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8次报告会于2012年2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他根据第27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两句话概括24家特约机构对今年1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政策审慎‘两率’稳，经济仍处回调期”。
本次报告会主要讨论基础设施投资评估和前景，劳动力市场演变特点和当前“招工难”，以及目前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和卢锋教授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将提供整理的报告全文。
张长春：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结构与效益
研究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问题难以回避：一是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二是财政4万亿投入是否适当。针对一些高速公路低使用率的现象，部分学者、管理部门认为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这种观点缺乏可比、权威的数据支持，而取得全面、系统的数据是研究的难点，进而对判断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造成困难。此外，在转轨体制下，从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的角度出发，财政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是必要的。虽然从现在看4万亿投资计划有不少改进余地，但当时的决策者无法预知不采取政策干预的后果。从数量上看，4万亿综合起来其实只有11800亿，加上2000亿地方债，并且分2年执行。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财政经常性资本预算支出大约几千亿，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只比经常性预算支出大约多了几千亿。
制定4万亿计划是因为当时大规模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无论管理部门还是政策研究部门心里没底，只希望尽快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曾使用扩大政府支出办法刺激经济。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两种政策工具相比较而言，我国在使用扩大财政支出政策上的实践经验更丰富。因此2008年底中央决定尽快扩大支出，希望各种项目尽早开工、尽快建设、尽快发工资，让农民工尽快领工资回家过年。由于当时对金融危机的后果估计不准确，政策出台过于匆忙，从现在看当时的政策存在许多可改进之处。
从所有制结构上看，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总体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占投资比重大幅度往下降，非国有主体占投资比重大幅度提高。国有及国有控股占投资比重从2003年64.3%下降到2011年的35.6%。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国有投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目前绝对比例值还是非常大。电力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比重下降较多，从2003年88.3%下降到76.3%，其他道路、航空、水利、公路设施下降幅度都不大。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仍是国有控制，特别是电信、金融等行业，从而更有利于国有部门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各方面的影响。虽然从每年流量上看总体国有投资比例大幅度下降，但从存量以及产出规模上比较，国有部门的规模比原来扩大许多。且2008年底扩张性财政支出给民间资本投资带来更大压力，因此国进民退的说法也有其道理。
在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仍然较大，但总体上投资逐渐往中西部移。单个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域的分布与地方经济、人口、地理等因素密切相关。铁路投资在四大区域分布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西部、东部、中部和东北部。由于地方财力问题，东部地区铁路投资比重仍较大，但其比例正逐渐降低。九十年代开始中央曾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口号，十多年来国家加大了西部、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倾斜力度。总体思想是尽管不同地区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希望不同地区和民族最终所享受到的公务服务应是均等的。
财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变动有重要推动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下，内地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从1985年不到1/3上升为2011年的60%，对内地投资的所有制结构形成非常大的影响。西部和中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改善了投资环境，带动了城镇地区民间投资向中西部转移，其中的时滞大约是6-8年。目前民间投资增速较高的地区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大幅度提升。十一五期间内地投资的年均增速30.3%，东部为20.5%。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有多方面特点。从规模上看，基础设施投资比重随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变化在15.5%-19.5%之间波动。所有制上看，非国有投资比重有所增加但幅度有限，重要行业仍以国有投资为主。行业投资的区域分布上，道路、公共设施以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为序，反映了地方财力差异与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意图。在行业投资占区内投资比重上，道路、公共设施以西部、中部、东部为序，反映了地理因素差异、区域投资政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意图。总体上看是公共投资向西部倾斜特征明显。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从技术性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效用的周期长，如何超前尺度从规模上把握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如何科学设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内各行业比例，使之最大程度发挥结构效益。三是如何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开发中的作用，如何分别核算其短期和长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四是如何突破现有的投资格局，改变基建项目的所有制结构，引入民间投资。五是如何惊醒基建项目的资金计划、项目决策与项目建设管理。以上这些问题根本在于我国缺乏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效益保障的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和机制，而提出转轨进程中可行的技术性方案是解决问题的难点。
