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还帮助我更准确地理解了谷歌图书的诞生所具备而古登堡技术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个影响：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力量倒转。书籍在最初被设计成多份手稿（见证了大多数古籍的排版与字体设计），也被赋予了相同的一些被中世纪阅读环境所推崇的特质：文本里贮藏着智慧、对话中的同道以及与权威传统的神圣关联。我不相信印刷出版会让读者丧失从独有的角度研读文本的能力——无论是从精神、伦理、理性或情感层面上来讲，还是从审美角度来讲。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抱怨与特里特米乌斯因崇拜抄写而抱怨印刷术的诞生大不相同。作为批量生产的文本，印刷版书籍或许大大削减了手稿很多方面的价值，但它依然保留了那些读者必须经过有序的阅读与思索方能理解与使用的部分。印刷术像早期互联网一样促进了文本和图像的传播与复制，但它并没有提供用来“去芜存菁”的魔术子弹。现如今，书籍可以更彻底地任人摆布了——以人类语言史上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而那些珍稀的品质却荡然无存。在谷歌手里，书籍已被切成薄片，内在部分暴露在外。我相信书籍有生命危险，因为人们为获利而收割了它的五脏六腑。
与此同时我还感到，这种粗暴的对待给读者增添了更重的负担。尽管读者至少从印刷术诞生时起就抱怨书太多读不过来，但他们面对不断增加的书籍时，却从未期待过自己能掌控这些资源——甚至在21世纪初都是如此。然而到了现在，书籍忽然变得唾手可得，虽然眼睛阅读的速度不可能更快了。此外，词语堆积而成的大山更令人望而生畏了，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工具来对付它们，靠挖掘隧道来穿过它们，而不再是运用头脑去领会它们的高度。容量更大的存储相当于存储性能更好的大脑，更快的检索相当于更好的记忆力，可此二者无法产生批判性反思。我们就像患上天才症候群一样——回忆的本领远超思考的能力。我们对书籍的测定和开采，让它们变得更加庞大和不带感情色彩，更像是帕斯卡尔所恐惧的沉默而无限的空间，而非开普勒所着迷的音乐式和谐领域。
出于这些原因，我珍爱手稿比以往更甚。手稿保留了一种不可测定的东西，并让这种不可测定性成为理解和意义的前提，因此它们的“实用性”越来越低了。由于书籍的内容更容易被获取了，手稿对我的价值反而更加重要，因为手稿有用的部分无法被简化。手稿那多变而混乱的特征，它们的无序与不完美——这些体现了人性的特点，因为见证了中世纪阅读的性质，而变得甚至比过去还有价值。命运、机遇或其他不可抗力所造成的转瞬即逝、残缺不全与支离破碎，均在手稿里得以体现。我们对历史的最新普遍看法更深刻也更狭隘了，从这一新的看法出发，手稿于我有了新的展现，新的意味。
这种新的意义包含了这样一种事实：它体现了一种针对性阅读所无法企及的不可分割性。手稿不能光是用来看——你必须触摸它，感受它的气息，阅读、接受并解读它，才能真正欣赏和理解它。只要愿意与它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就可以完全欣赏它，而在这段关系中，它始终会保有一些难以理解的部分。任何复制品，包括最清晰的数字版本，都只能保留手稿真正的动态本质的一幅残像。就像深海生物被迫浮上水面，在强光与低压之下会死亡并分解一样，手稿也只在独特的条件下生存。在它熟悉的环境里，读者无法掌控一切，理解程度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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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互联网还仅仅是个迷人玩具的时候，很多人相信，它会提供以线性经验主义和有序而节制为特征的校订版（critical edition）所不具备的自由与视野。自从查尔斯•福尔哈贝（Charles Faulhaber）预测“通过电脑生产可被计算机处理的校订版，会成为当下文献学实践到21世纪文献学实践之间的关键转变”，关于数字文本编辑的文献便层出不穷，现在已有相当规模。其中最著名的，是伯纳德•塞尔吉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1989年的著作《变化的赞歌》（Éloge de la variante），这本书在最后高度称赞了数字文本：“电脑会通过可对话的多维屏幕来模拟中世纪书写那无限而令人愉悦的流动性，就好像是让读者恢复了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一样。”因为，塞尔吉里尼奇怪地相信，“电脑的铭文是有变化的。”他还声称，中世纪手稿从未也不可能以校订印刷版的形式得到完美呈现。福尔哈贝的预言成真了，数字文本已获得校勘中世纪手稿印刷版的资格。正如弗朗西斯科•斯特拉（Francesco Stella）在《数字文献学与中世纪文本》（Digital Philology and Medieval Texts）中提到的，“手稿给读者提供了多层面的意义和互动的乐趣，印刷版本让分解和重组文本无法实现，但电子版可以恢复这项功能。”
我不这么看。尼尔•波兹曼提醒我们，技术进步不是通过累计获得的，而是通过“浮士德契约”，以某些方面的牺牲作为代价换得的。在书籍可以被搜索的世界，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失衡，前者可以随意使用和虐待后者，而无需以任何形式服从后者的逻辑或限制，同时还暗中破坏了“互动的乐趣”与“多层面的意义”，以“支配”和“单一”取而代之。这样一种阅读方式，没有与文本开启一段对话（甚至一场竞赛），而是完全忽视作者的声音和抄写员的诠释，将读者的意愿凌驾于文本之上。当然，中世纪的读者也会试图以自身力量去影响文本，甚至那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约翰•达格奈斯（John Dagenais）提到过，“有时候，中世纪读者会像食腐动物搜寻肉渣一样仔细地梳理文本，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为自己所用的部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贪婪而无礼，总在做还原式的工作。”然而，中世纪读者这种还原式阅读，无论其阅读对象是文本的片断、选集还是作者自定的文本，都和可搜索文本出现之前的所有阅读方式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阅读仍属人性化的范畴，读者并无确定的优势，对文本的理解也受到各方面未知因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限制。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道，用于在线咨询的数字化手稿（比如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所使用的）是经过仔细阅读的。这话也许不错。但只有将手稿数字化的人会进行这种缓慢严谨的阅读。手稿数字化以后，就会被人以极高的速度草草掠过并利用，而且只能根据某些人安排好的分类法才能找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直是印刷版本的功能，而具有非线性、互动性、超链接结构的在线版本最大的用处，在于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校订版。在这种校订版里，版本对照和校订工具没有被更先进、更确定的事物所取代，但是使用起来更方便也更节省。这样一种校订版，是以所有校订版共同的错觉为基础运作的，这种错觉是，以为有了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就可以更加接近中世纪的原貌。数字版比印刷版更热烈地追求这些错觉，以甚至更高的效率走上了南辕北辙的道路。
