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sina et al.：文化与制度

 

原作者：Alberto Alesina & Paola Giuliano

编译：王鑫

 

这是一篇关于制度和文化的文献综述。我们好像没有推送过综述方面的文章，不过凡事总有开头并难言结束。

 

 

文化和和制度皆内生于地理、技术、种族、战争以及其它历史冲击，二者的因果联系和交互影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内容。作者用Putnam（1993）的研究说明该问题的复杂性。Putnam和他的同事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一次行政改革——中央政府建立了15个新的地方政府，但这些地方政府并未如理想中那样同时运行良好。他们发现导致这种地区差别的原因在于合作、参与度、社会互动以及信任等四个“社会资本”特征，并且这些差别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那些曾经是自由城邦的地区更容易产生合作行为和民主政治，同时其还将作为一种文化特征代代相传。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13）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论断，决定制度成败的那些社会文化特征确实和中世纪是否有自由城邦的历史密切相关。制度变量（自由城邦）影响了持久的文化变迁并进一步影响了当代意大利的地方政府。然后中世纪的自由城邦并非外生变量，那些拥有地理优势以抵御外部侵略的地区显然更可能成为自由地区。不仅如此，还有其它变量也决定了意大利地方政府的相对效率。文化和制度的关系，注定是复杂且有趣的。

 

学者们更多地的尝试从制度中剥离出文化的影响，因为制度的重要性已经被学界反复强调过了。作者提醒到，制度的识别以及将它从文化因素中剥离出来同样重要。接下来讨论的重点便是文化和制度的定义，以及其相互作用。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给予了文化不同的定义。经验研究方面，代表定义是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给出的：文化是一种惯常的信念和价值标准（values），并经由各族群、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将其不变地代代相传下去。理论研究中，文化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结果的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却可能被上一代人或某种实验所修改。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构建了一个关于信任的代际交叠模型，小孩从父母那里学到关于信任的知识，并在真实世界的经历中将原有的概念升级，然后将进化了的概念传递给后代。这一设定导致了“不信任、无贸易”和“信任、贸易”两个均衡，文章证明一个关于信任的暂时冲击会导致一个均衡永久的跳跃至另一个均衡。Grief（1994）认为文化信念是用来管控人与人的交互作用的，它不像知识需要经验发现和分析证明。过去那些支持纳什均衡的文化信念提供了一个重复社会博弈或存在多重均衡时的焦点。另一些理论研究将文化视为关于价值标准和偏好的原始现象（Akerlof、Kranton，2000），更加强调了情感在刺激人类行为方面的作用（Pinker，1997；Kaplow、Shavell，2007）。

 

目前，许多文化经济学论文都旨在构建一种文化的关联性，而很少去区分信念和价值标准，所以文化这一术语通常同时指代价值标准和信念。Alesina et al（2013）通过展示当代妇女劳动力与前工业社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强烈关联，说明了关于妇女参加劳动态度的那些价值观成分。Fogli et al（2011）和Fernandez（2013）则用信念来解释随时间而不断增长的妇女劳动参与率。

 

 

North（1990）将制度定义为“人为设计的建构人类行为的约束。是一种游戏规则”。正式规则由政治创建，非正式制度从我们所谓的文化中部分地继承。Acemoglu et al（2006）将制度理解为经由社会选择决定和实施的一种机制。他们把政治制度定义为在不同社会经济团体中分配政治权力的一种机制，并且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Greif（2006a）把制度定义为产生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社会要素的系统。这种社会要素（social factors）是人为的，非物质的能够外生地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包括：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在North那里，博弈规则不同于博弈的方式，但Grief却并不认为制度是一种特别的外生规则，他认为博弈是内生的，那些实施博弈规则的参与者的行为必须被制度解释。所以，制度是均衡而非规则。

 