基础建设投资解决方案的原理已有不少讨论。公共产品投资资金来源相当一部分来自公共财政，公共品的投资决策无疑需要公共选择机制。老百姓的公共需求怎么发现？是专家草拟方案由管理部门决策吗？这种做法是缺乏效率的，其根本还在于建立公共选择机制以达到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的目标。目前文章对基础性原理讨论较多，但缺乏技术性方案。公共产品决策机制怎么建立，公共需求选择机制怎么完善，这些问题都需要政策研究者提出基础性、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长周期的特点加大了基建项目评估的难度。小基建项目建设周期大约2-3年，大型骨干基建项目3-5年。如果加上前期准备，大型基建项目的建设周期可能需要5-8年，甚至更长时间。发达国家基建项目建设周期并不比中国短，但更严格控制项目立项、准备工作更充分、项目管理更细致。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量巨大，不可能等着体制完善以后再安排公共投资。好的技术方案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基础设施投资和产出水平大体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这也是政策研究者长期关注并希望有所突破的。
（蔡晓慧整理）
张军：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现状与评价
张军教授在演讲中从学术文献角度概括了基础设施定义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过程，并从融资方式和效益两个方面对基础设施投资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军教授指出虽然基础设施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直到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通过Social Overhead Capital这一概念对基础设施问题加以讨论。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题为《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类，其中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和交通。这一划分标准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基础设施对私人部门产出、生产率和资本形成都有正外部性。虽然大量经验研究文献对基础设施产出弹性估计不同，但大多数资料都支持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的历史形成过程，张军教授从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从存量角度看，张军教授根据中国现有统计数据，选取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设施四个指标分别加以度量。由于每个指标内部及四个指标之间单位各不相同，张军教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CI）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将这四个指标进行加总，合成为基础设施存量指标。合成后的基础设施存量指标显示1994年以前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基础设施存量差距逐步扩大，之后这一差距渐趋稳定。张军教授指出这是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并提高了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同时，张军教授还利用分省数据和PCI方法计算了各省基础设施存量，并对各省基础设施相对规模及其变动情况做了详细分析。
从流量角度看，张军教授根据可得统计数据，选取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城市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四项固定资本投资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显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在1994年左右开始起飞。在2003到2009年之间，前三项指标衡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26%左右，占中国GDP的13%左右，这一比例远超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中给出的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建议。关于市政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显示其变化要比GDP变化超前一些，是短期内拉动GDP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2002年以来城市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逐年下降至目前的4%左右，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平均水平为6%左右。这是因为虽然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在加快，但由于其他种类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更快，从而导致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占比相对下降。
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看，中央财政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例经历了下降的趋势，目前只有15%左右。现阶段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投资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地方政府财政占比1/3，其余则来自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其中地方财政和国内贷款占比呈上升趋势，而自筹资金占比则呈下降趋势。张军教授认为土地财政增加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公用设施中的投资，银行贷款则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入城市公用设施投资中，从而降低了自筹资金比例。
张军教授认为基础设施融资中所涉及问题主要有地方融资平台、基础设施资产经营和资产证券化等，其中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争议最多。根据审计署报告，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约一万家，债务规模10.7万亿，其中五大银行发放贷款规模约占总债务规模10%。城投公司在形成债务同时也形成资产，目前江浙沪地区融资平台负债率多数维持在55%左右，其债务偿还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土地收入、目的税种、收费公共服务收入和资产经营收入等。张军教授指出在依靠地方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基础上，完善财产税等目的税种征收管理，对公共服务形成合理收费机制，稳妥推动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进程是顺利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重要措施。
