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不能停步

　　中国金融业已拖累经济发展脚步，再不能以危机为借口，叫停或推延中国初有成效的金融改革

　　全球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来讨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金融产品创新与政府金融监管的问题。但是，绝没有理由以此次危机为借口，叫停或推延正在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国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风暴有其深刻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然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
　　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长期对外贸易逆差，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中国、日本、石油生产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积累起大量美元储蓄，这些储蓄需要寻找金融资产来投资，又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以及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这些金融产品的创造，是以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土壤，危机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长周期波段的末尾，而且美国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近期不可能再有大量科技创新项目需要投资，实体经济的增长举步维艰。
　　每次金融危机，从直接或表面原因来看，是金融问题。从实质或深层原因来看，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均衡出了问题。把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尔街是不公正的。
　　从美国转到中国，这次金融危机，既有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结构非均衡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和金融改革滞后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口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势必导致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旺盛需求。而在国内，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外汇储备与银行的存贷差基本相等。
　　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健康，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只有一个答案，中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也有其他原因。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土地、能源、环境等结构性制约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投资机会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滞后。
　　金融领域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以国有经济为主，产权结构残缺，导致治理结构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同时，中国经济转轨采取双轨制渐进的方式，金融产业长期以来还充当着为低效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以维持一定时期双轨经济的均衡。“输血”功能背离了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储蓄资源的“配置”功能，结果出现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利率市场化推进步履维艰，坏账、呆账不断积累。
　　直接融资领域如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筹资”，金融资源的错配现象到处可见。
　　中国金融产业无法有效地为本国居民的巨额储蓄，在国内找到合适并有效的投资项目，原因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长期低效运行。储蓄过度使中国经济实际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中国金融产业没有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金融产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均衡”就是这样来实现的，实际上这却是全球最大的非均衡现象，金融资产的供应和创新活动，应该是在实体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才刚刚起步，金融产业还处于“婴儿期”，GDP已占到全球GDP总量6％的中国经济，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只占全球总量的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次金融风暴，也可能是中国一次难得的机遇。
　　危机过后，全球的金融资源还是要寻找出路，中国这一类实体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又没有遭到危机重创的国家，一定会成为世界金融资源集聚的地方。只要金融资源开始往中国集聚，自然会吸引金融人才在中国集聚。中国也可借危机后的反思，总结教训，建立较为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当然，把握机遇的前提是，中国金融体系必须相对坚固，运行必须较有效率。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危机过后，大量“热钱”涌入，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作短期投资操作，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巨大风险，实体经济也会受到连累，成为另一个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