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的消息和负面的消息，哪一类更受欢迎？在这个世界里，由于乐观态度相对于悲观态度而言的遗传学优势，生存到今天的人类成员当中很少有人喜欢负面的甚于正面的，虽然，人类更需要的，是乐观且同时喜欢负面消息甚于正面消息的心态。与此相比，我承认我的心态很奇特，我悲观但喜欢正面消息甚于负面消息，这让我很可能属于一个最难以生存的人类的子集。
为什么负面消息的价值往往超过了正面消息呢？这需要一些关于“演化认识论”的探讨。从未知解释已知的过程，是科学知识演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在严酷生存环境内不断获得生存机会的过程。注意，演化有时“进”，有时“退”，通常我们甚至无从判断我们是正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这一点对知识论和关于统计误差的经济学尤其重要。
我喜欢波普提出的科学方法论——证伪主义（也译作“否证主义”），这一方法意味着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以“全称命题”为形式的假设，然后“小心地”寻求验证——胡适先生谓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例如，全程命题“每一只天鹅都是白的”，被检验了N次都成立，直到有一天，塔勒布在新著《黑天鹅》第一段里写道，直到有一天，人们在澳大利亚看到了黑天鹅，这一命题被证伪，在第N+1次观察中。科学知识以及人类知识，是以一系列可被证伪的全称命题形式的假设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一系列负面的（否证性的）事实接近真相的。对波普而言，这也就意味着科学的开放性和思维的批判性。
在社会科学领域，更常见的情形是同时存在许多令人信服的从而相互竞争的假设。例如，H1——当母亲教育水平上升时生育率就下降，H2——当生育控制技术普及时生育率就下降，H3——当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时生育率就下降，H4——当死亡率下降时生育率就下降，H5——当家庭规模减小时生育率就下降......更复杂的情形是假设中的被解释变量（此处是生育率）对解释变量的反作用，从而构成许多可能的循环因果链条。这类情形，构成一种复杂系统。
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表明，在包含不确定性的决策过程中，我们关于收益与损失的权衡通常是在某些心理框架（心理参照系）内进行的，并且当这些框架改变时，决策往往随之改变，即所谓“框架效应”。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框架”，是因为它们的改变不会改变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一个不是最恰当的例子是这样的：情形A，某雇主以月薪1000元长期雇佣10名工人，当他得知本地出现了许多与他的工人资历和能力相等的待业人员时，他要求这10名工人自愿减薪10%；情形B，某雇主长期雇佣10名工人，他每月支付每名工人900元工资外加100元奖金。当他得知本地出现了许多与他的工人资历和能力相等的待业人员时，他取消了受雇工人的奖金。在样本超过200个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受试者认为情形A的不公平程度不可接受，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情形B的不公平程度是可接受的。
我们的决策框架通常是长期演化形成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我们迅速计算损益。实验表明，假如这些框架改变为另外的框架，受试者们计算损益的时间将会显著延长，因为信息在改变了的框架内的可达性显著降低。换句话说，那些不采用这些框架的人，很可能早已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了。所以，我们日常行为的绝大部分都不需要有意识的理性计算。哈耶克认为，这些日常行为主要依赖于无意识的确信系统。这就是框架的作用，由它们提供的最具可达性的关于环境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形成一些无意识确信系统，由此而有“预期”——对即将发生的最可能事件的期待。
凡是违背预期的事件，从统计学角度看，就是负面的。这些负面事件否证我们头脑里长期的或无意识的确信而形成的预期，迫使我们修正自己的行为甚至迫使我们通过学习不同的权衡方式从而修正既有的决策框架。例如，若前述问卷涉及的情形A成为市场经济企业行为的通例，则长期而言，受试者或将普遍接受A所蕴含的不公平程度。
但我们天性懒惰，务求思维和行动之省力，凡违背预期的事件，我们都认为很麻烦。这一点，在官僚化的决策体系内尤其明显。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官僚化的决策体系，不喜欢负面信息，因为这会增加许多麻烦，有时是激烈的麻烦。
负面信息不让我们喜爱，却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排斥的。事实上，人类历史总是由一些负面信息推动的。假如一切信息都是正面的，那么，凡已经确立的信念就根本不可能被修正，于是社会根本不可能有所变化，历史从而是死的，它应停滞在它的开端处。
报忧远比报喜重要，因为“忧”包含的，是负面信息，它使我们紧张不安并且准备修正早已确立的信念，从而它推动历史前进，尤其是当我们所处的系统被我们称为复杂系统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