上述定义的问题在于它们皆与文化的定义有较多的重合。规范、习俗即适用于制度也适用于文化。特别在Grief的定义中，制度太宽泛而很难量化。所以，为了分别测度制度和文化及其相互影响，只能将制度定义为正式制度（正式的法律系统和正式规则），将文化视作价值标准和信念。

 

 

经济学家有三种方法来测度文化：使用调查数据；控制经济和制度环境后，通过观察二代移民来剥离出文化的影响；搜集实验证据。Fernandez（2008）详述了这三种方法，不过调查数据的方法是运用得最广泛的。

 

学者们通常在国别层面来测度文化和信念，并且这些测度总是和经济效果相联系的（Knack、Keefer，1997）。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在于内生性问题（反向因果和遗失变量）。经济学家们也做了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Gorodnichenko et al(2013),Guiso et al(2009),Alesina et al.(2013)运用了工具变量方法；Tabellini（2010）和Duranton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地区水平的文化变量，运用国家固定效应捕获遗失的跨国文化差异。

 

第二种测量方法是控制住制度变量，考察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同一目的地国家的行为。这一方法有利于发现文化特征的垂直传递（长辈传递给晚辈）。文献大多以二代移民为样本，这有助于排除移民的自选择问题。该方法通常以二代移民的产出（outcome）为被解释变量，以其在原国家的产出为解释变量。回归模型展示了移民面临相同制度环境时的那种文化关联性（relevance of culture）。文化特征的持久性在二代移民的妇女劳动参与率方面被证实。Giuliano（2007）和父母同住是移民保有的一种文化特征。Luttmer and Singhal（2011）发现那些来自高福利国家的移民也更偏好再分配政策。Grosjean发现美国郡县当下的犯罪率与定居在此的苏格兰牧人有关。这些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征的持久性，它不会随人们进入新的制度环境而改变。Giavazzi et al（2014）首次将研究对象推至两代以上的移民，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中有的文化特征保存了下来有的却消失了。接下来的研究需要弄清的是，为什么一些文化特征容易保存而其它的却快速消失。

 

测量文化特征的第三种方法是实验数据法。主要做法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到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游戏中来，并考察他们的不同行为选择。Henrich et al（2001）的经典文献研究了一个小范围的社会，但问题的关键是从一个小群体博弈中导出的结果是否适应于更大范围的真实社会呢？

接下来，作者对一些重要的文化特征的测度做了详细说明。

 

 

有两种方法测度该变量：调查和实验室实验。在调查中，一般会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相信他人之类的问题。World Values Survey，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和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提供了相关的调查数据。Uslaner（2005）发现信任是一种道德观，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个体特征，不怎么依赖生活经验。在多种族共存的美国城市信任水平较低（Alesina、La Ferrara，2000，2002），人们更容易相信本国人而非外国人（Guiso et al，2009）。信任还影响了经济绩效（Knack，1997）、个体表现（Butler et al，2014）、创新（Fukuyama，1995）、金融发展、股市参与率和贸易（Guiso et al，2004，2008，2009）。在实验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组群内部更容易产生信任与合作（Eckel and Grossman，2005；Charness et al，2007；Chen and Li，2009；Chen and Chen，2010）。跨国研究也表明人们更容易相信自己的同胞（Guiso et al，2009）。

 

 

Gorodnichenko and Roland（2013）解释了个人主义盛行的原因。通过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成就，个人主义将社会地位授予获得个人成就的人。同时，这一特征将导致集体行动更加困难，因为人们只看重个人利益。集体主义显然更有利于集体行动，但却有损创新活动。为了证明个人主义有利于增长，他们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捕获这两种特征的权衡取舍。对个人主义的测度来自Hofstede（2001），他调查了IBM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雇员，发现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人成就和个体权利总是被强调，人们倾向于选择自己的联盟。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人们更倾向于成为某些终身团体和组织的成员。

 

 