关于基础设施社会效益，张军教授认为基础设施对私人部门的产出、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都有显著正效应，可以通过提升私人资本回报率而具有挤入私人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关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张军教授指出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高速公路平均回报率在10.5%左右。由于涉及折旧，对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估计较为复杂，张军教授认为电力和水汽供应行业资本回报率在12-14%，而铁路则只有5%左右的资本回报率。基于这些判断，张军教授指出在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回报率相对低的情况下如何很好吸收社会资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王豪整理）
汪同三：对当前宏观经济的几点看法
汪同三所长分别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汪同三所长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世界经济正遭受到两场危机的影响，第一场是美国金融危机，其余波犹在；第二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肆虐全球经济。
目前，三大发达国家经济体都存在着问题。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日本则经历了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故，这使得日本去年经济增长几乎为零；欧洲则发生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各大经济预测机构也相继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对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比较悲观的，并且其悲观程度还在不断加深。这体现为各家预测机构纷纷调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世界银行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为2.5%，低于2013年的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为3.3%，低于2013年的3.9%；同样，联合国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也低于2013年的预测值。这些具体的预测值虽然有差异，但反映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即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要好于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然而，国际经济环境中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比如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其中，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结局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汪同三所长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结局难以预料。从逻辑上分析，欧元本不应该存在。无论是哪一种货币，其本质也就是一张纸，它之所以能成为货币是因为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必须具有信誉，谁有信誉民众就相信谁；第二个条件是它必须具有权威性，比如，一张人民币背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张日元背后是日本政府，但是欧元背后又是哪一个政府呢？所以欧元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它虽然具有可信性，但是它缺少权威性。一旦遇到困难和危机，需要货币的权威性起作用时，欧元的先天不足便暴露无遗。有两个办法能够彻底解决欧元缺乏权威性的问题，第一个办法是出现一个强权者将欧洲统一起来，这样欧元背后便有了一个政府，权威性自然而然便得到了解决；第二个办法便是欧元区解体。
然而，政治家都是短视的，他们认为欧元区解体所带来的麻烦比现在想办法维持它的麻烦更大。即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但是短期而言，人们的普遍共识是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将明显增长，全球经济确实存在着二次探底的危险。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美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是历次经济周期中最弱的。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失业率在36个月以后仍然居高不下，而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的就业只用了28个月就得到了恢复。其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超乎预期。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国债占GDP比值以及国债利息率均居高不下，而这五个国家的债务分别为3520亿欧元、1740亿欧元、1750亿欧元、、7370亿欧元和19110亿欧元。同时，欧洲所有国家的债务总额高达83000亿欧元，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2倍多，所以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并不能依靠中国，而只能依靠欧洲国家自身。
随后，汪同三所长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两难”，其中，“一难”为物价难题。2012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还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任务依然繁重。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本推动的刚性因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提高，土地价格也居高不下，这二者并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成本推动的刚性因素是未来出现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手段仅剩下量化宽松政策。它们的财政政策财政状况已经极度恶化，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远远超过3%，不可能再通过财政政策挽救经济。同时，利率也低到了1%，缺乏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西方国家最后也只剩下直接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政策，而量化宽松政策必然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货币政策仅仅是对货币增量进行控制，中国货币存量依然巨大。2010年，中国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成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调整结果对抑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然而，解决的问题也仅仅是货币增量，货币存量规模依然较高。稳健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使M2和GDP的比值在短时期内发生显著改变，所以中国还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2011年甚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需要防止物价出现反弹。
