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科英布拉版手稿还令我思考，人类劳动创作出来的独特造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转换成编码语言的，为什么到了数字时代，我竟能通过数码图像获得近似于观看实物般的感受？它又是如何让我产生这种感受的？
我来到钟爱的咖啡馆（这里无线网速非常快），坐在我最喜爱的向阳窗边，点上一杯咖啡，一边端着发烫的水杯，一边注视着升腾的水汽逐渐消散。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硬盘容量750G，足够装下三亿份文档，上千亿文字），用谷歌搜索了三个词语。搜索结果出来后（搜索进程由一台谷歌自建服务器和全球五十余万服务器共同执行，不到一秒即可完成。这些服务器每天要处理四十亿次以上的搜索，其中就包括我的这次），我打开了第一条链接。这是葡萄牙科英布拉的一个网站，里面展示了一份未被研究过的、多国语言写就的精品手稿。
点击两下鼠标，即可看到高清图片：这是13世纪的基督教论文“Pugio fidei”（意即“信仰之匕首”）目前已知的十三件抄本或片断之一，由加泰罗尼亚多明我会修道士拉蒙•马蒂（Ramon Martí）作于1278年。这篇长文有三部分，意在依据《圣经》和《圣经》之后的经典（包括《塔木德经》、《米德拉什》、《古兰经》和一些哲学著作）来证明基督教真理。尽管论文内容尖刻而令人生厌，但也有亮点：引言部分不光有拉丁语译文，旁边还有原文对照（大部分是希伯来语，还有一些是阿拉姆语和阿拉伯语）。
和其余大多数“信仰之匕首”的手稿一样，科英布拉这份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左右制作的手稿并非全本，只有文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已丢失。不过，它又是为数不多的保留了引用原文的抄本之一。大多数手稿不是压根没有原文，就是原文部分残缺不全。大部分研究“信仰之匕首”的学者依据的是17世纪的两个版本（1651年巴黎版和1687年莱比锡版），这两个版本均由四个残本汇编而成，现已遗失。不久之前，学者开始关注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完整的手稿（可能还是作者亲自写就的）。这份手稿现存于巴黎圣日内维耶图书馆，是唯一保留了全部原文的版本。科英布拉版本在业内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目前尚未出现实质性研究。据我推测，这是因为科英布拉距离马德里和里斯本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手稿收藏中心太远了。在我的电脑屏幕上（15英寸大小，510万像素），一个窗口显示着科英布拉版手稿的图片，一个窗口显示着1687年莱比锡版的可搜索文本。谷歌图书迄今为止已扫描480种语言的3000多万本书籍，莱比锡版“信仰之匕首”便是其中之一。
科英布拉离马德里和里斯本的确有些远，但随着2009年初科英布拉图书馆将全部手稿的高清图片传至网上，供公众免费观看，让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以焕然一新之态出现于世人眼前，这段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复存在了。现在，任何一个像我一样有条件上网的人，都能立即看到这份手稿的图片，查询它的内容和作者信息，还可观赏现存的其他手稿。手稿的实体仍在科英布拉，但它的精神已不再局限于此。它已随着无数其他文档和图片闯出了一片新天地。正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谈论复制艺术品时所言，“它们已无拘无束。”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准备再版“信仰之匕首”，我今天的工作便是将科英布拉版、巴黎版和印刷版的文本内容进行对照。我的目光在几个窗口间来回移动，通过放大和缩小图片，寻找文本间的不同之处。起初我很专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很快我就分心了。我开始幻想自己坐在科英布拉图书馆里的样子。我的想象中浮现出了身披羊皮纸的动物，以及中世纪抄写员誊抄手稿的模样——手酸眼花，就着昏暗的灯光伏案劳作。我忽然意识到，相比之下自己有多么舒适——手不酸，腰不累——那些让我得以顺利工作的高效工具，开始让我感到不痛快。我暂时放下工作，转而去思索自己为何感到不快。
我电脑屏幕上的科英布拉版手稿，可以看作一个极佳的范例，引人探讨手稿在网络时代的意义。而这个问题，又让我想到两个不久之前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两个发明在阅读和书写领域所引领的巨变，丝毫不亚于铅字印刷和打印机造成的革命性变化：其一是谷歌图书、古登堡计划等网站推行的图书数字化工作，其二是通过高效的便携电子设备即可对信息进行快速全面的检索。研究科英布拉版手稿还令我思考，人类劳动创作出来的独特造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转换成编码语言的，为什么到了数字时代，我竟能通过数码图像获得近似于观看实物般的感受？它又是如何让我产生这种感受的？
