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经济增长

方言与经济增长

方言与经济增长 徐现祥 刘毓芸 肖泽凯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内容提要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强调，文化是解释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力量。中国 尽管有统一的书写语言，但是发音“南腔北调”、方言众多。基于此，本文拟考察多样的方言 是否会影响知识技术的传播、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中 2113 个县及以上观测单元所使用的汉语方言，构建了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 指数，该指数基于地域而非个体，可以更干净地识别方言作为文化代理变量的影响。接着， 本文实证发现，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因素不变时，消除方言多 样性可使人均产出提高多达 30%；机制是方言多样性阻碍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最后，本文 进一步考察了可能的测量问题、内生性问题及地形、宗教等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的发 现依然稳健。 关键词：方言多样性；经济增长；文化

Dialect and Economic Growth

Abstract:Culture has become the deeper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o recent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China has vast territory and diverse dialects, which implies diverse culture. Will this affect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then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o “Chinese Dialect Dictionary”, which has reported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2113 counties and observations above county, we has constructed the index of dialect diversity for 278 prefectures and cities above prefecture and checked it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his index is based on regions rather than individuals, which can make us identity the effect of dialect as proxy of culture more clearly. We have empirically found significant effect of dialect diversity on economic. Holding others constant, totally eliminating dialect diversity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per capita by at most 30%, and the mechanism i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hese findings are robust whenwe deal with possible measure errors, endogeneity problems, and possible missing variables such as geography and religion.

Keywords: Dialect D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ulture  

一、引言

中国具有统一的汉语书写语言，但发音是“南腔北调”，颇具多样性。按照《汉语方言大 词典》(许宝华和宫田一郎，1999)的统计，中国形成了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江 淮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银兰官话、西南官话、赣语、晋语、徽语、吴语、闽语、湘 语、粤语、客话以及平话等 17 种方言和 105 种次方言。多样的方言代表了多样的文化，是 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增长文献最近的一个进展就是考察文化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Aghion and Howitt, 2009; Doepke and Zilibotti, 2014)。Aghion and Howitt (2009)把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强调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第二阶 段强调制度和结构调整，第三阶段也是目前的最新进展，认为经济增长更加根本的原因是文 化与信仰。一方面从纵向来看，文化的代际传递使得当前的经济增长受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 文化的影响(Doepke and Zilibotti，2014)；另一方面，从横向来看，区域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碰撞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壁垒也会影响当前的经济发展。现有研究更多倾向于前者，而本文 的研究则属于后者，从方言的视角来看，多样的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 中国推广普通话的实践，似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自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很重视语言融 合的工作，大力推广普通话。1949 年 10 月，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协会成立，首先进行汉语拼 音方案的研究。1952 年 2 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下设拼音方案组，在郭沫若、 吴玉章、胡愈之等人的带领下着手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 2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正 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在汉语拼音的基础上，1982 年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 入宪法。1986 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普通话的推广成 效显著，国家语委 2010 年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显示，2000 年，河北、江苏、广西三省 区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 70%以上(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项目组，2011，第 2-10 页)；但普及普 通话并没有消除方言，而是形成了普通话与方言并行使用的双语现象。国家语委 2010 年的 “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同时发现，尽管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的普通话普及率均已达 70% 以上，但是分别只有 24.5%、16.5%和 8.5%的受访者在家中使用普通话，大部分受访者小时 候最先说的语言是方言，方言仍是家庭的首要交际用语(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项目组，2011， 第 2-10 页)。 方言不仅带来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更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方言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 (Pendakur and Pendakur, 2002)，影响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进而影响信任与沟通。从现实 看，人们通常更愿意与具有共同文化喜好的人交往，因为共同文化拉近了心理距离，使得沟 通更容易。社会互动文献也强调，不同行为人在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相互影响，因 为人与人的互动影响经常产生于同一空间(群)，如居住在同一社区、具有相同的身份认同、 讲同一种的语言或方言等。这种群内互动在微观上会提高群内个体和企业的社会网络和社会 资本，进而影响其收入和流动(陆铭、张爽，2007)，在宏观上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参与人的 激励和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陆铭、李爽，2008)。 本文尝试在标准的经济增长框架内实证分析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 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报告的中国 2113 个县或县级以上观测单元所使用的具体汉语方 言，构建了中国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贡献了一个方言多样性的数据 库。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构建的方言多样性指数是以地域为观察单元，直接测度该地域上 的汉语方言种类，而不是运用这些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从而在指标度量上把语言从人力资 本中分离出来。接着，本文实证分析方言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城 市的方言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从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消 除城市中的方言多样性，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平均而言，人均产出水平最多将提高 30%左 右。最后，本文实证分析方言多样性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机制。采用 Hall and Jones(1999) 3 的策略，本文进行水平增长核算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差距主要取决于以 TFP 度量的技术水 平，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方言多样性是通过影响技术水平进而阻碍城市经济增长。 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在方言多样性指标的度量上，本文考虑了方言分类、统计口径和 权重设定等方面可能带来的测量误差。在内生性的处理上，本文利用解放前的铁路交通不便 程度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IV 估计的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发现。本文进一步控制了 地理、宗教和产权保护等因素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为了克服方言多样性受到普通话普 及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当地居民的普通话水平，以及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似程度， 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的工作属于多样性文献。Alesina(2013)认为，多样性是政治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话 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有的多样性文献一般认为，多样性是利弊 兼备。一方面，民族语言分化(ethno-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阻碍经济增长(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5)。一系列学者发现多样性通过这些渠道阻碍经济增 长：人力资本积累(Easterly and Levine, 1997)、信任(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0, 2002)、冲突 (Alesina, et al, 2012)、企业生产能力(Parrotta et al., 2012)、团队合作(Milliken and Martins, 1996)。另一方面，多样性带来互补，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Brunow et al.(2012)、Boeheim, Horvath and Maya(2012)等发现，外国工人的多样性和工人出生地的多样性，对企业的表现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Alesina, Harnoss and Ranpoport(2013)发现：出生地多样性能够显著地促 进经济增长。 本文与 Chen et al.(2013)的工作接近。Chen et al.(2013)利用移民的户籍所在地与工作地 是否属于同一汉语方言，来构造方言差异的二元变量，进而检验它对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和职 位的影响。显然，Chen et al.(2013)是从微观上考察方言的差异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而本文 从宏观上考察方言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方言指标的构建上，本文将 Chen et al.(2013)中的二元变量扩展成了多元甚至是连续的变量；同时，本文将 Chen et al.(2013)中方言差异对微观个体的负面影响，扩展到了方言多样性对宏观经济绩效的负面影 响。 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第三部是讨论方言多样性指 数的度量，第四、五、六部分实证分析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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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方言多样性指数（点击图片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