Banfield（1958）和Coleman（1990）均发现基于强家庭联系的社会倾向在家庭或宗族内部实施善行，而基于弱家庭纽带的社会更容易把善行扩展到家族外部。以家庭为基础构建的社会通常较少具备普遍信任感和公民意识。Bertrand and Schoar（2010）发现拥有强家庭关系文化特征的社会中，家族企业的比例会比较高。裙带关系降低了企业的质量，并且作为管理者的家庭成员通常更加厌恶风险。

 

 

Tabellini（2008，2010）测度了普遍道德和狭义道德（limited morality）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关联性。其中，狭义的道德只存在与家庭成员之间，普遍道德则将合作行为扩展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Tabellini利用WVS的问题来度量普遍道德，这些问题包括：信任、尊重他人，服从长辈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并控制自己的生活。这里，普遍道德更像是关于信任和个人主义的某种综合。

 

 

人们如何看待成功至关重要。某些人相信成功缘于努力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成功主要来源于运气和个人关系网络。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社会的有差别的社会流动性。

 

 

Tabellini（2008）认为有限道德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非道德的家庭主义（amoral behavior）。Banfield（1958）发现道德观念仅在家庭内部适用，非道德行为在家庭外部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按照此定义，家庭纽带和有限道德将很难被区分开。同样的，普遍道德和信任也有点像同义反复（Glaeser et al,2000;Guiso et al,2006,2008），更高水平的信任总是和更多的社会资本相联系。Hofstede（2001）统计了家庭纽带、普遍道德、个人主义、信任和工作－幸运（work－luck）等文化特征的相关系数，发现大多变量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产权保护是测度正式制度的常用指标（Acemoglu et al，2001）。但Glaeser et al（2004）批评这一变量测度的是均衡的产出水平而非制度本身，例如，民主和独裁制度可能呈现同样水平的产权保护特征。其它识别正式制度的方法包括考察执行约束以及民主的内容，这些变量构建起来测度政府的质量，更一般的讲，是用来测度公共部门的运作效率。

 

三、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一）文化对制度的影响

1、历史事件对制度的影响

Fischer（1989）研究了美国的制度演化过程，他发现四个移民浪潮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信念导致了其不同殖民区域重大的法律差异。Greif（1994）比较了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前者具有集体主义特征而后者具有个体主义特征。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同的公共法律系统来维持贸易体系。Todd（1990）认为政治体系的发展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函数，而个人的价值观念通常源于他的家庭。举例来说，共产主义更容易在那些由权威家庭组成的社会中盛行，另一方面，绝对自由的家庭通常更容易产生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

2、文化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如果文化变量不给力，金融制度很难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法律虽可以强制执行金融合约，但如果缺乏信任机制，金融交易的成本将会变得非常高。Guiso et al（2004，2008）讨论了信任在金融交易中的作用。他们发现信任与人们如何投资和参与金融市场高度相关。进一步的，在宏观层面，当我们考虑文化变量后，一些金融谜题将引刃而解。例如，在那些信任度高的国家，其股市参与率也会很高。同时，国家间的双边信任体系也可以用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Guiso et al（2004）发现国家间双边信任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贸易额度的差别，但这里有个反向因果问题，双边贸易也可能加强了双边信任。其解决方法是选择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基因距离来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

3、文化对民主的影响

许多经验研究利用跨国截面数据发现民主与发展具有重要联系，但当适用面板数据后，这种关联消失了（Acemoglu et al,2008）。Gorodnichenko 和Roland（2013）构建了一个包含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民主化模型，发现基于个人主义的国家尽管面临实施集体行动的困境，但还是较集体主义国家更容易发展民主。另一片文章中，他们发现个人主义对经济增长更加关键。文化特征不仅与民主的构建相关，并且还与其功能相关。Nannicini et al（2012）发现那些社会资本更多的地区，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政治家为社会总福利负责，他们会谴责政治家单纯的追求利润或者是从特定群体那里摄取租金。