虽然我像许多人一样，喜欢实体手稿而非电脑屏幕上的手稿，并为手稿日薄西山的命运感到惋惜和悲伤，但我此时想做的，不仅仅是奏上一曲挽歌来纪念印刷和手写时代的光辉岁月。我更关注的是，在最新的文本检索和移植条件下，手稿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当然，数字化和搜索功能产生的影响，有点类似于早先图像复制品的诞生，导致人们无限拔高和美化原版作品一样。我得承认，我对手稿的迷恋，就包含一点这种成分。我对手稿的感情甚至在不断加深，因为综合搜索功能已经让我和书籍的关系破裂了。这种破裂体现在我和文本原有的力量对比被彻底倒转，我们之间的互动规模也被无限扩大。它不同于书写或复制技术（包括手抄本、印刷机、摄影甚至早期互联网）发展的初期在读者间造成的关系破裂，而是一种由前所未有的力量造成的破裂：这种力量让我能够无视文本的次序、长度和可靠程度，随意从中摘取文字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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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英布拉版“信仰之匕首”没有受到学界太多关注，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对于研究“信仰之匕首”的抄写与传播的学者而言，科英布拉版手稿是有意义的；从观赏性上讲，它也算得上是同类手稿中的精品：字迹工整，大写的首字母十分醒目，还有红色与蓝色的花体字。然而，对于钻研“信仰之匕首”文本内容的学者来说，这份手稿就没什么诱人之处了。它能提供的内容，巴黎版和莱比锡版（曾于1967年推出影印版，当时我作为学生复印了一份，一直用到谷歌图书推出免费在线版）提供得更多更好。不过，科英布拉版手稿里至少有一处重要细节与其他版本不同，可所有学者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没人发现这个细节，我并不意外，因为它以缺失的形式存在：它是一片空白的部分，静静地躺在手稿的三百多页纸上。在书页上，一列是希伯来原文，一列是拉丁译文，而它们旁边的那片空白，就是缺失的第三列。
这片空白的区域本来写了什么？答案可以从开头的两页寻得。在手稿的前两页里，后面三百多页都是空白的这块地方写着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文本——“信仰之匕首”引用圣经部分的卡斯提尔语译文。第一页的引文来自《列王记上》12.28和《列王记下》17.16-20，都是关于以色列人如何“离弃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另立两个神像”的。科英布拉版手稿本来有个浪漫的计划，将所有圣经引文译成卡斯提尔语，但小试牛刀后便搁浅了。之后的上百页空白虽然是计划落空的产物，却显示了中世纪文本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保罗•祖姆托（Paul Zumthor）所谓的“根基不稳性”（fundamentally unstable），“文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不断改动。”
手稿在屏幕上看起来和在现实中看到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文部分（工整的哥特式环形手写体）十分完整，只有一些旁注或细节略显模糊。但即便如此，在电脑屏幕上呈现的数码图像，还是不能和桌上摊开的手抄本实物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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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瓦尔特•本雅明提醒我们，“艺术作品从来都是可以复制的。”电子图像除了是一种更新、更高效的复制方式外，还能是什么呢？从这个角度考虑，科英布拉版手稿的数字化，不过是增强版的复印罢了。电子化的科英布拉版手稿只是摄影复制品，而所有手稿的摄影复制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被“冰封”、转化为与原物无关的自由图像。
与图书馆不再有关，与中世纪背景不再有关，它和所有必备的环境都脱离了关系，成了一个，用伯格的话来讲，“转瞬即逝、无处不在、没有实体、谁都可以用却没有价值的免费物品。”手稿的书页是手工制作的，充当书皮材料的动物毛皮是由人猎取的，字是由人写的，笔是由人做的，墨水是由人调的，制成墨水的材料是由人采集的，而经过电子化之后，手稿变为了经编码而成的像素和光点的集合。一系列经过编码的“数位”（这个词本身也是从人身上用来数数的部位引申而来的）——无数的0和1——构成了手稿的图片，无论是图像还是图像里的物体，看上去都不像是组成它们的单位简单集合在一起就能构建出来的样子。但这二者可以互换吗？
将这种编码当作另一种形式的媒介，或许能让人以为，从本雅明的时代到今天，从平板印刷术到流媒体，其实没有本质的变化。然而正如很多人已指出的，直到1990年代后半段，特别是谷歌独家发明了网页排名算法之后，网络革命的重头戏才真正到来。在2004年的一篇评论中，哈米什•麦克雷（Hamish McRae）自信地宣称，“搜索引擎的发明，属于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人们有能力快速准确地定向检索信息之后，改变的不只是复制与通讯技术的水平，用户与信息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用户不是在数据的海洋中盲目漂浮，而是有能力掌握航船的方向与行程。这种改变是指数级别的，因为它不仅造成了可用信息的飞速膨胀，同时还让每个人都能检索到甚至改这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