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改变分开来看，或许达不到历史转折点的高度，但合在一起，就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现实对我们的意义。这些改变已经让媒体和通讯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对政治和经济起到了重要影响，甚至颠覆了很多人关于时空的体验。这场革命首先应被看作是数据管理领域的一次突破，而数据管理体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超越了隐私、知识、历史诠释，甚至还超越了对真理的觉察。
这场革命，或许可以用认知神经系统科学家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形容当代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进展时所使用的概念来进行解读：外部记忆，或者说是“外部符号存储”（包括书写、共用的符号系统、刻有文字的纪念碑等等）。唐纳德认为，这种进展是“神话式”知识结构向“理论式”知识结构转变的基础，让人有能力反省自身。唐纳德将电脑技术及数字存储的发展与意识领域的这种进化联系在一起：人类最初用于加深记忆的手段——通过共享外化事物得以实现——现在被人类思维与外部记忆的互动所取代了。大容量的数据存储器，就相当于存储性能更好的“大脑”；快速的数据检索，就相当于迅速而高效的回忆。很久以前，电子存储就让人脑记忆相形见绌了，现在又加上一个远超人类思维的快速检索技术，人脑显得更加逊色了。
谷歌搜索引擎诞生以后，数据存取方面的革命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就是文本的电子化了，至少在人文科学领域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乔纳森•罗森（Jonathan Rosen）2000年出版的《塔木德与因特网》（The Talmud and the Internet）中的一个小故事来理解这种改变的本质。有一次，罗森想查找约翰•但恩一句引文的出处，他有模糊的印象，却始终找不到确切的位置。“最后我只好上网找，”他写道，但是“在网上搜索并不比在图书馆查询更有效。我本以为敲两下键盘，就能找着了，谁想到耶鲁电子图书馆里大部分书都没有文本格式。不知怎的，我总是相信世界已经电子化了，而且对此感到恐惧，甚至嘲笑自己杞人忧天，但现在我才发现，世界没能完全电子化，让我多么失望和沮丧。”
当然，现在世界电子化的规模，既非罗森在2000年时描述的状况所能相提并论，也非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或斯文•伯克斯（Sven Birkerts）在更早上十年的情况下所能预见的。尽管这一改变对经济和法律的意义尚未完全显现，我仍然认为，在被最新数字技术引领的人文科学领域，文本的电子化是最具颠覆性的巨变，其改变程度比新媒体在便利性、规模甚至信息扩散方面带来的改变猛烈得多。它真正革命性的地方在于，通过可搜索的文本改变了阅读和书籍的本质。
文本的电子化显然有许多积极影响。每个使用数字资源的学者都尝过它的甜头，在查找关键词的快速而高效的过程中发现意外收获。正如斯蒂芬•列维（Steven Levy）所言：“谷歌让网上最不起眼的东西也能被需要它们的人找到，世界正是因此而被改变。书籍也可以发生这种改变。用户毫不费力就可从网上找到独家真相、独特见解或是刺激的文章，而这些东西原本可能埋没在某个偏远图书馆的积尘书堆里。原来要花上几个月才能完成的搜索任务，现在可能一上午就搞定了。”
前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让-诺埃尔•让纳内（Jean-Noël Jeanneney）在《谷歌与普遍知识的神话》（Google and the Myth of Universal Knowledge ）一书中表示，“敌人很明确：大量的无序信息。从某个方面来讲，文明的历程，就是知识整合所激发的思考遇到的阻力逐渐减少的过程。”书籍的文本内容可以被搜索，从表面上看是大大减弱了那种阻力，但实际上是无限增强了那股力量。
虽然很多人都把这种力量的强化当作是有益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麦克雷宣称谷歌“改变世界”的同一年，谷歌首次公开书籍数字化的计划；仅仅过了一年，也就是2005年，历史学家大卫•A•贝尔（David A. Bell）就在文章“无书的未来”（The Bookless Future）里对文本搜索的“危险”进行了思考：
以这种战略性的、针对性的方式去阅读，会给人一种获得某种权利的感觉。你无需再跟随作者苦心经营的逻辑，直接搜索你想了解的部分就能得偿所愿了。你成了主人，那些已故的作家倒要靠边站。这正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在阅读时，你不应该是主人。信息不同于知识，搜索不同于阅读；毕竟，用心思考书里的逻辑才是学习的正道。
使用谷歌图书时，读者不再怀抱学习的心态，而是以消费者的心态去接触文本，他们清楚自己想找到什么，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找到，就会选择一个替代品。克里斯汀•罗森（Christine Rosen）在回应贝尔时，将这种阅读方式描述成一种新型泛读法，一种类似于“披沙沥金”的浅阅读。读者在阅读可搜索的文本时，“不会进行深入挖掘……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仅仅是筛掉表层的淤泥，攥住眼前发光的东西，然后宣称自己十分富有。”