（二）制度对文化的影响

1、外生制度变迁对文化的冲击

外生制度变迁的第一个案例来自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起和消亡。Roland（2004）发现东欧国家的文化特征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而改变多少。国家的文化特征更多的是与其长期的历史相关联。Shiller et al（1992）通过苏联和东德奔溃的事实探讨了社会主义对个体价值的潜在影响。Alesina （2007）发现东西德国合并后，东德的人民更倾向支持政府行为，但东西德人民的价值偏好正在快速的收敛。第二种考察外生制度变迁的方法是研究同一国家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becker et al，2011；Grosjean，2011）。第三种是考察政治冲击如何塑造了不同的宗教信仰。Botticini and Eckstein（2005，2007）研究了犹太人的历史，发现其宗教规则要求父亲给儿子很好的教育，但这在农业社会是无法持久的，因为文化知识并不能带来更高的回报。

2、经验证据

验证制度对文化影响的另一方法来自实验经济学，即考察人们在不同制度设定下的行为差异。Henrich et al（2001）考察了15个小的前工业社会，发现市场整合度越高，合作的收益就越高。Gneezy et al（2012）研究了巴西不同渔村的信任与合作演化过程，发现其渔民的组织形式（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与其所在地理位置紧密相关。这一类的研究都显示出，那些由特殊环境（战争、经济冲击）和特殊需求（例如巴西渔民）孕育的社会准则将被人们内化为文化和信念，同时，不同的制度环境将产生出多样的社会准则。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可控实验来考察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规则下改变其文化观念的。Dal Bo et al（2010）设计了一个博弈实验来研究内生和外生政策的效果差异。他们发现当一个政策是通过民主过程产生而不是由电脑强加的时候，合作行为会提高40%。这类可控实验的缺点在于很难完全排除掉外部性问题，以一个小规模群体的互动结果去近似庞大的真实社会显示是有问题的。Dal Bo et al.（2010）也承认用此类实验结果去解释国家层面的民主过程是不合适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类方法完全失效，研究结果依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庄、公司等小规模群体的民主过程。

3、文化与市场

Bowles（1998）向我们展示了市场影响偏好的五个渠道：由环境形成的直接影响、奖励的形式、规则的演化、任务相关的学习过程和文化自身传播的间接影响。他认为在任一社会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都受到一系列规则的制约，而这些规则的配置通常又来自国家、企业和某些组织的强制命令。这些规则的不同组合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如此，这些配置规则还影响了个体发展的过程，其内容包括个性、习惯、品味、价值观等。更重要的是，一些有关人种和历史的研究结论也重申了现代经济制度对原始部落和土族文化的影响。他同时也强调了，女权主义的兴起、家庭规模的缩小、性行为的转变等现象的出现均与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息息相关。Fernandez（2013）和Fogli、Veldkamp（2011）也证实了这一论断：当只有很少的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时，相关就业信息非常稀缺，劳动参与率上升很慢。随着信息的积累，女性就业的效果开始显现，其就业率也就开始慢慢提高。

4、规则与文化

不同的价值体系将产生迥异的规则。Gruber和Hungerman（2008）研究了宗教行为（礼拜活动）如何影响规则（商场营业时间）的。许多国家最初因为宗教原因禁止商店在周末营业。当其中一些国家开始废除这一法律的时候，宗教活动的机会成本开始上升，宗教的参与率、开支和捐赠数目均有下降。然而，法律的废止并非外生事件，宗教热情的减退更有可能是导致法律废止的原因，为此，作者控制了关于国家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为证明模型的稳健型，作者选取了法律废止前的两年作为虚拟变量来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发现该变量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作者指出，如果某些遗漏变量降低了教徒的宗教参与率，那么它也将降低其它群体的宗教参与率。但实证结果显示，该法律的废除仅降低了教徒的宗教参与率而对其它人群没有影响。

