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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还记得,去年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的外交攻势显得异常猛烈。看得出,那是为了与中国的地位保持平衡。印度政府似乎认为全世界的眼球都被“中国奇迹”迷住了,而印度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达沃斯论坛上,印度领导人声称,印度是民主国家行列中目前发展最快和最好的国家(不幸的是,印度也是民主国家当中出机场的车速最慢的,可见其糟糕的基础设施)。不错,OECD国家的成员大多数只能增长2%左右(那是因为它们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而印度过去20年实现的平均增长率是5.9%。印度的增长难道不是奇迹吗?

关于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趋势的文字讨论这些年来林林总总已不算少数。一开始,人们似乎总是会简单地把印度今天的增长归结于印度在1991年以后的自由化的改革政策。但随着对印度改革政策的深入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实在是比较牵强的看法了。一些细心的经济学家发现,印度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哈佛大学的罗德瑞克教授前不久发表长文,发现印度经济在1981年出现的增长拐点现象与私人部门的增长势头有关,而与国有部门的改革关系不大。

实际上,印度在1991年推行的自由化改革政策就其力度和执行的结果而言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以国有部门为例,因为政府和议会的党派差异,印度地属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可谓步履艰难。对国有企业进行持续的补贴比民营化当然更符合地方民主政治的利益。既然如此,谁还会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感兴趣?最近我与印度的同行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印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去年10月29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What’s to stop India and China”(什么东西能让印度和中国停下来)。文章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啊,什么东西将会阻止印度的经济增长呢?文章认为是政治。印度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经济发展之前就实现了民主的国家。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可能会在政治上导致经济停滞呢?这篇文章说到,印度民主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去推动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定为大局的情况下,印度的地方政治家们却在想着别的事儿。有文章说,在印度的硅谷,他们当地的议会讨论的不是当地的经济增长,不是如何去改造地方的基础设施,而是在无休止地讨论着如何把英文地名“班加罗尔”改成印度名“班加路路”。这也难怪,在民主体制里,政治本来就该是如此。

去年底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会议上,印度德里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迪帕克.纳亚尔教授亲口对我说,印度的增长是自然而然的。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释。作为上百年来英伦制度成功移植的结果,印度还能有不增长的道理?一些经济学家干脆把印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增长解释成所谓制度资产的“红利”。而印度最大的制度资产就是英语和资本市场。是的,如果我们把印度的制度控制住,几乎找不到解释印度增长的其它显著变量。投资、FDI、技术进步、贸易、开放政策、地理、教育等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解释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印度的经济里几乎都不出色。而以上这些东西却全部解释了中国的增长故事。  

近来一直有文章讨论印度的金融制度。《远东经济评论》前不久就有一篇文章提到,自1988年以来,在亚洲只有香港和印度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而投资于亚洲的其他资本市场的平均所得还不敌在美国银行里的存款利率。尤其是1993年以来的12年里,四个新兴亚洲资本市场(包括中国、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股市实际上已经摧毁了投资者的资本。只有在香港和印度的资本市场上获得了超过美圆存款利率的收益率。印度的资本市场的繁荣与效率是印度增长的一个缩影。我曾经说到,印度的增长是金融现象。

与印度自然而然的增长现象不同,中国的增长显然来自于“工业化”这个传统的模式。农业国的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经典题目。张培刚先生早年在哈佛求学时就在寻找适合中国工业化的模式。1949年以后,中国进行了苏联式工业化的模仿与努力,但直至70年代末,似乎并没有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一个被经济学家定义为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的现象。那是一个狂热的政治取代了经济理性的年代。

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现象,并且是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同样是工业化的模式,为什么不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而是之后才有了增长?我的看法是,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但过去20年却改变了政治的治理模式。什么是政治治理?很多人对“公司治理”很熟悉。可是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就是政治治理。我们之所以需要“治理”,大概是为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要面对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一个是要执行决策的结果。决策越复杂,越有不确定性,包含的利益冲突越多,越需要复杂的治理结构。除了这个,我们还需要治理结构来贯彻和执行决策。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印度比,相对优势是决策的结果能贯彻到底,可以执行。尤其是,当决策过程并不过于复杂时,中国体制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而印度的体制似乎是处理简单决策的昂贵制度,其长处是能够稳健地应对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多元的社会结构及其利益冲突问题,能消解利益的矛盾,但靠民主程序解决问题的时间可能过长。民主治理能解决较为复杂的决策问题,而相对劣势是执行不力。而中国政治治理的核心是执行。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时期,一般来说,决策的环境相对比较简单,因此执行力是考验一个政治体制是否可以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印度而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复杂与多样性会让印度更容易走上民主的体制,而在中国,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和长时期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变得相对简单和同质,再加上90年代后大力推行的技术型官僚队伍的建设,执行政治则更容易行得通。因此在印度,增长成了与政治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金融现象”,而在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与政府参与、政治治理和财政开支联系在一起,成了一种“财政现象”。

两国基础设施的天壤之别为我们理解中国与印度在增长与政治治理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得这么快,而印度的基础设施如此落后?事实上,印度落后的工业化和制造业状况大概可以从其糟糕的基础设施中寻找到答案。而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贸易部门的扩张均得益于在基础设施上的持续的更新速度。在印度的民主和多元政治体制下,地方基础设施的改善无疑是一个牵涉各种利益的复杂的决策过程。有消息说,由于改善基础设施的政策难以执行,印度政府无奈只能决定把机场私有化。而在中国,有意思的是,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和建设的。基础设施的改善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增长而竞争”(所谓争“政绩”)的必然结果。这反映出两国政治治理的巨大差异。

很有意思的是,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里,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往往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倒是一个例外。首先,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与政府支出比重的增长相伴随。无论沿海还是内地,地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模式,从80年代开始的持续下降至1994年之后转为持续上升。而且,由于政策可以执行,中国在向市场化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权力转移给了地方政府,产生了所谓“财政联邦制”的地区分权制度,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域外资本(包括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推动了工业化和贸易的增长。我的同事最近的一项经验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事实上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他们的这个研究证实,1994年之前二者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则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支持了我的一个观察和思路。实际上,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基于中国29个省市1987-2001年间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发现,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之后,政府的支出比重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面的影响。这表明,差不多在1994年以后,“资本形成”明显地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再回到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那篇文章。什么东西会将印度和中国的增长停下来?对于印度,是其民主政治阻碍了经济改革和未来的增长。而对于中国,已有的增长发生在一个均齐的社会结构和政治集中的框架里。持续的收入增长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未来看,价值观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异质特征必然不断显现,利益冲突的矛盾也会更多地伴随并影响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中国的政治治理的重心就需要更多地朝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方面转移。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似乎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显然对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做出了明显的回应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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