作为替代，我提出一个中美经济双赢方案（A Grand Bargain）。它的要点是：

（1）      中美两国：维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稳定。

（2）      美国：

a)      改变目前金融立国的经济模式，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b)      要求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

（3）      中国：

a)      继续坚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b)      短期内继续购买美国低风险资产，帮助美国的经济复苏；

c)      加大城市化力度；

d)      鼓励私人对外投资；

e)      进行一次1970年代末期“洋跃进”式的大规模技术升级。

这个方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保证中美的双赢，包括（1）、（2b）和（3a）、（3b）所列的建议；第二个部分是对美国经济调整的建议，即（2a）中的内容；第三个部分是对中国结构调整的建议，包括（3c）、（3d）和（3e）中的内容。

为什么方案能保证中美双赢？

首先，对于中国而言，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有着人口和劳动力方面的根本原因，不是也不应该在短时期可以改变的。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是0.4，即一个劳动力只负担0.4个十六岁以下或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因此中国正处在劳动力最丰富的时期。同时，中国农村人口（不包括1.4亿进城打工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5%，劳动力储备巨大。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和储备决定了中国劳动力工资不可能增加很快。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稳定的人民币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东亚制造业发生了巨大重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周边国家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和之间产品，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形成赤字，而对美国的贸易形成盈余。但是中国经济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是从中国入世开始的。入世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实现了全球采购，投入品价格不受国内生产的影响，价格可能增加的只有劳动力和土地，而这两种要素价格又很低，所以，出口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的是给了出口企业。近年来，中国的国民储蓄增加到GDP的近一半，但是多数储蓄的增长是由企业和政府带来的，居民储蓄占的份额较小。事实上，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和印度的居民储蓄率差不多。这就意味着，在不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提高国内消费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国民储蓄在一段时间里，还是要以贸易盈余的形式存在。

其次，出口导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出口增加值大约占中国GDP的20%，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是10%，则出口的直接贡献是两个百分点。如果加上出口产品生产的前、后向联系，则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还会更大。而且，不要忘记，出口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进城打工的1.4亿人当中，大部分在和出口相关的行业里就业。国内知识界一个最不能理解的现象是，一些人一方面声称关注社会平等，一方面又反对出口。出口下降，受打击最大的是那些进城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难道让他们回家种田才是最公平的？

第三，对于美国而言，大量的中国廉价产品对于维持美国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有着积极的贡献。而且，中国出口的60%是外资贡献的，其中，美国公司占的比重很高，中国最大的十个出口公司都是美资或中美合资的，减少中国对美出口会同时打击美国公司，进而打击美国本土的就业。另外，即使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其空缺也会很快被其他国家所填补。近期而言，中国出口盈余继续回流美国，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奥巴马总统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需要大量举债，而向国民举债减少消费，向国外举债是刺激经济的最有效方法。

最后，对于中美双边贸易参与者而言，稳定的汇率降低贸易风险，提高双方贸易参与者的盈利水平。对于中国而言，稳定的人民币币值将有利于人民币成为稳定的国际贸易中介。目前，人民币之所以能够在周边国家流通，就是因为人民币在稳定中有升值的压力。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实现中国国际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要实现这个目标，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人民币的升值似乎可以解决短期不平衡问题，但是，如果由此人民币进入一种大幅浮动的境地，则升值就是得不偿失的，而这种境地是很可能发生的，日元的下场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为什么美国应该改变金融立国的战略？

首先，金融离不开实体经济。一个灵活和高效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就是海市蜃楼的虚景。美国国内制造业萎缩，金融市场的服务对象变成全球经济，但这也不意味着金融可以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独立存在的行业。

其次，金融过度自由化的后果是助长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脱钩，金融的交易对象完全变成对未来的想象。比如，由一项住房贷款形成的证券化资产一般要被买卖20次，而石油期货的交易量是世界石油消费量的15倍左右。尽管对未来的交易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如此疯狂的对未来的想象只能造就一个又有一个庞氏骗局。

第三，美国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领导者，美国金融体系的动荡危及它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包括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金融体系的重建应该以金融稳定为核心，而不是华尔街的利润增长。

为什么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

首先，中国的结构调整不是要减少出口，而是要从结构出发，增加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许多人认为，增加消费的最好办法是增加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但是，这个办法不仅不会对国内消费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会让政府背上巨大的包袱。前面说过了，中国居民储蓄的增长并不快，因此，由社保引致的消费增长将是有限的。消费增长将主要来自政府对社保的直接投入。但是，在目前就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社保制度将让政府财政背上巨大的包袱，日本和欧洲都是极好的反面教材。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高，这给人们一种“时间错觉”，即以为这种增长将是可以长时间维持的，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政府收入的超常增长。另一方面，人们对人口的老龄化速度、预期寿命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医疗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往往估计不足，以为目前这样的低水平社保将不至于导致今后爆炸式的增长，但这却是多数国家发生的事情。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反对建立社保制度，而是认为，盲目增加对社保的政府投入不是社保制度的方向。

其次，城市化是提高国内消费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办法。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让农村居民的收入全部来自农业，且其劳动生产率足以保持其现在与城市收入的差距，即3.5倍，则我们只需要29%的人生活在农村。另外，城市人均消费额是农村人均消费额的2.6倍，如果让农村居民的比例由现在的55%下降到29%，则全国消费将提高24%，消费占全国GDP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9%提高到55%。这些数据是在假设没有任何收入提高、没有任何额外投入的前提下得到的，但是，我们知道，城市化的一个结果是对城市基础设施投入要求的提高，由此而导致的投资的增加将是不可估量的，也就是说，城市化不仅提高国内消费，而且提高国内投资。

第三，鼓励私人（包括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是消化国家外汇储备、降低国内通胀压力的有效手段。尽管目前通胀压力较低，但继续增长的贸易盈余（今年预计在5000亿美元）将对未来几年的宏观形势重新构成压力。国家主权基金（如中投）的投资是为了国家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但不会起到降低国内通胀压力的效果。当然，把国家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也不会起到降低国内通胀压力的效果，而且，国家外汇储备本来就不是央行的资产，而是央行对全国人民的债务，不能像某些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可以拿来分给老百姓。私人对外投资要求投资者拥有等量的人民币，因此是央行回笼人民币的一个手段。而且，鼓励私人对外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第四，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仍然有很大的余地。尽管中国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消费大量像波音客机这样的美国产品，而且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还有大量限制，但是，中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一是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加从美国的消费品进口，包括汽车、药品、家具等等。以汽车为例，同样型号的汽车，即使是在中国生产的，其价格一般也要比美国高出50%以上（如本田雅阁在美国的价格在22000美元左右，而在中国的价格是24万元人民币）。一种观点认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将打击国内汽车企业。这种观点在入世之间就存在，但入世之后国产汽车井喷式的发展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一方面，关税的降低导致汽车价格的下降，从而刺激对汽车的需求；另一方面，关税的降低还促进国产汽车的技术进步。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另一个途径是增加对美国的服务需求，如出国留学、培训、开放服务业市场等，长期而言，这些措施将有利于中国国内人力资本的提升。

增加从美国进口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进口美国的常规技术提升中国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即再来一次1970年代末式的“洋跃进”。在那次“跃进”中，中国建立了像宝钢、扬子石化和齐鲁石化这样的重工业基础企业，本次“跃进”是在信息化和清洁生产方面对中国工业进行一次重大的提升。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就包括清洁生产的内容，中美是能源消耗大国，两国的合作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