Di Tella et al.（2007）通过一个随机给予土地产权的实验发现，那些获得地权的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极大地改变了。Kohn et al.（1990）的研究以来自日本、美国、波兰的男性职员为样本，研究时限长达30年。个人的职业地位将显著影响他对孩子独立意识、灵活思维以及自我引导的评估。总结一下，制度对文化影响的研究多是基于实验和历史事件的。但两类方法都需要我们警惕：实验证据很难在非实验室的地方一般化，换句话说，相同的结论或许俄需要在非常特殊的真实世界中得出。如果吹毛求疵的话，其实自然实验中对制度变迁的识别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制度往往反映了制度构建者的文化态度（具体讨论见Fisher,1989）。

（三）文化与制度的交互关系

无论是理论文献还是经验文献，最有前景的是那些通过考虑制度与文化双向关系来解释经济发展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显示文化和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将导致以多种文化与制度相互融合为特征的多重均衡。这一类研究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也或许是某个地区或者族群）分享了特定的文化理念，而这些理念又决定了特定的制度。

1、 合作与制度的共生演化

Tabellini（2008b）发展了一个关于文化和制度相互作用的正式模型，该模型包含三个要素：（1）两个潜在的文化特征（广义的道德和狭义的道德），其中一个特征更加重视合作的价值：直系亲属和宗族（代表狭义道德）成员之间的合作更容易维持，而那些拥有较少交集的人们（代表广义道德）之间的合作则较难持续。如果在囚徒困境中拒绝合作，人们将承受道德成本，即使该博弈是单期的。但这种成本会随着人们关系的疏远持续下降；（2）一种文化的垂直传播机制，父母将合作的理念灌输给孩子；（3）由多数人决议内生出的强调合作的正式制度。

合作的参与者越多，人们从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大，也就会有更多的父母向孩子灌输合作的理念。这种互补性导致了多重均衡，一个是狭义道德的均衡，另一个是广义道德的均衡。好制度增加了不合作的成本以及让更多的人参与合作。通过上面的互补机制，一个社会便可从狭义道德均衡变迁为广义道德均衡。好制度强化了广义道德，它是自我实施的。Tabellini的论文还强调了广义道德在全球化（以陌生人的经济交往为特征）中的作用。

Acemoglu和Jackson（2012）部分地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合作的准则可以快速演化，并且有时会对领导人和制度变迁做出回应。他们研究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文化、社会结构与政治行为的差异。过去的文献强调“超家庭主义”和普遍信任的缺乏使得人们无法为了公共利益而携手努力（Banfield,1958）,但Acemoglu（2012）认为这一限制并非无法打破，他们给出了意大利南部和巴西东北部的例子（参见Locke（2002））,两个地区有着相似的起始制度，特定的政治过程和“领导层”产生了信任与合作。那些鼓励更多合作的制度和政策确实影响了社会准则。当然，由特定政治过程导致的普遍信任到底是例外还是成了一般规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Bowles和Gintis（2010）运用文化演化模型来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过程。他们将文化定义成偏好和信念的集合，并且这些偏好和信念是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动物只能通过遗传和个体学习来获得信息，而人类还可以凭借社会学习来获得信息。他们运用制度来解释利他行为的演化过程。文章认为族群竞争和族群内部文化传递差别是解释人类合作行为演化的关键所在。当制度结构中的族群差别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时，习俗便产生了。习俗可以长期维持也可能因为偶然的冲击快速改变。移民迅速融入现存的制度不是因为其善于学习，而是因为这就是对环境改变的最好回应。成功的制度可以通过族群的增长而完成自我复制，基于失败制度构建的族群往往因战争、环境和其它挑战而趋于消失。该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强调了以个体为主的制度将受制于选择。例如，家庭内部的食物分享机制减弱了族群内部的生活状态差异，也就减轻了族群内部的选择压力。这种制度（食物分享）强化了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个体特征，利他行为由此而生。