正如谷歌图书不但扩大了阅读规模，还将读者变成了搜索者一样，我相信图书数字化的终极目标也不仅仅在于如实地反映纸质书的本来面目，而且要用质量更好的实物图像来取代实物本身。既然凭借文本来研究语言史的文献学（像盲目崇拜一样）创造了“对原貌的渴求”，那么数字文献学便创造出一个幻影或标志来取代原貌本身。《列王记》中对另立神像的禁戒犹在耳边，我选择盲目崇拜软弱的人性造物，而非拜倒于机器的力量之下。
科英布拉版“信仰之匕首”手稿里缺失的第三列被普遍无视，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手稿在文本环境、目的意图和不可重复的历史方面传达了那么多的信息，但是在它的数字版化身里，这些信息被幻影的强势存在所遮蔽了。当我利用闲暇的空档，在咖啡馆里舒舒服服地观看清晰的手稿图片时，我感激数字版本能让我轻易而方便地高效工作。然而，我也提防着一切因我在它面前心满意足而可能出现的危险。我需要警惕，以免自己忘记，科英布拉版手稿那缺失的第三列在明晃晃的数字图像上宛如魔镜一般，讽刺地映现了这样的事实：数字复制品无法还原真实，无法进行控制，也无法带来完全的理解——真是讽刺，数字复制品无法产生的这些影响，恰恰是拉蒙•马蒂在“信仰之匕首”这样的攻击犹太教的文章中所追求的。如果我们观察到了手稿的缺失，它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提醒我们，阅读是一种不完美也无法抵达完美的活动，它给我们的最终启示，是它自身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它体现了所有受时间限制的事情的不可预测性——历史、命运、失败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我该不该说呢？——死亡的不可预测性。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说过，“通过和书籍在一起……你会被迫接受命运的法则，并意识到你无力改变宿命……为了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同样需要学习与生死相关的事情。”然而，到了书籍可以被搜索的时代，书就成了键盘输入的饲料，和缺乏耐心的人随意搬运的材料了。现在，未遭侵犯的手稿或许最适合让我们意识到那种不可避免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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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合上笔记本，拿出一本书来读。据谷歌估算，世界上出版过129,864,880册书籍，而谷歌打算在十年内将其全部电子化。如果每本书有七万字——约150页——那么电子化之后将有大约九万亿可搜索的文字。我读了几个字便分心了，因为我注意到邻桌有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不可能超过140字的信息。Twitter平均每天要增加五亿条这样的信息。我用手机计算器估测了一下，在平均每条信息使用12个字（或者说全天使用六十亿字）的情况下，不出四年，Twitter上的文字总量就会超过有史以来出版的全部书籍的文字总和，而且这些文字都是可以搜索的。（Twitter宣称每天会收到十亿次以上的搜索请求。）
我重新读起书来。读到某句话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前面读到的另一句话。虽然我想不起来那句话的确切位置，但我的心思活跃起来，企图在这两句话之间建立联系。我产生了一种轻微的眩晕感，因为我——通过大脑内千万亿神经突触以某种未知而复杂的方式展开的思考——开始意识到文本的一种架构，但头脑却像在梦境中一般，清晰的瞬间稍纵即逝。我匆忙向前翻书，寻找理解文本更深刻内涵的这把随时可能消失的钥匙。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我来回翻动书页，却找不到我认为自己读过的那句话。机会就这样悄悄溜走了，正如它悄悄来到我头脑中一样。我的思维慢下来了。我停在正在读的那一页上，苦苦思索自己错失的良机。
我隐隐有些懊恼，便将剩下已经变凉的咖啡一饮而尽。彼时已是黄昏将尽，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落日余晖蒙上了一层通红的色彩（我开始遐想，如果说太阳系已存在约四十亿年，那么——我又计算上了——地球上的落日已出现过万亿次了，而像我一样以人类肉眼观看到的落日，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书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我的目光被书页上的一片涂鸦所吸引：一块云彩落雨在啤酒杯里，显然是另一个读者随手画上去的。我空空的胃开始叫唤了，我瞧了一眼空空的杯子，只看到杯底的残沫。我听到了自己的叹息。
突然，我产生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看到空杯子，让我想起手稿缺失的第三列，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可以学习、分析、编纂、列举、复制、模拟和崇拜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但最终引起我们沉思的，却只能是它缺失的部分。这个想法给我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感受：讽刺的是，这种缺失，这种不可被削减的未知，恰恰是细嚼慢咽式阅读所带来的最丰厚的回报，因为它最深不可测，又最为我们所熟悉。同时，它也是最真实的、最人性的、最现实的，令人惊讶而美好。
（原标题：数字时代的“信仰之匕首” ：一份内容尖刻的中世纪手稿揭示谷歌如何摧毁阅读 译：moneyd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