汪同三所长认为“二难”是中国GDP增速减缓。自2010年第4季度以后，季度GDP增速表现出逐季减缓的趋势。与此同时，投资、消费、对外贸易、财政收入也都出现了下行的趋势。这其中既有被动的外部冲击因素，也有中国主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减慢首先是因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然波及到中国经济。为了应对财政状况的恶化，欧美国家不得不痛苦的要实行紧缩政策，它显著的影响到中国的外需。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出口以及外贸顺差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地减慢，并且，中国提出的2012年外贸增长预期值只有10%，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水平。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落实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任务，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也是要使经济增速稳步回落至合理区间，将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此外，自2010年以来，为了控制货币供给流动性过多助长价格上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受到抑制的同时，经济增速也有所减缓。
最后，汪同三所长表示，在2012年，中国既要保持增长速度又要保持物价稳定，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目标排序的话， “稳增长”还是应当放在第一位。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的一项重要对策便是以不变应万变，全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余静文整理）
卢锋：我国就业转型五点特征与启示 (1978-2011)
作为人口最多国家，我国有最大量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有最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作为曾经计划经济国家，旧体制隐性失业显性化需要创造大量新工作岗位加以消化。三重因素叠加，使我国面临极具特色的就业转型挑战。卢锋教授通过梳理就业形势演变的五方面特征性事实，分析我国当代就业转型历史进程的成就、问题及所需政策调整。
第一点特征性事实是数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转移农民工数量从1985年6000多万增长到上世纪90年代初超过1亿门槛，2005年超过2亿数量大关，最新2011年数据达到2.538亿人。农民工中外出打工与本地打工占比1985年分别为12%和88%，经不断演变近年大体稳定在36-37%与63-64%上下。
随着劳动力转移持续，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从改革初期七成以上降到目前约35%。结合战后“东亚四小”和更长期OECD国家经验，观察我国农业劳力增量变动趋势，可预计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仍将长期持续，未来20年农业劳动力比率有望逐步下降到接近10%。不过就年均转移规模以及占比值未来下降幅度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洪峰期或许正在甚至已经过去。
第二点特征性事实，是乡村劳动力变动和非农就业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具有显著联系。数据显示，虽然农业劳动力趋势性减少，非农就业趋势性增长，然而二者消长相对规模和速度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存在显著联系：在宏观高增长和通胀年份，一产就业减少较多而非农就业增长较快；在紧缩调控低增长年份，一产就业量减少和非农就业增长都相对较慢。
这对认识转型期我国劳动市场与宏观均衡规律之间联系机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认为我国“农业劳动无限供给”，宏观过度扩张派生“劳动引致需求”总可以通过一产劳动力减少或农民工数量增长得以满足；宏观均衡规律要求通过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原因导致通胀和相应紧缩调控政策表现出来，不会彰显为劳动市场供不应求约束。上述经验证据提示，在替代劳动力的农业技术进步速度短期受到制约背景下，总需求过度扩张可能通过农产品需求上升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偏快导致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由此推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并成为一般物价指数（如CPI和GDP通缩指数）上升的关键组成部分。劳动市场被动过度伸缩，既是宏观周期失衡涨落实现机制环节之一，也是宏观均衡调整机制因素之一。由此看来，转型期中国充分就业目标也存在宏观均衡基准。
第三点是城镇失业率变动凸显旧体制转轨对劳动市场和就业领域的冲击。把官方城镇登记失业率加上下岗人员数得到调整城镇失业率，过去30多年该指标值相对其趋势和均值的演变轨迹呈现一低一高两个峰值。第一个较小峰值发生在改革初期，主要知青政策改革派生数百万知青回城潮给劳动市场带来冲击，1980年前后城镇失业率相对上升约1个百分点。第二个峰值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企业改革派生上千万下岗人员把城镇失业率推高好几个百分点。
大体平顺地化解计划体制隐性失业显性化难题是重大成就，不过转型阵痛客观上使很多下岗人员承受较多损失甚至不同程度伤害。与知青制度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不同，企业改革属于卡多尔改进，应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对利益受损方提供补偿。政府当时在促进再就业和补助下岗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然而由于财力有限难以达到比较充分合理补偿。如今公共财政能力今非昔比，笔者认为可回头考虑这个历史形成问题，用适当方式对当时利益受损群体追加补偿。这不仅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也有利于排除干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四是晚近时期劳动市场多年出现“民工荒、用工荒、招工难”现象。世纪初以来间歇性“民工荒”已演变成多年持续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城市劳动市场求人倍率从世纪初大约0.6-0.7上升到近年1上下。2012年春节后媒体对各地用工市场报道，更是描绘出“东南西北中，无处不缺工”的不无夸张情景。“用工荒”、“招工难”之类现象，其真实经济学含义始终是“市场机制为农民工涨工资”，长期效果是倒逼结构调整。