2、文化与规则的共生演化

Aghion et al.（2010，2011，2013）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文化与规则相互作用的经验研究。在2010年的文章中，他们尝试解释信任和规则的共生演化过程。他们构建的模型同样包含三个要素：（1）两种文化特征：公民和非公民。人们自由选择成为公民或非公民，二者的区别在于非公民会有导致负外部性的行为，而公民不会；（2）小孩关于公民和非公民的选择会受到父母的影响；（3）有一个政策机制会约束负外部性过大的行为。规则会约束行为，但如果政府官员是非公民类型的话，他们同样会因为被收买而选择那些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当人们选择生活在公民社会，他们预期会有一个低水平的管制和腐败，因此恪守公民行为；在非公民社会，管制和腐败水平就会变得很高。该模型有两个均衡：一个是没有管制和拥有大量公民个体，另一个是大量非公民个体加上严厉的管制措施。在对理论结论的实证过程中，他们发现不仅信任和管制有负向关系，信任和对管制的需求同样存在负向联系。

在2011年的研究中，他们考察了规则与文化的关系。模型的博弈顺序如下：贸易联盟决定是否投资于工会；人们投票决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工人决定是否加入贸易联盟；工资由非联盟内工人和联盟内工人共同决定。在这一框架下，较高的最低工资制度降低了愿意与企业合作的工人的收益。即是说，缺乏合作的劳资关系增加了对最低工资制度的需求。

2013年的文章考察的是家庭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交互作用。模型包含三个要素：（1）不同的文化观念；（2）垂直的文化传递机制（父母传递给小孩）；（3）多数投票的政策机制，它允许人们选择劳动力市场管制的程度。灵活的就业市场使人们可以跨区流动，找到与其自身能力匹配的工作以及获得较好的收入。若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个模型将很有解释力。然而，在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留在家里变得非常重要。在一个不受约束的劳动力市场，本地企业相对于无法外出就业的劳动者拥有谈判优势，因此劳动者需要管制来对抗这种优势。这将产生两个均衡：一个均衡是出现拥有较高流动率和较少管制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发生于家庭纽带较弱的社会；另一个均衡则是出现一个刚性的劳动力市场，附带最低工资法和解约限制的管制措施，发生于家庭纽带较强的社会。给定以家庭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文化特征，即使劳动力市场管制带来的人均收入较低，它扔是一种更优的选择。当家庭纽带非常强劲的时候，由自由劳动力市场引起的家庭关系弱化现象可能导致个体效用水平的下降。

这一研究结论暗示着家庭纽带与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双向因果关系。一个内生的强家庭纽带文化体系更偏好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后者使得强家庭纽带变成一个更优的社会选择。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管制产生失业以及较低的均衡工资，这时家庭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保险。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那些拥有强家庭纽带的地区，撤销劳动力管制会变的如此艰难。

3、工作和再分配的文化

Alesina和Angeletos（2005）研究了涉及公平与再分配的文化和制度的交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收入来源于能力和运气，但投票者们更多地认为来源于运气的收入意味着更多的不公平。在其中一个均衡中，所得税很高，努力水平很低，由运气导致的不公平被投票者视为是一种负效应；另一均衡中，税率很低，努力水平高，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个体的努力程度。大量的文献现实显示，那些相信贫穷是由不幸造成的人更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政策。Alesina et al.（2012）指出地区间福利政策的差别是由这些地区初始文化信念的差别所导致的。想象一些地区，例如有着深厚封建制度的欧洲，初始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是由出生（贵族）导致的，而另一个社会中，例如移民国家美国，财富的初始分配更多的来源于自身的努力。由于之前并没有封建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认为这里是最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地方。

4、文化、制度与经济绩效

Doepke和Zilibotti（2008）研究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机会与偏好形势的交互关系。其观点简单而深刻。工业革命前（没有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富人依赖租金收入且更价偏好闲暇。同时，需要努力工作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两种文化观念：耐心（低的贴现率）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当工业革命开始在英国发生的时候，中产阶级的这种态度成为其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一研究的局限在于，为什么这种模式只发生在英国。

