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33.5%，增速大大高于2009年中国官方设定的全社会投资增速20%的目标为20%。这个数据连同一个多月来一直倍受市场关注的上半年超过7万亿的“天量”信贷增幅以及近期股市与房市持续的“火爆”，不仅全然描述了一个中国经济V-字型的转折点的到来，更让经济学家开始担忧未来的通货膨胀的到来。
其实，一个多月来，经济学家正在对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步入V字型的复苏轨道，是否在下半年将转而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不用说，多数经济学家都对这个超过7万亿的新增贷款和资产价格的反弹态势表示担忧。这是他们判断中国即将从通缩转入通胀的基本理由。另外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经济仍将在一段时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的困扰，如果短期里解决不了这个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的问题，发生通货膨胀的概率就仍旧小于通货紧缩。
与往常一样，在中央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发生改变之前，争论还将继续。但问题是，争论的方向已经不是太明确。的确，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一旦加总到宏观（总量）上，微观层面的问题就不再容易看得明白透彻。而当下许多中国的分析家最常见的毛病是，他们在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时会不知不觉地偏离“宏观视野”。一旦抛弃宏观视野，不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宏观问题，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判断和政策导向。
举例来说，根据上半年的总量数据，在判断中国经济是否企稳回升的问题上，经济学家是有分歧的。而他们分歧的地方在于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中国经济是否从此可以进入持续上升的轨道。殊不知，这个问题的回答已不在宏观层面，因此对当前宏观的政策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并没有直接的含义。但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家的争论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却认为，政府“保增长”的巨大公共投资不可长期持续，因此维持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还不牢靠，如果没有私人部门真正的复苏，经济的止跌回暖就可能是一种幻觉。于是，不知不觉中，争论的问题最后还是变成了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长期”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未来仍需要坚持长期的结构改革，需要进一步扩大私人部门的规模，改善投资的所有制结构、提升技术升级的能力、改善收入分配等等，这些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演变和持续增长的基本模式，但却是一个与当前中国经济在遭遇外部需求震荡的条件下是否恢复和维持了足够的“总需求”没有关系的问题。
从去年下半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弄清楚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方式。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外部震荡”,它迅速减少了中国的出口，短期里使很多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债务负担、订单减少等原因不得不做出关闭、歇业、减产、转型等选择，一时间导致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因失业而不得不大规模返乡，出现“劳动力逆流动”的一幕。出口行业的危机形势很快波及到其他行业，再加上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悲观情绪的影响，通货紧缩的预期在中国很快形成和蔓延。于是，包括国内的主导产业在内的生产者开始纷纷变得保守起来，为了抵御经济下滑的风险，他们在计划上压缩了2009年的购买、生产和销售的数量。今年以来汽车行情的火爆最能反映出这个问题。由于几大汽车企业去年没能正确地预测到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态势，使得其生产和销售计划过于保守了。是他们错了。这也难怪，就连从事经济预测的职业经济学家在去年也极其悲观了，他们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值都被下调到了过去15年来的最低点，不超过7%。
我们都错了。第一，我们都高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部门基本完好无损。由于金融部门没有出现真正的危机，中国经济的制造业和其它实体部门也就不会出现相应的债务危机和破产倒闭的风浪，因此实体经济总体上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很大伤害。
第二，我们都低估了中国政府应对外部震荡的能力。当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出台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个数额是否足够以及能否对国内的需求产生有效的刺激都表示出深度的怀疑，甚至坊间一度提出要追加财政支出4万亿的方案来。我们还是错了。反思近一年来的宏观政策以及执行力度，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错了。
首先，中国是一个在重大问题上决策集权的国家，在重大的决策上没有复杂的游说环节和投票表决程序，通常不受相关利益集团的左右，一旦面对重大问题或决策，它能做到迅速及时的回应（如果不是过度回应的话）。其次，中国的主要银行都是政府控制的银行，流动性充沛。更重要的是，由于未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牵扯，与美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不需要像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经济那样不惜代价地去解救银行，只要“保增长”。最后，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稳健。赤字和债务规模均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必担心赤字规模的扩大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很大的压力。
由于多数分析人士不从宏观视野看待中国经济短期的走势，因此对上半年固定资产33.5%的投资增长率多持批评态度。在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中，上半年GDP增长了7.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6.2个百分点，其贡献率达87.6%。没有这个投资的贡献，上半年的GDP增长率要达到5%都很困难。在中国的净出口连续10个月持续同比下降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真可谓功不可没。
但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却总是被受指责？其实是因为经济学家和分析家头脑中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在作怪。在很多人看来，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之所以增长这么快，是因为政府推出了应急的公共投资计划，并且为了支持4万亿的支出方案和鼓励私人部门的设备和住宅投资，政府放松了银行信贷的约束。的确，在去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面对国内出口行业出现的紧急态势以及通货紧缩情绪的蔓延，以维持和扩大国内需求的经济刺激方案迅速推出。在这一方案下，包括水利、环境、轨道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和社会福利方面等在内的公共投资得到及时鼓励和扩大。这些投资虽然是公共投资，但它对于在短期保持旺盛的投资需求，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条件下帮助消化更多基础产业和制造业闲置的产能，维持并扩大整个经济的国内总需求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公共的投资，至少在短期有助于消除通货紧缩的担忧，保持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信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不用宏观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会转移话题，偷换概念，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评价。
其实，上半年超过7万亿的所谓天量信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股市和楼市的繁荣行情也可以解释。2009年全年5万亿的信贷计划是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悲观情绪蔓延的背景下制定的。在我看来，这个计划当然显得过于保守啦。很多事情在当时不那么看得清楚，计划完全可以错。我们为什么死守那个完全可能错了的计划呢？现在大家都拿这个计划作为标准来评判今天的信贷增长是没有道理的。今年以来的经济状况大大好于我们去年的预期，这是事实。上半年信贷的增幅基本反映了这个事实。
我们都说股市和楼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是对的。因为这两个市场总是朝前看的，而不是朝后看的。这两个市场在当前的复苏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对下半年以后中国经济走势的乐观观点。相反，CPI和PPI等这些价格指数只是反映了过去的情况，不代表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测。资产部门容易形成严重泡沫，这是为什么央行不仅需要关注价格指数，更需要关注资产价格水平变化来考虑货币政策的缘由。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多央行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包括了资产价格在内的综合的参照指数。
中国还处于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时期还没有完成之前的阶段。经验显示，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必然向资本倾斜、收入的差距可能持续扩大，投资占GDP过高的比重。但只要投资拉动了GDP的增长，就有助于经济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不断扩大基础设施的瓶颈和经济的增长后劲,最终有助于经济朝更合理的结构转变。这才是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