估测数据显示，过去30余年农民工工资增速大体可分“两慢两快”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增长较慢，从80年代初不到100元上升到80年代末约200元上下。二是90年代前期增长较快，从90年代初200元左右上升到90年代中期500多元。三是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年增速较慢，2000和2001两年均值至600多元。四是晚近时期较快增长，2011年达到2045元，是十年前三倍多。采用消费物价指数调整的实际工资，过去十年也年均增长8%-9%。
五是近年劳动市场呈现相对低端员工短缺而较高学历和较高端工种求职困难的结构性特点。数据显示，虽然城市劳动市场总体求人倍率趋势性增长，但是区分教育背景和高低工种的工作岗位求人倍率呈现分化趋势。如2011年城市职介机构低学历组对象求人倍率在1.1以上，高学历组则在0.9上下；较低端工种对象求人倍率在1.2上下，高端工种约为0.9。
除人口结构变动与高校扩招等方面原因外，劳动市场近年矛盾也体现汇率利率等开放经济相对价格尚未理顺导致增长方式偏于粗放的影响。例如与宏观增长外向依赖度偏高失衡相联系，我国新时期就业扩张过度向可贸易部门倾斜。估测结果显示，2002-2008年制造业就业增长约3400万人，占同期总就业人数增长9成以上。这虽有利于缓解早年失业压力，满足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就业需求，同时也加剧我国就业结构中工业比例偏高问题，助推相对低端用工短缺矛盾。早年制约汇率和宏观政策调整原因之一是担心就业问题，现在就业形势发展本身要求调整汇率和宏观政策。
我国当代就业转型已取得化解旧体制转轨释放失业压力和实现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两大成就。我国就业转型历史进程仍将长期持续，不过从数量扩张单维度指标看，这一进程的最为高潮阶段可能已经或正在过去。依据就业形势客观变化特点，考虑劳动市场运行与宏观经济涨落的内在显著联系，未来就业政策应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并与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和人口土地等深层改革相配合，推动就业和经济社会整体最终成功转型。
（周俊安整理）
宋国青：内生性紧缩可能性不大
2011年3季度，由于房地产需求控制以及存房较多，房地产投资出现不景气。地方财政比较紧张加上负面舆论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面临压力。国外如欧洲出现经济衰退影响国内出口。当时部分人士对市场有悲观预期，但宋国青教授在当时预期内生性紧缩可能性不大，经济表现能够回调。半年时间过去，现在可以基于过去发生了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预测，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证实这一推测，但经济发展的进程与预期是一致的。
去年3季度形势很严峻，4季度显著改善，目前风险又稍微增加，不过现在情况相比去年3季度仍要好很多。从发电量数据来看，2011年发电量在10、11月见底，12月份大涨。而同时，2011年10月的工业环比增长很弱，后两个月特别是12月的环比很高，季调后GDP的环比增长年率为9.0%，与发电量的环比变化一致。从今年情况看，公布的发电量同比下降7.5%，看着很糟糕。经过季节和春节因素调整后，1月份发电量同比增速应为2.7%，1-2月同比合计增长预计为6.6%，季节调整后为5.2%。但从去年四季度发电量同比增速9%，一下子降到5%，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在迅速恶化？
不过最近商品等市场表现都在涨，出口也很强，反映出经济有所恢复。1月份总体情况跟2008年末和2009年初的情况非常相似。宋国青教授推测，2010年4季度发电量数据一定程度受到节能减排政策要求的影响，数据质量存疑。在对2010年4季度的发电量数据进行一定上调后，2011年4季度同比增长率也在5到6个百分点上下，而不是公布的9个百分点。因此，根据1月份的发电量，PMI和工业品价格数据，同时结合去年年末和今年1月的货币与贸易数据推测，季节和春节调整后1月份工业生产相当强，预测2月份可能略弱，3月份进一步放缓，但3个月平均仍可以达到13%左右。
从货币供给M2看，考虑到2011年季末数据都有一些异常，可能受到表内转表外问题的影响，故按季末数据计算环比增长率，部分消除这个影响。11年4-6月，季节调整后M2月环比增长率平均降到10.1%，3季度仍然相当低，但10-12月大幅回升至17.4%。剔除季节和春季因素影响后，1月比11月的平均增长年率为12.8%。这个数据略微有些偏低，不过一月份出口大涨，两项合起来货币供应就够了。但是有一点风险在于，中国一紧缩对外需就有影响。
从进出口数据来看，去年3季度出口下降，4季度恢复到正常增长，特别是1月份调整后出口增长非常高。所以综合看来去年2-3季度总需求很弱，10月份以来总需求环比增长率相当强。
理清了这段经济情况后，会发现进程与2008年底到2009年初的情况十分相似。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自身情况的相似。在上一轮过程中，发电量08年10月下到谷底，11-12月开始反弹，2009年开始连续上涨；工业生产在08年12月份开始回涨；信贷投放在11月止跌，12月大涨。同样的现象在去年底今年初重演，连时间段都很接近。
第二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联系类似。2008年底全球经济暗淡，中国11月份提出4万亿计划，在12月份工业生产便回调，跟着韩国在2009年3月份经济回暖，美国在2009年7月份出现经济上行趋势。本轮过程中，伴随中国去年底经济上升后，从春节到现在，国际市场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股票大涨，欧元上涨，美国经济也走强。在这两轮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上升，引导世界其他经济体走出低谷。这一现象从中国顺差的数据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中国进口暴跌时，顺差变大，世界经济走弱；进口上涨，逆差扩大，世界经济走强。
于是，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故事。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引起内需发生变化，进而对中国的进口造成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发生变化，再回来影响我国的出口。这带来的一个推论是，曾经研究美国经济大波动就可以预测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这个策略不再可行。反之，信息的着眼点应该逐渐移向中国，这两轮全球经济的复苏都首先从中国的复苏开始。
最后讨论目前的货币政策。目前银行间市场利率居高不下，显示出商业银行头寸不足，从而1-2月份信贷投放偏紧，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M2平均增长年率12.8%也偏低。国外经济体并未完全走强，而中国的信贷紧缩可能对其他经济产生紧缩效果，出口增长有下降风险，从而内生性紧缩风险存在。环比通胀从10年末11年初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0左右，在内生性紧缩风险存在的情况下，银行间利率未见明显下降，可以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不合适。因此，从合理性的角度考虑，目前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是必要的，有三个层次。其一，通过降低准备金率和央票运作增加商业银行头寸，或许这一步就可以解决问题，希望不小。其二，降低基准利率，目前可以观望。其三，扩大地方融资能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目前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到期问题，本来就应当通过展期等方式解决，不算在内。
（潘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