Tabellini（2008,2010）运用制度与广义道德的内在联系来解释欧洲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别。在他的研究中，八个欧洲国家因为不同的历史渊源而具有不同层次的广义道德体系。作者指出，这些国家间广义道德水平的差异是持久的。在遥远的过去，制度导致了一种广义的道德文化的发展，而这反过来又帮助培育了一个运作良好的现行制度。

Michalopoulos和Papaioannou（2013，2014）研究非洲文化和制度的相对重要性。在他们的第一篇文章中，作者着眼于前殖民时期非洲民族的空间分布，展示出历史的地方制度——特别是前殖民时期的政治集权而非国家的制度措施——可以解释经济绩效在种族间的差异。在考察经济绩效时，作者使用夜间的卫星图像光密度作为代理变量。为了排除前殖民时期的政治集权是捕捉一些其他变量遗漏的可能性，作者在民族层面控制了地理，生态，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变量。此外，他们表明，结果不依赖于文化，职业和种族差异。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论述道，那些由族群内代代相传的文化特征所影响的社会制度并不会轻易瓦解，而正是这些内在的民族和文化特征影响了非洲国家的经济绩效。作者主要的研究策略是，在非洲国家独立前夕，相邻的国家的政治边界分割了200多个民族，他们对同一民族的经济绩效做出比较，由于属于不同的国家，相同民族受到不同的国家制度约束。有了这一识别策略，便可控制住地理变量和种族文化特征变量。他们发现，国家制度的跨国差异并未系统的转化成那些被分割民族的经济绩效差别。当增加种族的固定效应后，国家制度和经济绩效的正向关系也消失了。

Engerman和Sokoloff（1997）的研究显示了地理变量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一个间接机制。不同的要素禀赋——尤其是适合用来种植糖、咖啡或水稻的土壤会表现出高市场价值和规模经济的特征——有助于创造一个小范围的精英阶层并且使奴隶制度得以扩散，这加剧了不平等并降低了投资与创新的激励。这与基于种植小规模作物（粮食和畜牧业）的社会形成了对比，后者有一个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和更好的经济表现。

Padró y Miguel, Qian和姚洋（2013）研究了决定中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社会资本与政治制度间的交互关系。作者认为，在社会资本更高、普遍信任与个体信任高度关联的村庄，选举能更有效地选举出那些能够为乡村提供更多公共品的政治家。由于村庄没有权力决定何时选举，所以选举时间成为重要的识别变量。使用DID方法，他们考察了不同村庄在选举前后的公共品供给状况。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相比于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村庄，选举对那些拥有高社会资本的村庄产生了显著影响。他们利用村庄祠堂的数据作为亲缘关系的代理变量，尝试从一般信任中区分出亲缘信任。研究发现村庄祠堂和民主运行的平稳程度负相关。

四、结论

文化和制度如何影响一国的财富积累？那些仅强调其中一个变量（文化或制度）的研究都是片面的。文化和制度是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同样的制度可能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基于不同制度类型，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演化方式。本文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包括政治和法律制度、规则和国家的福利政策等。同时也论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包括信任，家庭纽带，个人主义以及广义道德等等。最后还就二者的交互关系作了详尽的说明。未来的研究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制度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机制。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孤立的事件中来研究二者的关系。然而，文化与制度的动态交互作用是复杂且非线性的，因此线性回归方法的适应性可能会受到怀疑。

其次，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二者因果关系的传递渠道。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工具变量方法或者外生的历史冲击来区分出其中的某个因果关系。文化与制度的互补性特征增加了因果识别的难度。还需要更多的工作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互补性以及它们是如何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的。学者们需要更多关于文化演进和制度变迁的案例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文献来源：

Alberto Alesina & Paola Giuliano, 2015.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53(4), pages 898-944, December.

文中所引用的文献不一一列出，出处详见Culture and institutions原文。点击“链接”可获取论文（工作论文版本）下载链接。

转自文献自助餐 编译：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