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读书方法，让阅读过程中不可控制的变量大大减少，虽然阅读速度加快了，但成果却更加有限。这本来可以是件好事——哪有人会抱怨工作效率变高呢——但它在理解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总是被人忽视。阅读那些通过精确字词搜索得来的文本，不仅仅是阅读一篇完整文章的片段而已。（其实，除了完整文章的片段，我们何曾读过别的东西呢？）由于所有文本都被转化成数据，分类方式就会变得过于细化与严格。于是，读者被限定在预设的筛选条件里，所有书都成了参考书。这种在“读”与“找”之间人为设置的分野，导致了阅读的没落。大卫•莱维（David Levy）在2001年便发出过悲叹，“我们现在太重视信息的搜索与使用了，以至于阅读的其他同等重要的方面越来越被忽视。”
这听上去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一种保守的不满：（柏拉图在《斐德若》里告诉我们）埃及国王塔姆斯指责特修斯（即赫尔墨斯）创造了书写和数字，认为这会摧毁我们的记忆，降低我们的理解力，从那以后，人们就预言技术会让智慧衰落。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评论谷歌时指出，“在15世纪，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出现，引起了人们新一轮咬牙切齿的痛恨，”例子就是那些为印刷术的兴起感到悲痛、认为阅读将遭毒害的人。没有人比本笃会的亚伯特•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逝世于1516年）更坚定了，他在《作者礼赞》（De laude scriptorum）一书中力劝他的同行无视印刷术的诞生，坚守亲自抄写书稿的天职。特里特米乌斯强调，手稿与印刷版书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更持久也更可靠。
但特里特米乌斯说一套做一套，他在1494年印刷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传播学学者克莱•舍吉（Clay Shirky）把这视为“极富启发性的虚伪”，其内涵在于“一项职业往往会提供一种必需的或令人满意的社会功能，并控制这种功能，来看护自己的领域。”我既没打算否认数字媒体的用处，也不想控制读者的习惯，或是加入那些宣称技术会分散我们注意力的浪潮声中（虽然事实求是地讲，我的确认可这种观点）。我只是想建议，既然“书籍”是通过与手稿相比较来定义的，那么手稿的价值——作为来源，作为客体，作为符号——也可以被重新审视，它们的应用也应当随着书籍的改变而与时俱进。
此外，我眼下探讨的不是屏幕阅读本身，而是潜藏在它背后的幽灵：文本的可搜索性。通过文本搜索进行的针对性阅读，让读者省去了在上下文间跋涉思索的过程，导致读者这方面的能力大不如前，环境也不鼓励读者在这方面努力。这体现了阅读经验中的一种颠覆：图书管理员所谓的“天上掉馅饼”（serendipity）的机会没有了。数字世界里的简化阅读，是主要通过数据进行的阅读，对象是机械的可搜索文本。它以明显的方式鼓励人们对书写及书写的意义浅尝辄止，只关注表面的意义而忽视引申或隐藏的含义，用经过筛选的部分代替完整的内容，让人们习惯于接纳预设的分类系统，而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直觉得出自己的看法。对文本含义进行僵化的分类，必定会扼杀人类思维中自由和创造的部分，而正是这些自由和创造的部分，让我得以从阅读中获取智性的提升与审美的愉悦。技术可以带来更庞大、更详尽的数据集合，但它无法模仿出洞察与直觉带来的意外收获。
通过阻止意外和偶然的发生——“意外”正是手稿的一种本质——不仅网络搜索，就连数字模拟本身，也会掩盖手稿的一个重要特性，那就是作为手工制品，它不能被简化至任何单一的层面。如果只是泛泛而读，科英布拉版手稿上那醒目的缺失恐怕永远不会引起注意；它传递的信号是那样明显，但有备而来的读者却完全视而不见。我承认，科英布拉版手稿数字化的头两年，我很少用到它，更多还是靠1687年印刷版的可搜索文本。即便要参考它，我也是根据文本搜索的结果，从一处跳到另一处。直到我偶然发现第一页上的卡斯提尔语译文，并为此感到困惑，我才“看到”原先因过分留意关键词而被我忽视的那些空白区域。阅读谷歌用0和1编码而成的可搜索文本时，我不可能注意到手稿上那独特而意味深长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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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历迫使我停下脚步，反思自己工作的方法及原因。在我们这个美丽新世界，搜索功能强大，文本被转化成数据，一切都朝便捷方向发展，手稿对我来说有了新的意义，一个哪怕短短十年前都没有过的意义。手稿让我反思了数字世界的阅读中容易被人遗忘的可能性。它们提醒着我，中世纪手稿文化并非建立在信息甚至文本本身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与符号的关系上，在这段关系里，读者永远不是文本的主人。对我而言，手稿的长处是，无论数码图像多么清晰，编码程序多么完善，文本搜索多么强大，它都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悠久且更完整。它的不足之处，仅在于电子版的图标很容易从众多相似的标示中被识别，而手稿却无法凭形状或颜色被立刻辨认出来。可以说，手稿由于词语、图像和斑痕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融为一体而独一无二。正是因为这个鲜活的不确定因素，手稿成了人类认知与思想直觉观念的堡垒。而我相信，这堡垒所守护的事物，在现成信息搭建的世界里正面临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